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全球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倡导企业加强ESG信息披露,将ESG考虑到投资决策流程之中,逐渐成为市场和投资者的共识。与此同时,在碳中和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来到ESG投资的风口之上,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成立时间相对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来说较短,市场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还尚未完善,因此ESG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本文通过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ESG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并根据经济学、金融学有关理论探究企业ESG评价与股票超额收益之间的关系,并借助媒体关注度这一调节变量探究了媒体关注对ESG评价与股票超额收益之间的调节作用同时利用企业行业属性、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企业内部控制程度等企业特征做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并针对新冠疫情事件考察了ESG抵御风险的能力。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一系列假设:企业ESG评价与股票超额收益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媒体关注因素在二者的关系之中起到线性或非线性的调节作用;考虑企业异质性,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程度低的企业ESG对股票超额收益的正向作用更显著;ESG评价越高的上市公司在新冠疫情事件窗口内股票价格跌幅越小。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以2015-2020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ESG评价与股票超额收益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来看,ESG评价对股票超额收益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控制内生性、进行若干种稳健性检验之后这种正相关关系依然显著。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来看,媒体关注不存在显著的线性调节作用,但是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其次,在异质性分析中,非污染企业、内部控制程度较低的企业ESG评价对股票超额收益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分析新冠疫情事件的影响时,本文研究表明ESG评价较高的组抵御负面外部事件冲击的能力更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了三点政策建议:首先,监管部门应尽快确立“强制披露+自下而上”的监管模式,可以顺应“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从环境责任披露入手,逐步建立ESG监管政策体系。同时,交易所出台完整的信息披露细则以帮助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其他政府部门开放有关ESG信息的数据库帮助投资者更好的判断企业的ESG表现。其次,发展兼顾国际准则和中国特色的权威ESG评级机构,提升ESG评级对国内市场的适配性,同时充实学术和业界研究,为ESG发展提供坚实的研究支持。最后,政府可以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社保、养老保险等政策性资金的ESG投资要求作为引导,从而起到积极带头作用,提升ESG理念的传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