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价值到生存根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美学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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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是西方音乐艺术百花齐放的世纪,而音乐美学领域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传统的音乐美学历史研究,主要从十九世纪音乐美学各主要思想流派之间交锋与对立的角度来对这一时期加以考察。但这还不足以概括十九世纪音乐美学演进历程内含的逻辑。这诸多思想流派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为音乐自在而独立的对象价值提供一种解答。
  通过对西方音乐文化历史形态的考察,会意识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中,音乐都缺少一种艺术门类应有的自由与独立。一方面,音乐的自由价值长期依附于它与声音形式之外的各种元素之间的结合。除此之外,音乐家也始终未能争取到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随着十九世纪初期器乐艺术的蓬勃发展,“绝对音乐理念”逐渐被建构起来;与此同时,公共空间的繁荣也使得音乐家摆脱了对宗教与世俗贵族的人身依附,转变为自由的社会艺术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音乐才取得了作为一种自在而纯粹的审美对象的独立,而这引发了对建立一种从音乐本体出发的美学理论的追求。也就是说,十九世纪是西方音乐美学奠基的世纪,音乐美学在这一时期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身研究对象价值的追问。
  十九世纪西方音乐美学的各主要思想流派之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它们共同完成了对哲学与美学思辨之中一个新的自在而独立的对象的建构。“情感论”音乐美学建立了艺术品表意性与作者主体性之间的关联,而形式主义“自律论”音乐美学则确认了音乐作为乐音的运动,在这一自律的形式中自在之美。这两种音乐美学理论从内容与形式这两个存在的基本范畴角度阐述了音乐本有的审美价值。而在此基础上,一些音乐家与思想家开始试图将音乐的对象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瓦格纳早期的音乐美学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的。
  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将音乐直接与形而上的世界本质——“意志”联系在一起,并被视作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瓦格纳后期的理论著述和创作实践与叔本华的音乐美学与生存伦理学思想渐趋一致,而尼采则超越了叔本华的悲观与消极,在音乐当中追求激昂的生命力。尽管这三位思想家各自具体的音乐美学观念在一脉相承之中又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但总的来说,他们共同开创了一种新的音乐美学范式,它不再以现实的或心灵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音乐,而是从形而上的本质主义视角、从人类生存的方法论视角看待音乐。十九世纪音乐美学对音乐的自我建构,也在此从追问本质转向了追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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