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举措。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到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再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建议中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实现,都与商事制度关系密切。例如,就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扫除影响国内资源顺畅流通的各类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促进国内商事活动与国际商事活动对标接轨,提升吸引外资质量,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因此,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意义重大。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商事制度改革的大幕,我国商事制度改革已经走过八年历程,在这过程中,我国的营商环境得到持续优化,企业创新与企业活力得到持续激发,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业态发展,扩大了就业,增加了政府税收,其效果显著。但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解决了诸多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但也产生和暴露出更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是我国政府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又是广大市场主体的积极诉求,因此,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关于制度产生、成长、成熟、衰竭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史演变动力的源泉。同时,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新制度产生的过程,而这个制度产生的目的并不在于否定或改变旧制度,而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社会进步。因此,“有效”的制度变迁指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无效”的制度变迁则指一种本来有效的制度被无效的制度所替代。商事制度改革过程,就是商事制度变迁过程,其目的就在于对现有的商事制度安排或结构进行调整,使其更加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按照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观点,发生制度变迁至少涉及四个方面:制度变迁的主体,即哪个群体推动了制度改变;制度变迁的动力,即为什么要推动制度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式,即如何推动制度改变;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即要对制度改变后的效果如何做出评判。因此,研究制度变迁理论,可以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方式和效率评价四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分析。本文对商事制度改革的分析,正是基于商事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方式和效率评价四个维度进行。文章首先从以上四个维度对我国商事制度改革进行了分析研究,判定我国商事制度改革的主体是国家,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其他外在因素的变化,方式是以和平的、改良的方式为主,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商事制度改革成果进行了分析,搭建了我国商事制度改革的四维度分析框架。其次,从主体、动力、方式和效率评价四个维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从主体来看,存在商事法律不健全、行政性垄断突出和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的问题;从动力来看,存在新型市场垄断显现、要素价格市场化配置低效和市场准入限制过多的问题;从方式来看,主要为特殊既得利益群体阻碍和旧体制引发的实际操作困难的问题;从效率评价来看,主要为国际商事评价内在缺陷和我国商事评价体系缺乏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文章在借鉴国外商事制度的成功经验后,再次从主体、动力、方式和效率评价四个维度分别提出了对策建议:在主体方面,提出加快推进商事通则立法、依法破除行政垄断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建议;在动力方面,提出强化公平竞争防止市场垄断、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和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放宽准入限制的建议;在方式方面,提出通过立法保障以国家力量推动改革和以点带面逐步深化改革的建议;在效率评价方面,提出积极参与国际商事评价规则制定和建设有我国特色的商事评价体系的建议。文章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对商事制度改革的分析,跳出制度变迁理论的传统分析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构建以主体、动力、方式和效率评价为主的四维度分析法,是一次大胆的方法论创新探索;第二,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理论上更符合其内涵,而商事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的一项具体制度,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则是对该理论一次创新性应用探索;第三,当前我国学者对商事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商事登记制度领域,对商事制度的其他领域研究明显不足,本文立足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对商事制度改革涉及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一定的积极探索,本身就是一次创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