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诸种诗学流派的生发和更迭速度进一步加快。此起彼伏的批评理论既给批评家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也使他们在批评中审视着各种诗学流派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英国著名批评家戴维·洛奇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从事着文学批评。在几十年的批评生涯中,他先后受过几种重要文学理论流派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批评,到20世纪70年代接触罗曼·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再到结构主义诗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对巴赫金诗学的研究,洛奇从不同角度将这些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一方面,随着文学批评观的不断深化,洛奇的文学批评渐渐发展、完善和成熟起来。另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洛奇越来越游刃有余。在对先前的批评思想不断重新审视中,他博采众长,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文学批评路径。戴维·洛奇的文学批评最初与英美“新批评”关系密切。1966年《小说的语言》是其代表性批评著作。书中,洛奇追根溯源,指出英美新批评虽然讲求文本细读,注重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但偏重诗歌而轻视小说语言现象严重。洛奇对此表示质疑,指出小说家的媒介无异于诗歌的媒介,都是语言。洛奇不但从理论上阐述了小说的媒介、批评方法和批评原则,还将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结合起来,使原本偏重于诗歌范畴的新批评理论在小说分析中得到了恰当的运用。戴维·洛奇早期的文学批评观与批评方法,在此已可见一斑。新批评给戴维·洛奇带来了启示,但未能解决批评家所遇到的所有疑惑。阅读雅各布森使洛奇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形式问题。在雅各布森的启示下,他不但延伸了隐喻和转喻“两极”理论,还提出“钟摆”理论,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思潮钟摆式变化给予鸟瞰,用“两极”理论对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作品进行解读,指出现代主义作品主要是隐喻的,反现代主义作品则偏重于转喻。作为当代兴起的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迥异的特点,其作品是一种“打破规则的艺术”,并不偏向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是“失语”状态。显然,雅各布森的诗学思想对洛奇文学批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欧洲学界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洛奇开始接受结构主义诗学思潮,为新批评呈现出某种式微迹象之后的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养分。与保守派批评家不同,洛奇预见到结构主义虽然避免不了会被后起的批评流派所取代,但却不愿闭目塞聪,而是积极地接受了这一诗学,在批评实践中尝试运用。与前期批评思想不同,洛奇有选择地将结构主义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小说批评分析中,又不完全受其主宰,试着与其“并行”,这使得结构主义在洛奇那里成了一种更富有“弹性”的诗学思想。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洛奇的文学批评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发展。继结构主义之后,巴赫金诗学传至英国。虽然巴赫金诗学进入英国时已近20世纪80年代,晚于欧洲大陆近十年,但这一“新”理论却在批评家的争辩和“对话”下展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活力。洛奇积极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狂欢化”诗学,对比分析了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等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学文本,尝试此前未曾接触的批评方法。与以往的批评相比,洛奇运用巴赫金诗学的文学批评更显独特性,他不拘一格的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是一位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巴赫金诗学的“姗姗”到来,丰富和完善了洛奇的批评思想,使其更趋成熟。无疑,上述诗学对戴维·洛奇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洛奇的文学批评并不缺乏严整性和独立性。脱离高头讲章,用意趣盎然的语言写成的《小说的艺术》1992年问世,体现了洛奇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和重视。洛奇所持的文学批评观、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涵盖的文学史知识令人大开眼界。他不再用晦涩枯燥的学术语言阐述小说艺术的魅力,平实而生动的解读俨然使洛奇成了一位公众批评家。此外,洛奇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细致入微的梳理,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对二者内在联系的深度分析,展示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动态、共生的态势,使读者了解到洛奇有的放矢的批评论述根植于其创作实践。时至今日,批评家洛奇可谓著述等身,其文学批评历程有着诸多启示意义。“文本细读”虽有一定的局限,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奠定了洛奇的批评基础。在诸多后起的诗学思潮中,洛奇不盲目排斥,在积极的运用中审视所接触的理论。在反思和探索中,洛奇最终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方法。透过洛奇的文学批评历程,不但可以了解20世纪下半叶不同时期西方主流文学理论基本走向,也可以看到,批评家是如何在这些理论影响下从事着批评活动。戴维·洛奇身上显露出优秀批评家的素质:在交替更迭的文学思潮中,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适时接受新的思想,在不断反思和审视中丰富自身的批评观,最终走出了别具一格的批评之路。研究洛奇的文学批评,将推动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为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及治学思路等提供富有启示性的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