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美国安然、世通等公司先后发生财务舞弊丑闻,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为了改善这一情况,美国国会和政府于2002年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其中404条款要求公司管理层应当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有效性出具评价报告,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和评价并出具审计意见。随后,在2004年,第2号审计准则(AS2)出台以推进404条款的实施。此后,大量文献研究表明该制度导致公司的审计成本大幅增长,尤其是规模较小、业务复杂度较低的公司,其实施难度更大。PCAOB的调查报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其在2007年推出第5号审计准则(AS5)以代替第2号审计准则,且重新制定了风险导向的内控审计基础及相应的程序要求,期望减少公司的审计成本,尤其是为规模较小、业务复杂度较低的公司减少负担。此后,相应的文献研究发现AS5推出后,上市公司的审计成本较AS2时期有所降低,但与政策制定者期待不同的是,规模较小、业务复杂度较低的公司,其受益似乎并不大。相比而言,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出现较晚。首个关于内部控制的规范文件于2008年出台,即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其中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报告,并可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才开始将内部控制审计强制推行。根据之后系列的通知与公告,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将在主板上市公司中分类分批实施,具体地,2011-2014年先后被要求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分别为：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中央及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且“于2011年12月31日公司总市值在50亿以上,同时2009年至2011年平均净利润在3000万元以上的公司”；其他主板上市公司。由于我国内控规范体系建立较晚,且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推行时间不长,对于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引起的审计成本变动,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执行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将成为一项较为普遍的审计业务,因此,对其所需的审计费用研究也将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课题。同时,利用制度背景下的事实数据可以验证制度带来的成本效应,并为相关制度的制定提供依据。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成果,并对“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审核”等做了界定与区分,并在委托代理理论、“深口袋”理念及市场供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选用2010-2012年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在Simunic审计定价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大样本的档案式研究,分析内部控制审计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以及不同特征公司在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的变化差异。另外,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控制自选择偏差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实证结果与文章主体部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内部控制审计与审计费用及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对不同特征公司的审计费用影响的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并概括文章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此部分主要包括该题目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并介绍了文章的主要研究方法、内容框架,最后阐明本文的主要贡献。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此部分介绍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及内部控制审计与审计费用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前者主要从公司特征、事务所特征、契约特征及制度特征等四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后者主要从国内外两个角度展开。第三章为理论分析部分。此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如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的联系与区别、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审核的区别。接着从委托代理理论、“深口袋理论”及市场供求理论三个层面分析内部控制审计及相关制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第四章为实证研究设计部分。此部分根据第三章的理论及相应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接着基于Simunic审计定价模型,介绍本文的研究模型、对相应的变量进行定义,并介绍了文章的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标准。第五章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部分。此部分对于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列示实证回归结果并进行简要介绍。最后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控制自选择偏差问题两个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得出的结论与文章主体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第六章为研究结论及启示部分。此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依此提出了改进内控审计费用披露要求、规范内控缺陷披露要求及加强内控审计业务培训等建议。最后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局限及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公司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会导致审计费用增加,该结论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相对于未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执行内控审计的公司在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增幅较大。这说明虽然都是“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出台,规范了内部控制审计流程与步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2010年的内部控制审计依据标准不统一、流程模糊等现象,同时也使得审计师的工作量增加,从而导致审计费用的增高。(3)在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推出后(即2011年及以后),同样是执行内控审计,但其中按分类分批的标准强制执行的公司,其审计费用高于自愿执行的公司。(4)若公司存在内控缺陷,其审计费用较高。但相对于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在强制性内控审计制度推出后审计费用增幅较小。该结论与假设不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基于风险导向的审计程序,加上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相对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当被审计单位在上一年度披露出内控缺陷后,审计师在随后年度进行内控审计时,可以更为直接、迅速地掌握被审计单位内控失效或是存在缺陷的高风险领域,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实施风险评估与内控测试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内控审计的效率、降低审计成本,相应地,审计师会收取较低的审计费用。这与张宜霞(2011)的结论有一定的相似处,其称之为“极反效应”。(5)若公司业务复杂度较高,则其审计费用也较高。但业务复杂度高或低的公司特征对强制性内控审计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变化的影响不显著,即业务复杂度不同的公司在强制性内控审计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变化差异不大。(6)若公司聘用“四大”、“十大”审计,则其审计费用较高。且相对于聘用非“四大”进行内控审计,聘用“四大”进行内控审计的公司在强制性内控审计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的增幅较小。本文同时验证了“十大”与非“十大”在强制性内控审计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变化的差异,其结果不显著。表明“十大”与非“十大”在内控审计方面的差异并不像“四大”与非“四大”那样明显。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采用我国资本市场的事实数据研究了是否进行内部控制审计、是否存在内控缺陷、业务复杂度高低、是否聘用大所审计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还扩展研究了在强制性内控审计的背景下,强制或是自愿执行内控审计的公司其审计费用的差异。同时深入研究了不同特征的公司在强制性内控审计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变化的差异。这大大丰富了国内在内部控制审计与审计费用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二,通过研究不同特征的公司在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推出前后,审计费用变化的差异,以研究《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相关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成本效应,此大样本的档案式研究结论可以为内控审计制度的推行和发展提供一定的证据支撑；第三,为内部控制审计定价提供理论支持。基于本文的结论,提出相关的建议：第一,在内控审计业务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出台相关规定,如不同审计业务的费用是否应单独披露等,以规范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披露。这同时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规范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要求,如是否应公开认定标准,是否规定相应的定性或定量的评价方法等,以规范实践中内控缺陷的披露情况,有利于更好地研究内控缺陷,同时有助于投资者更恰当地做出投资决策；第三,加强内部控制审计的培训,使得内资所审计工作人员对内控审计业务的操作流程及重点、难点更加熟悉,以提高内控审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