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正在中国渐进实践和推广开来,量刑建议的适当性成为这一制度得以持续运行的关键要素。其中,对“明显不当”量刑建议的认定不仅引发争议,还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深入发展。对何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以及如何认定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剖析,不仅关系到弥合控审之间关于量刑问题的分歧,更关乎被追诉人诉讼利益的保障,实质上也影响着我国协商性司法的发展走向。因此,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的现实状况加以检视,探查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认定面临的困境,并对其进行反思和破解,才能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机制良性运转奠定坚实的基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实体法与程序法,认定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现状的检视也应当立足于实体和程序的双重面向。于实体面向而言,实证分析展现出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差异的不同侧面,包括审判机关倾向于高于建议刑作出量刑裁决、刑罚类型差异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以及刑罚量值的偏差程度整体较小等,并藉由裁判文书信息,进一步发掘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是量刑建议的形式、检方指控的罪名与量刑情节事实;于程序面向,实证研究通过分析一审中审判机关的适用调整程序的做法与检察机关的回应,并通过总结二审中对因未经调整程序而抗诉的裁判情况,发现了调整程序不被必然遵循现象的普遍性。对现状的关照推动对认定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深入反思。其中,不仅有着认定因素繁杂且无迹可寻的困扰,还存在量刑建议调整程序拘束力较弱的问题,整体上体现为一种结果导向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认定模式。而统一明确的量刑标准的缺乏、司法人员量刑裁量随意性较大,以及承载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认定的程序空间不足等,都从不同角度回答了现实原因。但究其深层矛盾,既有立法在“协商”和“政策实施”两种思路间的举棋不定,也有量刑建议运行机制存在着职权性和协商性两种逻辑的失调。为理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认定的行为逻辑,有必要厘清控辩审三方的界限。从保障被追诉人利益的角度,应保障其自愿选择是否做出相关供述,同时尽力发挥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实质性作用,以防止不公正的量刑合意的侵蚀。从控审关系的角度,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应当恪守各自的角色定位,量刑建议提出的建议刑也应当以其是否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做全面、适当的评价作为最终依据。想要实现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决间的良性互动,还需要优化其中的程序性因素。这一判断的前提是细化“明显不当”的实体标准仍是一项长期工程。通过加强量刑建议采纳与否的释法说理与规制量刑建议不采纳的程序等方式,使有效规范的程序对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认定机制的运行加以填充,从而实现弥合抽象的规范与具体案件之间的鸿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