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处理者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了打开个人信息矿藏的钥匙,开启了个人信息成为生产资源的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我国将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进行市场化配置的进程加快,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挖掘程度加深,给信息主体带来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减损的双重风险。信息主体是个人信息的创造者,理应享有个人信息私法权益,法律需要为权利人实现个人信息私法权益提供保护。因此,明确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范围,发现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现实问题,从理论革新角度完善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制度,研究对权利人提供全面的个人信息私法救济路径实有必要。本文除引言外,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界定。将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界定为信息主体通过法律规定实现在数据挖掘环境下的个人信息控制,获得个人信息挖掘价值,并实现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从数据挖掘处理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入手,对比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与一般情形下个人信息私法保护,析出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范围的广泛性、义务主体的多元性和客体的不确定性,为数据挖掘中对个人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私法保护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之人格利益保护。以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属性为切入点,重点分析数据挖掘技术下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表现形式,强调数字人格应是信息主体的真实映射,个人信息挖掘应保障信息主体人格自由发展。从信息主体对数字人格的不可感知性入手,剖析个人信息挖掘营造“信息茧房”对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无形影响。在此基础上,解析统一立法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的优劣,结合我国个人信息私法保护形势和法律传统,释明我国选择统一立法模式的合理性。在对比我国和德国、美国在个人信息私法保护制度的差异后,指出我国应融合不同立法模式下的具体制度,继续强化独立人格利益保护制度和个人信息自决制度建设以适应个人信息挖掘发展。第三部分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之财产利益保护。以个人信息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为着眼点,指出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的保护客体是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从个人信息直接商业价值和间接商业价值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意义切入,指出数据挖掘技术是个人信息成为信息资源的必要工具,对个人信息塑造商业活动环境有重要影响。分析我国以人格利益为核心的财产利益保护模式,结合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财产利益脱离人格利益存在的现实,指出个人信息财产利益一元保护模式无法全面保护个人信息财产利益。在分析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的实现方式后,阐明在知情同意规则下数据挖掘者告知义务履行不当的问题,提出了信息主体实现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的判断标准。第四部分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完善建议。分析我国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保护现状,指出我国数据挖掘中个人信息私法保护存在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单一、人格利益损害认定难、财产利益依附人格利益保护、滥用知情同意规则的问题,结合数据挖掘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现有私法制度,以扩大解释为基础,提出构建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二元体系、损害扩大化解释、独立保护个人信息财产利益、明确知情同意规则说明范围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