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语是语言的精髓，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它来源于特定的社会形态，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保有重要的交际功能。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外学术界应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对习语的性质、范围、形态、语义和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究。进入新世纪后，对习语的人文性探索也逐渐成为一个焦点，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更是引起翻译界的浓厚兴趣和普遍关注。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业界学者的重视，翻译活动也逐渐跨出传统意义上的字面对应的藩篱，转向以语言文化比较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翻译。就习语翻译而言，因其内嵌的文化底蕴，直译字面含义在很多情况下都会造成信息传递的缺失，因此，如何阐释和表达其文化内涵是决定习语翻译是否确切而适当的关键。然而，传统的学者们对习语所做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语言层面上，对习语的译介更多的是脱离语境和文化的字典翻译，这一方面容易导致外语学习者对习语理解上的偏差和运用上的失误，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解决译者在处理具体文本时遇到的困难。基于对习语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汉语和西班牙语习语文化内涵的比较，初步地探究文化因素对习语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本文首先辩证了语言，文化和翻译的关系，表明现代翻译理论对文化因素的深切关照，并指出“文化转向”概念的提出使得翻译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文化翻译上。其次，本文对习语的概念作出了界定和阐述，鉴于中西习语比较和翻译研究层面上的诸多空白，本文从生态环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最后，依照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A·奈达（EugeneA. Nida）的“动态对等”(equivalencia dinámica)理论，总结了西汉习语在语言上的四种不同程度的对等，判定在译入语中寻求语言层面的对等具有很大的不可操作性。基于此，提出习语翻译应该寻求“等效对等”。从文化视角对习语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始终将文化差异纳入视野范围，采用必要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期达到预定的翻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