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高能量社会”,人类创造了日益舒适的现代生活。然而,与此同时,这也制造了大量与能源相关的环境灾难。作为人类最早大规模利用的化石能源,在中国,煤炭生产与使用引发的问题尤为突出,采煤沉陷即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处在高能量社会中的济宁地区而言,这种灾难被不断的制造出来,并呈现加速恶化的趋势。如何理解这种不断被制造出来的环境灾难?对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予以阐述。而通过对济宁市的分析,也能够以此弥补国内社会学界能源问题研究较为匮乏的状况,并与国外的灾难、风险研究对话。首先,采煤沉陷灾难的制造与高能量社会的时代背景以及当下的政治经济生产体制密切相关。处在高能量社会之中的中国,其社会运转严重依赖煤炭的大量使用,进而制造了日趋恶化的采煤沉陷灾难。当下的政治经济体制加速了济宁乃至中国的状况。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民族主义一跃成为民族主义的统治话语,寻求经济增长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识。而在“屈辱”中与工业世界不断接触的中国,也自清末以来形成了“发展”的话语。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更是促进了该话语在中国的扩展。进而,对于寻求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煤炭优先“便成为一项政治议题,这表现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济宁地区所隶属的山东省,新世纪之后的能源短缺也致使煤炭开采成为它的重要政治议程。由于当地煤炭资源与居民区复合的特点,“解放煤炭”成为推动煤炭开采的话语。对于能源相对充裕的济宁而言,采煤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诱使其不断推进其境内的煤炭开采。在这些政治经济合力之下,采煤沉陷灾难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其次,当前社会对采煤沉陷灾难实行的是控制灾难范围的应对策略。借助当前政治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些灾难被安置于边缘地区,由此维续了高能量社会中心地区的运转。在济宁地区,控制采煤沉陷灾难分布范围的策略主要表现为开采与乡村地区复合的煤炭资源。藉由这种灾难控制策略,济宁市的中心地区得到维续,当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运转也得到保障。第三,在当前的压煤搬迁救助体制下,济宁市的采煤沉陷区成为重灾区。然而这种灾难救助体制非但没有缓解当地居民所受到的影响,反却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害,进一步制造了灾难。在薛村,煤炭所带来的利益致使当地政府急迫推动村庄拆迁,而匮乏的后续救助措施则使得薛村居民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在西村,救助体制的不透明状况致使村庄内部矛盾重重。救助体制不完善、不透明的状况引发了村民针对公共权力机构的抗争行为。然而,公共权力机构采用的各种瓦解策略消解了村民的抗争,这些抗争未能取得居民期望的结果。第四,压煤搬迁的救助体制进一步瓦解了这些村庄。这首先表现为,在“推动城镇化、拉动内需”的话语下,压煤搬迁村庄的乡村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而转向以“货币”满足各种生活所需的城镇生活。然而,对于村民来说,他们也由此需要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对这种压力,企业与公共权力机构却并未提供有效地救助措施,村民仅能自谋出路。除此之外,当前的救助体制还与经济、权力、年龄等因素复合,由此造成村庄分化。在经济方面,这表现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社会交往中,村民之间的交往减少,村庄中权力群体的联系却日益紧密;而在家庭方面,村庄中的老年人与自己的子女联系骤减,甚至“老无所依”。回顾济宁市的采煤沉陷灾难,该个案具有如下两点重要意义:一、当前众多能源方面的灾难与高能量社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却使得这些灾难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对比阿巴拉契亚等区域的遭遇,可以发现济宁市的遭遇更多的源于政治权力的影响;二、对于国外关于自然灾难与技术灾难的争议以及技术灾难概念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需要以“可控灾难”的概念进行替代。此外,与灾难相关的风险也并非如同吉登斯、贝克所言,是均衡分布的,如同采煤沉陷灾难的分配,风险的分配也与权力、经济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