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下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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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余年,非国有企业吸纳农业劳动力,推动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使我国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8%提高到2019年的60.6%。但我国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仍存在较大生产率差距,且相对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农业劳动力比重偏高,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仍需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化,但非国有企业出现了用工难、劳动者积极性不高、质量意识与工匠精神缺乏,生产的产品粗糙、质量低,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高质量发展下,如何持续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成为亟需思考与解决的现实问题。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核心问题。经典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未考虑劳动质量因素,通过压低工资、增加利润吸纳更多数量劳动力的方式,造成了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发展,有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本文综合了劳动质量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提出高质量劳动概念并界定了高质量劳动的内涵,试图通过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微观基础——非国有企业,激励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提供高质量劳动,持续推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在高质量发展下研究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首先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程进行测度,纵向分析了不同时期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状况、横向比较了东中西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差异,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尤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行了国际比较。其次,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提出高质量劳动概念并分析其内涵,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将高质量劳动概念引入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分析,构建了非国有企业“总体报酬激励—转移劳动力提供高质量劳动—企业盈利增加—吸纳更多农业劳动力”的高质量发展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之后,为了对模型进行检验,基于扎根理论方法,通过访谈与文本分析,开发并验证了转移劳动力高质量劳动量表以及中国情境下以激励转移劳动力高质量劳动为目标的总体报酬量表。此外,根据开发的量表与问卷调查回收的1577份个
  体问卷、基于不同企业特征与个体特征比较分析了现阶段转移劳动力高质量劳动现状与总体报酬要素偏好现状,并基于多元回归、倾向得分匹配、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个体层次总体报酬对高质量劳动的激励作用。最后,还基于主观评价的164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系统性估计、以及结构方程嵌套模型比较与路径分析等方法,以及基于客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在企业和社会层次实证检验了高质量发展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式。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仍需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推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持续转化。纵向看我国仍具有较强的二元经济刚性,横向比较发现三大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并未趋同;劳动弹性与边际生产力比较发现,农业与非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差异巨大、区域间劳动边际生产力差距较大;国际比较表明,相对于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农业部门配置了过多的劳动力。测度比较结果表明,仍需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来推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持续转化。鉴于当前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转移难度加大、转移成本提高的事实,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契机,今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应是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并举,需注重通过乡镇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提供产业支撑,切实注重提高转移劳动力素质、以高质量劳动支撑二元经济结构持续转化。
  (2)在高质量发展下应综合主客观劳动质量来理解高质量劳动内涵,需要在承认客观劳动要素质量与劳动结果质量差异前提下,着重强调劳动者,尤其是一般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主观能动性。强调劳动者主体地位,为劳动赋予新的含义,意味着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持续改善与自我提升,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强调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拥有想要做好的意愿与持续做好的追求,并在这一意愿与追求下表现出高效率行为与高质量产出。
  (3)转移农业劳动力高质量劳动包括敬业奉献、精益求精、创新进取、产出卓越等4个维度。现阶段农民工精益求精程度较高、但创新进取情况较差,一线农民工高质量劳动水平亟需进一步提升,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劳动质量。
  (4)中国情境下以激励转移农业劳动力提供高质量劳动为目标的总体报酬包含工资与绩效、福利、发展与职业机会、工作内容、企业吸引力、领导与团队等6个维度,其中前3个是美国薪酬协会第二代总体报酬模型中包含的维度,后3个是情境化了的维度。中国情境下转移农业劳动力对领导与团队、企业吸引力、工作内容等非物质报酬要素有着较高需求。
  (5)通过总体报酬能够激励转移农业劳动力高质量劳动,应注重通过领导与团队、企业吸引力这两个报酬要素来激发员工高质量劳动的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还应注重对高能力员工高质量劳动主观意愿的引导。
  (6)高质量发展下“非国有企业总体报酬激励—员工提供高质量劳动—企业盈利增加—吸纳更多农业劳动力”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式得到验证。即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载体——非国有企业为其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对其有价值的、最能激励其提供高质量劳动的总体报酬要素,能够激发劳动者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使其提供高质量劳动,既以更高的效率生产更多高品质产出,也在工作中敬业奉献、精益求精、创新进取;这样激励劳动者提供了高质量劳动的企业,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时间会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仍然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销售,同时,还由于生产的使用价值质量高而更受市场欢迎,因而企业会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再投资,扩大企业规模或创造新的部门,吸纳更多农业劳动力;同时盈利增加的企业更倾向于或更愿意实施总体报酬管理,并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劳动的实现与企业盈利的增加,也即形成总体报酬与盈利的良性互动。如此,便可在在劳动者、企业与社会合作共赢下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持续转化。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与实现的创新包括:
  (1)将高质量劳动纳入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分析框架,构建的高质量发展下“非国有企业总体报酬激励—员工提供高质量劳动—企业盈利增加—吸纳更多农业劳动力”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式,强调了劳动质量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重要作用,弥补了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中对劳动质量关注不足的缺陷,是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道路的有益探索。与前期研究(杨俊青、陈虹,2017)[1]相比,本文的推进之处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本文高质量劳动内涵与外延较劳动生产率都更为广泛、且更强调质量因素、更能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劳动包括了劳动过程与劳动结果的质量方面,劳动结果的高质量又体现为产出的高效率与高质量,二者相比,劳动生产率只是高质量劳动客观结果中的一个方面。第二,本文的总体报酬是中国情境下以激励转移农业劳动力高质量劳动为目的的总体报酬,要素内容经访谈、调研、量表开发与检验得到,而不是直接沿用美国薪酬协会总体报酬模型,其所包含的范围与要素更具针对性;第三,模型中加入了盈利对总体报酬的影响,考察了总体报酬与盈利的良性循环互动,而不仅仅考虑变量间单向传导关系,是更贴近现实的有益探索。
  (2)明确提出高质量劳动概念,并开发了转移农业劳动力高质量劳动量表。高质量劳动概念综合了主客观劳动质量因素,强调了一般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主观能动性,强调劳动者的自我成长与实现,而不仅仅是客观的劳动要素投入;强调了劳动过程与劳动结果的统一,弥补了重效率、轻质量,重产出、轻过程的不足。量表的开发为定量分析劳动问题提供了实用工具,使后续实证研究成为可能。
  (3)基于中国文化情境,聚焦于转移农业劳动力这一特定群体以及高质量劳动这一具体目标,构建了中国情境下以激励转移农业劳动力高质量劳动为目标的总体报酬量表,深化了对总体报酬构成的理解,增加了总体报酬模型的适用性。
  (4)在研究理念与视角上,坚持劳动者、企业与社会的合作共赢,将微观企业“人本管理”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联结,使宏观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高质量发展建立在坚实的微观企业管理与发展基础之上。
  (5)在对现实的判断上,计算要素的弹性与边际生产力,发掘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潜力,提出将构建的模式运用于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促进乡镇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与异地转移并行的转移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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