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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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指出,中国将加速推动产业结构变革,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地位刻不容缓。目前,中国企业在GVC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实际价值获取偏低。探索GVC分工地位的升级路径是中国在GVC分工中获取更多价值、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GVC分工地位的提升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分析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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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指出,中国将加速推动产业结构变革,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地位刻不容缓。目前,中国企业在GVC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实际价值获取偏低。探索GVC分工地位的升级路径是中国在GVC分工中获取更多价值、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GVC分工地位的提升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分析FDI流入量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未将FDI来源国多样性考虑在内。来源国作为FDI重要特征之一,其对中国提升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值得深究。因此,本文将FDI来源国多样性与中国GVC分工地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拓展提升GVC分工地位的研究框架,同时也为政府制定外商引资政策提供参考,为中国各行业提升GVC分工地位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采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FDI来源国多样性与中国各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关系展开如下探究。首先,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指出FDI来源国多样性会正向影响GVC分工地位,同时阐述国有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其次,本文对FDI来源国多样性与GVC分工地位的定义和测度方式进行介绍,并以中国行业层面数据为样本展示了两者的特征事实,初步印证理论机制中提出的结论。最后,本文综合运用2005—2014年《中国外资企业名录》、WIOD数据库、UIBE GVC Indicators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等匹配而来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FDI来源国多样性对中国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来源国多样性对中国GVC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可信度。机制检验表明:国有化程度减轻FDI来源国多样性对GVC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自由度增强FDI来源国多样性对GVC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分位数回归表明:当GVC分工地位较低时,FDI来源国多样性对GVC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强。分行业回归结果表明:FDI来源国多样性对提升制造业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提升服务业GVC分工地位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制造业进一步细分回归结果表明,FDI来源国多样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FDI来源国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FDI来源国多样性对中国GVC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发展中国家FDI来源国多样性对中国GVC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滞后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来源国多样性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滞后期为一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理论上首次分析了FDI来源国多样性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第二,使用中国行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FDI来源国多样性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国有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的调节作用;第三,区分了FDI来源国多样性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异以及FDI来源国多样性的国别差异对提升中国GVC分工地位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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