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的巨大变局,企业所处的商业经营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变幻莫测。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东非蝗灾、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频有发生,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充满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VUCA环境成为一种市场常态。在这种“新常态”背景下,企业能否在这种不利环境中形成韧性并积极学习、改进和转型,成为企业生存乃至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在党政共管的二元体制格局下,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区别于西方的最大特色就是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嵌入公司治理这一制度在企业经营和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攀升,逐渐形成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并驾齐驱的“四主体”公司治理格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所发挥的主体作用和治理效应也日益显著,这一制度逐渐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耦合交织的国内外复杂环境变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提高到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除党组织、政府部门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责任主体,肩负着从微观层面扎实做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压舱石”和“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提升企业对党中央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促进企业紧跟政策注重韧性的提升,未雨绸缪地做好危机预防工作以降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企业的兴衰对国家经济形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韧性也是一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探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韧性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领导体制出发,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1232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党委成员占比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以长期增长和财务波动衡量企业韧性,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企业韧性的提升,代理成本在二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董事会与经理层治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长期增长,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财务波动;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韧性的提升。本文研究为我国国有企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政策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增量依据,为“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提供有力支撑,推动企业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之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治理效能。此外,在当下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下,探究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有利于企业因地制宜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注重企业韧性的培养,增强危机防御和化解能力,促进企业在动荡频发的商业环境中行稳致远,助力我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企业日常生产这一普适的时间段去考察企业的韧性表现,认为企业韧性是一种形成于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能力并构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将其视为常态化指标进行研究,提倡企业韧性的日常培养和考核;同时为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所发挥的治理效应提供新的角度,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相关政策的制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