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儒学的发展呈现出诸多面向,“政治儒学”是其中一支。“政治儒学”理论与康有为思想研究相结合,产生了“新康有为主义”。因此“新康有为主义”是在“政治儒学”理论范畴下展开的,着重研究康有为的政教制度改革和经学思想,号称“突破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思想前提和理论格局”,（1）鼓吹构建所谓的儒家式的现代中国历史叙事结构,和以康有为为现代新儒学开端的新道统说。“新康有为主义”违背史实,奉承康有为为当代社会的立法者,号召“回到康有为”,学统上“以康有为平分古今,由清返汉重振经学”,构建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政制建设上建立以儒家文化价值为核心的文教制度,构建儒教文明核心国家。“政治儒学”理论的提出和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发展,是“新康有为主义”产生的思想源泉,因而“新康有为主义”极为崇拜康有为和重视政制建构。首先,辩护称康有为是坚守以夏化夷立场的,并由此提出回到康有为的问题意识,以儒家文化为本体进行制度建设;其次,通过对康有为的政教建设主张和实践的分析,辩解到康有为所倡孔教的实质是教化之教,进而主张应效仿康有为,在当今建立文教制度和儒教文明核心国家;最后,分析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并以此为视角,批判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提出了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学复兴路向,并力主经学与政治相关联。“新康有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对制度建设的关怀,其离经叛道之处在于,提出了所谓的以康有为为现代立法者的叙事结构,和以康有为为现代儒学开端的儒学发展“二期说”。作为当今儒学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思想流派之一,因其过于离经叛道,“新康有为主义”引起了许多争议。首先,作为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激进派,“新康有为主义”不仅遭受到自由主义的批判,同属保守主义的很多学者,也不满于“新康有为主义”将儒学与政治再度挂钩的勾画。其次,在儒教问题上,“新康有为主义”回护康有为的孔教论,并将其塑造为教化之义,并由此提出在当今文教制度中落实儒家教化,使儒学参与到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中。最后,在“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争中,“新康有为主义”站在“政治儒学”的立场上,参与了这场思想大论争,并在论争中,明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暴露了存在的问题。如在道统的争执中,双方的道统论都存在缺漏;在对“五四”的态度上,“新康有为主义”主义存在否定一切的片面倾向;在普世价值的论争中,“新康有为主义”对西方价值的排斥和传统文化的捍卫,更像是原教旨主义,而且也没有提出本土普世价值的具体内核;在对内圣与外王的追求中,“新康有为主义”明显偏向于“外王”理想,而内圣外王兼具才是真正的儒学,偏执任何一方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作为儒学研究者,“新康有为主义”具有复兴儒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由于其是站在“政治儒学”的立场上的,因而也具有现实主义关怀、忧患意识和实践精神。但是其提出的现代儒学的发展方案,只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设想,在现阶段是不合时宜的、不具备可实现的条件;其提出的建设文教制度和儒教文明核心国家的目标,也具有特殊化儒学的倾向,可能会使儒学的发展陷入宗派之争。其所构建的新叙事结构,声称是为了回归救亡建国的近代史主题,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思想的发展史,思索今后的发展道路。但是在对现实和现代革命史的反思中,存在违反政治建设进程、违反革命史实的倾向;在对启蒙的反思上,号称是追求增强共识、相向而行,实际上却更多地是对启蒙和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在现代道路的反思中,也存在违反史实、牵强附会的问题。“新康有为主义”对经学的推崇和“政治儒学”外王理想的追求,注定了其只能成为现代儒学发展中的心学、理学、经学等诸多进向中的一支,而无法代表儒学复兴的方向,儒学的复兴应该遵循儒学自身的脉络和逻辑,心学、理学、经学共同发展,建立更包容的经典体系,避免窄化和切割儒学。同时需要理论架构和实践建设相结合,因为儒学兼具内圣修养与外王理想。重建儒学体系时应具有更高的格局和更加开阔的眼界,应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和未来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不应该将儒学从天下关怀退缩到民族与国族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