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人短线交易归入制度是为防范内幕交易行为而构建,该制度从设立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世界各国立法者对其所抱持的态度大相径庭,在学界也饱受争议。究其根源,短线交易从性质到要件都不同于传统的证券欺诈行为,对其处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较为薄弱。作为规制短线交易主要手段的归入制度,在创设伊始,就经历了激烈的论争,最终在立法与司法中均排除了惩罚性的立场。但在制度本土化的过程中,该制度因行政处罚规则而染上了鲜明的惩罚色彩,内部人短线交易行为也由此陷入被禁绝的境地。制度所牵涉的公平、效率价值也由此面临更激烈的冲突。对短线交易归入制度的诟病不局限于个别国家,这表明该制度的基础确实有待商榷。从规制思路来看,短线交易归入制度以严苛的规定“吓阻”内幕交易,以在所不问的态度处理复杂交易行为的做法只能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不应延续到渐趋成熟的现代证券市场中。粗略而机械的认定加之严苛的法律后果,使这项制度与现有的证券市场规制思路格格不入,引发的问题与质疑远多于其解决的。源自该制度基础正当性的薄弱,立法者与学者都无法对该制度的目的做出断言,是否应具有惩罚性这一最基础的问题仍未被明确。其收益的计算方式也受此累,长久未能有明晰之标准。此外,该制度将收益归入公司的做法同样有所失当,无论是基于内幕交易的危害或是投资者信任丧失的视角,公司均未因短线交易行为受到损害,该收益归入公司缺乏基础。制度的构建必然立足于其所承载的价值,思路与逻辑层面的症结,并非技术层面的简单调整所能化解。从防范内幕交易与维持交易自由的均衡、保障市场效率与稳固市场信任的均衡、追求公司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均衡三种价值衡量出发,对现行的短线交易规制思路进行剖析实为必要。分析表明短线交易禁令加归入的模式具有限制内部人交易自由,降低市场效率等固有弊端,并且在防范内幕交易、稳固市场信任方面其虽然具有一定效果,但要实现该目的,现有的禁令模式既不充分,也非必要。在社会利益与公司利益的衡量上,收益归入公司同样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与制度所期待维护的价值并不一致。应对短线交易的思路应当从传统的封堵禁绝转向以信息披露制度为基础的疏导规制。在解禁思维下,传统的制度模式同样需要重构与再造。其一,建立内部人短线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以信息披露替代禁止规定,以披露责任替代交易罚则。其二,制定内部人短线交易收益斩断规则。确立综合收益斩断规则的同时明确实际收益计算方式。其三,引导归入收益流向投资者保护用途。在长期规划上,调整公司归入收益去向,在短期内则可采用限制公司归入收益用途的方式加以过度。其四,构建内部人短线交易常态管理机制。解禁模式虽然解决了一些传统模式所难以应对的问题,但也使短线交易成为一种常态行为。故而构筑常态利益收缴模式,并建立常态关注监督机制同样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