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元结构体制下,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大,却由于其缺乏应有的权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处于一种社会“夹心层”的境地,被双重边缘化。一方面,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能适应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抛弃”了农村；另一方面,由于隔阂与歧视,新生代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时时承受着一种城乡落差的压力,游走在城乡的边缘,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里人。其父辈所遭遇到的就业歧视、工资拖欠、保障残缺、子女入学难、政治参与渠道逼仄等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同样存在。本文通过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异同,对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边缘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访谈资料及其他学者的调查资料,作者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边缘化的现状,并探索了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成因,认为新旧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制度性排斥、缺乏正式有效的利益表达组织、农民工自身经济地位和文化素质的影响、依法维权的障碍等因素,是促成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成因。而对自身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乡土认同的困惑则使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双重边缘化”倾向,其结果便是边缘化问题的出现。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本文意在呈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引发的城乡融合的社会问题,以及这种隐患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提出要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安居乐业,消解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除了通过加快制度创新、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加强农民工文化教育、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和破除依法维权的障碍等对策,关键在于建设好乡村,实现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增强乡村社会的吸引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就地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