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银行跨境业务发生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流动性和高波动性的特征,在全球经济周期和信贷危机的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受经济政策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经济政策天然地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作为连接各经济部门的关键纽带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重要金融中介,银行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的敏感性注定强于其他经济主体。银行跨境业务的本质是金融资源的跨期和跨区域配置,更加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当局纷纷试图通过出台或调整经济政策以实现调控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普遍上升,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波动加剧伴随发生。在此背景下,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跨境业务,进而如何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立足中国现状,一方面,中国内部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重大历史拐点,外部面临地缘政治摩擦和全球新冠疫情等复杂的国际局势,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经济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金融开放进程推进,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越来越显著,需要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水平。因此,致力于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既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相关理论假说,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影响的相关探讨从封闭经济拓展到开放经济。经典的“推动-拉动”因素分析框架将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划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推动因素是外部的、全球的影响因素,拉动因素是内部的影响因素,在此框架下,本文对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展开分析。进一步地,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因此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管理的空间在于不同的经济运行特征如何改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异质性。拉动因素角度,本文研究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该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影响,并探究这种影响在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和银行经营特征上的异质性;推动因素角度,本文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并探究这种影响在新兴市场对全球风险暴露程度上的异质性。本文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研究内容:第一,本文研究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该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影响,并且探究这种影响在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特征上的异质性。基于经营跨境业务的银行视角,本文使用一个包含银行、居民和非金融企业三个部门的两国开放模型,将不确定性冲击经由实物期权机制、金融摩擦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对银行经营的影响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综合分析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微观传导机制。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银行内生杠杆率约束收紧,银行债权资产规模收缩;同时,由于国内债权风险相对跨境债权升高,银行可以调整国内债权和跨境债权的相对份额,以放松杠杆率约束和减轻资产端的进一步收缩。因此,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该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变动方向取决于银行的债权资产规模收缩和债权资产结构调整的综合作用。使用1998年第1季度到2017年第4季度17个国家对75个国家的银行跨境债权双边数据和国家EPU指数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该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出减少,而银行债权资产配置结构会从国内债权向跨境债权调整,表现为银行跨境债权占总债权份额的上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该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负向影响在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特征上存在异质性,国家高利率环境或货币对美元贬值会加剧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中,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效应、处理内生性问题、控制银行业危机事件的影响、采取不同的固定效应模型设置以及将双边数据在国家层面加总,主要结论仍成立。第二,本文使用银行层面的跨境贷款双边数据,进一步确认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该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负向影响,并且探究这种负向影响在银行业监管和竞争特征以及银行经营特征上的异质性。使用1998年第1季度至2020年第3季度来自24个国家的741家银行对来自155个国家的借款公司的银行跨境贷款双边数据和国家EPU指数数据,研究贷款银行所在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跨境贷款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贷款银行所在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跨境贷款减少。控制银行业监管和竞争特征以及银行经营特征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这一结果为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负向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证据。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银行跨境贷款的负向影响在银行业监管特征和银行经营特征上存在异质性。其一,贷款银行所在国家对银行业更严格的资本充足性监管会减轻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银行跨境贷款的负向影响。其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资产规模较小、资产质量较差以及营业收入来源更多元的银行的跨境贷款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稳健性检验中,采取更严格的计量模型设定并且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主要结论仍成立。第三,本文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且探究这种影响在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风险暴露程度上的异质性。使用2001年第4季度到2020年第3季度2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数据和全球EPU指数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跨境银行总资本流入显著减少,跨境银行总资本流出也减少但是降低程度有限,从而跨境银行净资本流入显著减少。进一步地,将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按照银行业务类型进行划分,探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境银行贷款资本流动和跨境银行债券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银行总资本流入的减少是由跨境银行贷款总资本流入减少和跨境银行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共同导致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全球风险的暴露程度上存在异质性。其一,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银行持有的外国净头寸风险增加,银行对投资组合进行的动态管理会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变动。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总资本流入的减少,而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总资本流入的减少。其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样会由于持有外国净头寸而产生风险管理需求。除了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之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与银行进行衍生品交易以对冲风险,银行由此产生风险管理需求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风险管理操作,从而改变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果背负大规模的外国净负债,其与本国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会加剧新兴市场国家跨境银行债券总资本流入的减少。稳健性检验中,采取更严格的计量模型设定、处理内生性问题、控制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主要结论仍成立。本文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本文丰富了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将相关讨论从封闭经济中对消费、投资和银行贷款等的影响拓展到开放经济中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封闭经济背景下,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在银行经营特征上的异质性表现,相关研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贷款的减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银行减少贷款供给导致的”这一观点,由于银行跨境贷款的供给和需求来自不同国家,本文研究结果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来自开放经济角度的证据。第二,本文关于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银行债权资产结构跨境调整的研究,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机制提供了来自开放经济角度的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丰富了有关跨境银行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在“推动-拉动”因素分析框架下,分别考察了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缺。本文研究结果也蕴含丰富的政策启示。从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两个角度,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宏观调控方面:第一,政策当局应当尽量避免频繁出台短期刺激政策,维护经济政策环境的稳定性。第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难以避免的情形下,应当关注利率、汇率等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运行特点,避免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提供加剧其影响的经济运行环境。第三,新兴市场经济体要额外警惕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本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带来的外部冲击。随着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国风险暴露也会加剧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波动,这一未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同样值得注意。微观监管方面:第一,监管部门需要完善银行监管框架,在确定银行业最低资本充足监管要求时,可以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作为特定风险因素纳入考虑。第二,政策当局应该加强与市场主体沟通,使银行等市场主体充分了解经济政策导向,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此外,可以尝试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途径对具有不同经营特征的银行的跨境业务进行针对性指导和差异化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