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银行业在维持金融秩序、调节宏观经济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银行治理问题一直是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随着政府逐渐加强监督与管控，我国银行治理机制的运行已得到明显改善，但诸如道德风险、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然突出。由于我国特有的政企人才双向流动制度，使得处于政府控制下的银行高管兼具行政官员与职业经理人的双重身份，可以参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由此形成了对银行高管的特殊激励形式——政治晋升激励。限薪令的干预与反腐倡廉的新形势削弱了对银行高管的薪酬激励，导致银行高管转向追求以行政级别晋升为基础的政治晋升激励，政治晋升提高了银行高管的政治地位，并且为其附加了相应的权力与名誉，该隐性激励形式弥补了对银行高管薪酬激励的不足，且影响了银行高管的决策与管理行为。银行业经营与业务的特殊性导致其盈余管理的方式相对隐蔽，在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下，银行高管有充足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改善银行绩效以实现政治晋升的目的。
　　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锦标赛理论的视角出发，选取2011-2018年处于政府控制下的23家沪深两市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对银行高管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证实，对银行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强度越大，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则越高。在区分了银行性质与竞争度后，本文发现，相比全国性银行与竞争度较高的银行，地方性银行与竞争度较低的银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银行盈余管理的影响更显著。由此可见，对银行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会对银行的长期存续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本文对银行高管政治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从激励的角度丰富了银行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治激励的负面效应提供了佐证，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兼具二重身份的银行高管做出决策行为的逻辑，进而为提高银行治理能力提供了人资方面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