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闻名遐迩的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代表、意识流叙事的先驱和“天启式的美学家”。《达洛维夫人》乃伍尔夫最杰出的意识流小说之一,国内外学者从女性主义、雌雄同体、精神分析、叙事技巧、后殖民主义和城市写作等批判视角,开展了广泛深入研究,但对文本中的声音景观（音景）及听觉叙事鲜有系统论及,由此构成了本研究的选题缘起。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反视觉中心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喧嚣浪潮中,原本作为物理术语的“声音”（sound）逐渐超越其学科边界,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批评术语。加拿大学者默里·谢弗功不可没,他将“声音”和“景观”（landscape）有机结合,从声音生态学的角度诠释了人类、生存环境与声音之间的辩证关系,创建了系统化的“音景”（soundscape）研究模型——作为听觉事件的音景不仅包含基调声音、信号声音和声音标记三层级,还将沉默纳入其研究视域,其核心观念与《达洛维夫人》言语的有声性及意识流体的无声性如出一辙,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支撑。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聚焦《达洛维夫人》音景的时间维度,探索大本钟映照下的城市音景和伯顿记忆中的乡村音景,探究城市文明进程中伦敦人的乡村情结。第二章转入《达洛维夫人》音景的空间性议题,对比内部家庭音景和室外工业音景的悖论修辞,剖析工业革命和电汽时代声音技术对英国民族听觉感知的影响和改变。第三章解析《达洛维夫人》两性失语的无声音景及其深刻寓意,论及克拉丽莎内心独白中的男权主义蔑视和疯癫塞普蒂莫斯对阶级压迫的无声抵制。研究发现,《达洛维夫人》的音景乃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新月异的英国声学技术和听觉文化的艺术显现。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中不仅拓展了听觉感知的镜像表达维度,也体现了作者现代性语境下对英国声音景观的探索与再创造。《达洛维夫人》的听觉叙事不仅展现了伦敦蔚为壮观的社会音景,还传达出伍尔夫对听觉主体感知和听觉客体变迁的关切,揭示了工业革命对英国民族听觉感知的重大影响和男女失语的深层原因,和谐社会愿景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