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将自由竞争的市场视为“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认为通过分工与交换可以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配置，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对市场的过度强调导致其忽视了资源的组织过程，忽略了生产经营、组织交换、管理决策的重要性，没有重视企业家在微观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正如德鲁克所言，这些研究致力于经济变量均衡点的寻找，忽略了经济实践中均衡点的实现过程。实质上，经济发展循环的启动过程，以及社会进步的升级过程都离不开企业家。直到创新经济学的出现，熊彼特提出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企业家才把这种新组合引入到原有的生产体系中，解释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循环性。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内因。经济发展源于创新，源于企业家功能的正常发挥。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企业家社会财富分配功能以来，针对企业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新经济社会学派从历史演化的纵向视角，暗示了企业家精神与时俱进的特征。当前，立足长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从创富向创新的转型，弘扬新时期企业家精神并关注新时期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才能推动可持续创业的实现，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
　　劳动经济学对劳动者素质的研究形成了人力资本理论体系，但传统人力资本相关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或迁移对劳动者素质的影响，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教育、培训等认知能力指标不能完全反应劳动者素质。赫克曼发现除了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也是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传统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已经难以有效解释创新创业实践中的人才涌现问题。新人力资本理论，重新发现和审视了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和价值，成为解释当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主要任务，而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核心。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现，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因此，从新人力资本出发，了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要素，进而追根溯源，分析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强调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特别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正如威廉姆森所说：研究视角的改变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在此基础上，经济社会学进一步将经济现象的分析根植于社会结构。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学家过分强调个人对社会价值的服从，将个人“过分社会化”；经济学家则过分强调个人与社会的隔离，将个人“过分原子”化。企业间交易规范不仅仅遵循市场交易准则，还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企业经营活动归根结底还需要具体的劳动者实现，企业经营过程根植于社会网络，企业家活动根植于社会制度。按照非认知能力的观点，家庭作为遵循社会规范的独立开放单元，成为了影响个人思维意识和行为规范的起点。而按照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社会化经营，企业根植于社会。基于此，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双重根植于“家庭”和“社会”。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方面建构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模型，前向探索原生家庭支持作用，后向分析社会资本的影响，以此从历史层面解析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动态轨迹，进而为企业家精神培育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
　　近年来，原生家庭支持受到了较多关注，其对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已不容忽视，甚至成为个人未来行为的有效预测工具。原生家庭支持是否能够促进新人力资本的增长，进而提升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进一步，脱离原生家庭后的社会嵌入过程中，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原生家庭支持、新人力资本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理论模型，辅之于社会资本的情境效应研究，进而寻求提升企业家精神的有效途径。结合已有相关文献以及对企业家的长期跟踪调查，本文建构了新人力资本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培育模型，通过理论规范分析与实证检验分析相结合、大样本数据和深度访谈相补充的方法探讨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理以及培育路径，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理论层面构建了企业家精神生成的环境要素，从微观家庭环境与宏观社会环境出发，界定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双重环境嵌套范畴。以此构建了原生家庭支持对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理论模型，打开原生家庭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关系的暗箱。本文进一步考察社会嵌入的情境作用，研究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据此，本文构建了理论研究框架。
　　其次，依托理论推演，界定能够准确揭示企业家精神、新人力资本、原生家庭支持以及社会资本的变量，并据此形成研究的构念，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相关变量的开发，从信度与效度出发，形成了理论研究的量表。并结合相关议题的实地访谈与问卷调研，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以及逐层回归分析，检验本文提出的系列假设。研究发现，控制了年龄、性别、学历三个变量的影响后，原生家庭支持、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企业家精神培育均具有正向影响。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原生家庭支持和企业家精神培育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其中，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更强。社会资本在认知能力与企业家精神和非认知能力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中均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来看，认知资本和关系资本在认知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关系中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结构资本在认知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在非认知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关系中均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认知资本在非认知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再次，本文基于创业实践多样性，遵循殊途同归的假设，进一步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多重并发现象，构建了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结果变量，原生家庭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支持）、社会资本（认知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新人力资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作为条件表的模糊集函数，实证分析企业家精神培育的路径构型，以此检验企业家精神培育情境差异的理论根源。研究发现存在五个充分性条件组合能够提升企业家精神，研究表明不同的前因要素组合能够得到同一结果。研究还发现在原生家庭强大支持下，增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稳固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的情形下可有效提升企业家精神，并识别出非认知能力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核心要素。同时，本文发现的五条路径的要素组合均可提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应该依据不同路径进行权变决策。
　　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进行了补充调查，对研究结论进行了合理解释，并从原生家庭支持、社会资本以及匹配效应出发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对策建议。
　　本文首次以新人力资本理论审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过程，从微观企业家层面完善了经济正向循环启动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回溯企业家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家庭”和“社会”双重嵌入的作用机制，以原生家庭和社会资本双视角分析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理与提升路径，为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以及引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