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已逾40年,得益于所推行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一大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着越发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贸易的实质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形势和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某些环节的生产者,全球化生产网络带来的中间品贸易也占据着越发重要的地位,贸易额不断攀升。中国进出口具有“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这一特征,在急剧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中间品进口的大幅增长。然而,中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有效提高其所处的世界制造业生产价值链低端地位。加工贸易使得中国承担着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任务,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及跨国公司对产业和资源的垄断,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也面临着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早期粗放型生产方式来了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依赖高能耗和高排放,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可见在此背景下,厘清环境治理和中间品进口、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则逐渐成为当下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环境规制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出口技术复杂度则是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与此有关的视角或学科交叉研究目前仍然较少。环境规制和中间品进口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影响吗?这种影响会存在环境规制与中间品的交互作用吗?而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从环境规制和中间品进口这两种重要角度出发,考察环境规制、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对于中国当下推动外贸转型、提升出口竞争力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具有新意,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视角创新。学者们在考察环境规制与出口的关系时,目前仍旧侧重于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出口多样性或出口二元边际等出口数量层面的影响,而有关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等质量方面的研究目前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此外,在环境规制的出竞争力效应的研究中,现有文献在环境规制指标的测算中多是以一种综合指标来度量的,但事实上从规制工具类型的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可进一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市场激励型规制和自愿参与型规制等三类,加之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背后的理论机制是不尽相同的。针对鲜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现有理论进行有益延伸,系统考察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此外,立足于贸易自由化的现实背景,本文进一步将中间品进口因素纳入到环境规制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研究框架,深入考察命令控制型规制、市场激励型规制和自愿参与型规制与中间品进口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第二,技术创新。针对现有文献中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测试中以出口总额为测算基础这一不足,本文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测算上引入贸易增加值概念、基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视角改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做法更加符合当前中国外贸实际。同时,针对部分文献所惯用的线性计量模型构建做法进行改进,引入核心变量二次项以进一步捕捉变量关系背后潜在的非线性特征。本文研究的框架共分为如下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对研究所处背景进行详细介绍。第二章为文献梳理与述评,通过对环境规制、中间品进口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等相关文献研究进展和不足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从而为研究创新提供依据。第三章为指标构建、数据说明与特征性事实,在对数据库进口必要处理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相关指标的构建进行有益改进和测算,并对各指标的变动特征进行描述。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为环境规制、中间品进口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相应待检假设后进行实证检验。第七章为结论与启示。对前文研究结论进行梳理后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方面。基准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U型非单调性特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处于抑制区间;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倒U型非单调性特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处于促进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贸易方式异质性上,命令控制型规制对混合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U型非单调性影响,并处于抑制区间;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具有倒U型非单调性特征,并处于促进区间;自愿参与型规制对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具有倒U型非单调性特征,并处于促进区间。在企业所在地异质性上,命令控制型规制对东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U型特征的非单调性影响,并处于抑制区间;市场激励型规制对东部和中西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仅具有单调性的促进影响;自愿参与型规制对东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单调性促进影响。在企业所有制异质性上,命令控制型规制对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U型特征的非单调性影响,处于抑制区间;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倒U型非单调性影响,并处于促进区间;自愿参与型规制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具有倒U型非单调性特征,并处于促进区间。在企业规模异质性上,命令控制型规制和自愿参与型规制对大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U型影响,处于抑制区间;市场激励型规制对中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倒U型影响,处于促进区间。在企业政府补贴异质性上,命令控制型规制对非补贴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U型影响,处于抑制区间;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规制对非补贴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倒U型影响,处于促进区间。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通过企业基础性创新和企业实用性创新等中介渠道显著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市场激励型规制通过企业基础性创新、企业实用性创新和企业外观设计性创新等中介渠道显著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自愿参与型规制通过企业基础性创新和企业实用性创新等中介渠道显著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二,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方面。基准分析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U型非线性特征,处于非线性影响的抑制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企业贸易方式异质性上,除混合贸易企业外,中间品进口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中间品进口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处于抑制区间,而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处于促进区间。在企业所在地异质性上,中西部企业和东部企业中间品进口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U型特征的非线性影响,均处于抑制区间。在企业所有制异质性上,中间品进口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U型特征的非线性影响,中间品进口对内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处于抑制区间,而对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处于促进区间。在企业规模和政府补贴异质性上,中间品进口对不同规模类型和是否享有政府补贴企业均存在U型影响且处于抑制区间。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实用性创新是中间品进口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唯一中介渠道,而基础性创新和外观设计性创新等渠道并未在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第三,环境规制与中间品进口交互作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方面。基准分析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规制与中间品进口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U型特征的非线性影响,并均处于抑制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企业贸易方式异质性上,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企业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存在U型非线性特征,并处于抑制区间;混合贸易企业样本不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具有线性的抑制效应。在企业所在地异质性上,中西部企业和东部企业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存在U型非线性特征,并处于抑制区间。在企业所有制异质性上,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存在U型非线性特征,并处于抑制区间。在企业规模异质性上,不同规模类型企业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U型影响,并处于抑制区间。在企业政府补贴异质性上,企业是否享受政府补贴,其交互作用均具有U型影响,并处于抑制区间。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与中间品进口交互作用通过企业基础性创新和企业实用性创新等中介渠道显著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市场激励型规制与中间品进口交互作用通过企业基础性创新、企业实用性创新和企业外观设计性创新等中介渠道显著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自愿参与型规制与中间品进口交互作用通过企业基础性创新和企业实用性创新等中介渠道显著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