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杰出的美籍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解读表现出他深厚的方法论和理论功底。因而,对邹谠研究方法的探讨和研究主题的剖析,对我们站在当下看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研究方法上,邹谠十分强调要将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立足于中国政治,充分利用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新近研究成果,邹谠提出要用“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诸问题。在本文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笔者试图借用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有效国家、民主问责和法治”这三个判断“政治现代化”的标准,从三个维度分析和评价邹谠关于中国民主转型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一个维度是邹谠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近代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求一个有效国家以克服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中国共产党抓住机遇、克服危机,建立起强大的政党国家。与之相对应,邹谠用“全能主义”而非传统的“极权主义”一词描绘了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一直存在的国家——社会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权力开始逐渐退出社会领域,国家社会关系在由“四项基本原则”和“十届三中全会”两条界限所规定的范围内左右摇摆。当下,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国家社会关系,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妥协与合作。第二个维度是邹谠对中国政治制度化问题的分析。与很多学者一样,邹谠也非常关心中国政治制度化的问题。他认为实现中国政治制度化不仅要处理好中国精英政治中非正式政治和正式政治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摒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全输全赢”的政治思维,转而寻求政治上的妥协与合作。只有稳定的制度化构建,我们才能为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三个维度是邹谠通过对政治文化的解读从而来思考中国民主转型的问题。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邹谠建议通过五对新的范畴而非之前“体与用”的关系来进行分析。此外,邹谠还探讨了建国以来形成的“群众”政治文化。群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臣民,但也还不是民主社会之下的公民;而对于实现政治现代化而言,只有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才能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构建。这其中,知识分子作为公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应该凭借其独立的品格担任重要职责,为当下中国民主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