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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始,有关文、道的讨论就已经开始。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论家的哲学智慧和理想追求,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本文以英语世界为研究范围,以唐宋重要文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周敦颐、程颐、朱熹等对文道关系的讨论为出发点,探讨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情况。不同时期的文人对文道关系有不同的论述,本文将紧紧围绕上述文人集中讨论文道关系的重点文章,探究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然而,西方现有的专门讨论唐宋文道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研究中并非是译介者讨论的中心和关注的重点,也并未被西方学者作为专门的文论问题进行研究。英语译介者仅仅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变迁、历史发展、社会思潮等内容时侧面涉及到唐宋文道关系,仅将其作为某一思想的例证进行片段性译介,所以英语世界中专门以唐宋文道关系论为讨论中心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略显不足。
本文通过挖掘英语世界阐述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成果,列举分析讨论文道关系的英文文献,进而对比不同英译本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翻译与阐释,说明英语译介的特点及其与国内研究的差异,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情况,主要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造成这些特点与差异的原因,发掘唐宋文道关系对英语文论的影响,肯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对话交流和互鉴创新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而且也利于中西文论在交流互鉴中为当代文艺批评和创作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概述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情况。按照时间顺序,本章梳理了二十世纪以后有代表性的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英译学术成果。英语世界学者对于唐宋文道关系论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二十世纪中叶,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较为简略,基本是以简单的、引用性的译介为主。七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往往以唐宋某一人物为研究讨论的中心,联系其文学理论主张讨论唐宋文道关系。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角度更为丰富。二十一世纪之后,英语世界对宋代理学家的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给予了较多关注,有关文道关系的讨论大多在文本中穿插进行。另外,一些学者的相关论文中也散见有对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讨论。
第二章分析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通过对英语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英译本中对韩愈“文”“道”及两者关系的不同翻译内容。虽然韩愈在《争臣论》明确提出的“修辞以明道”没有在英语世界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目前英语世界对“文”的翻译主要有以下三种:“wen”、“literature”、“writing”。韩愈虽然明确提出了“修辞以明道”的主张,但是对所明之“道”更详细的阐释是在《原道》一文中,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英译者对《原道》的译介,可以发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英译本中未能得到准确充分地译介和说明。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借助片段性译介内容可以把握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探讨柳宗元“文以明道”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本章通过考察英译本对柳宗元“文”的译介,进一步明确柳宗元“文”的内涵。英译者也注意到韩愈之文与柳州之文的不同,柳州之文的范围更加广泛,英译本中也大多将柳州之“文”译为“literature”。在立足儒家之道的基础上,英译本进一步对柳宗元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给予了关注,强调实践行为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讨论英译本对柳宗元“文以明道”的阐释。英语世界中对“文以明道”的研究较为丰富,大多数英语学者在译介时采用了相似的译介形式“literature illumines the tao”。
第四章考察欧阳修“道胜文至”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这一思想在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一文中被明确提出。英译者认为欧阳氏之文并非是形式之文,而是与道结合在一起的。英译者指出欧阳氏之道也并非“弃百事”而不顾,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本章通过展现英语世界对欧阳氏之文与欧阳氏之道的译介,探究欧阳修对文道关系的看法,挖掘“道胜文至”在英语译介中的特点。英语学者对欧阳修反对的形式之文进行了说明,注意到欧阳修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认为“道胜文至”的提出与欧阳修的政治主张有关。
第五章聚焦英译者对宋代理学家文道关系的译介情况。本章以周敦颐、程颐、朱熹的文道关系思想为讨论中心,分析英译者对三者的不同译介情况。不同于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在对待文、道以及文道关系的态度上具有相似性。周敦颐在《通书》中主张“文以载道”,程颐提出“作文害道”,朱熹倡导“文道合一”。宋代理学家都将“道”提升到哲学本体层面进行论述,进而扩展“文”的范围,在对待文道关系的态度上都是重道而轻文。虽然英译者仍然使用“wen”“tao”等译介形式,但是在具体译介文道关系的语句时也注意到了内涵上的差别。
第六章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对西方英语文论的影响,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时产生歧变的原因。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论的发展。随着中西文论交流的不断深入,唐宋文道关系越来越成为英语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有的学者以唐宋时期社会、历史、思想等为研究中心,参照了中国学者有关文道关系的研究成果,补充丰富研究内容;有的译者则将唐宋文道关系作为参照系,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英译者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时选用的不同翻译方式,本文主要从中西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深入分析影响翻译的因素。
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与影响研究,是根据英译者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理解,分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周敦颐、程颐、朱熹等唐宋文人的文道观点,进而呈现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并联系中西双方在文化、宗教、审美、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揭示发生变异的原因,探讨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产生的影响。
只有深入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研究情况,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实现中西文论的平等交流。这不仅为西方文论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也进一步肯定了中国文论自身的价值,推动中国文论创新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文论的国际影响力。
本文通过挖掘英语世界阐述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成果,列举分析讨论文道关系的英文文献,进而对比不同英译本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翻译与阐释,说明英语译介的特点及其与国内研究的差异,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情况,主要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造成这些特点与差异的原因,发掘唐宋文道关系对英语文论的影响,肯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对话交流和互鉴创新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而且也利于中西文论在交流互鉴中为当代文艺批评和创作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概述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情况。按照时间顺序,本章梳理了二十世纪以后有代表性的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英译学术成果。英语世界学者对于唐宋文道关系论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二十世纪中叶,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较为简略,基本是以简单的、引用性的译介为主。七十年代,西方汉学界往往以唐宋某一人物为研究讨论的中心,联系其文学理论主张讨论唐宋文道关系。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研究角度更为丰富。二十一世纪之后,英语世界对宋代理学家的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想给予了较多关注,有关文道关系的讨论大多在文本中穿插进行。另外,一些学者的相关论文中也散见有对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讨论。
第二章分析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通过对英语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英译本中对韩愈“文”“道”及两者关系的不同翻译内容。虽然韩愈在《争臣论》明确提出的“修辞以明道”没有在英语世界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目前英语世界对“文”的翻译主要有以下三种:“wen”、“literature”、“writing”。韩愈虽然明确提出了“修辞以明道”的主张,但是对所明之“道”更详细的阐释是在《原道》一文中,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英译者对《原道》的译介,可以发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英译本中未能得到准确充分地译介和说明。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接受度较高,借助片段性译介内容可以把握韩愈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探讨柳宗元“文以明道”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研究情况。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本章通过考察英译本对柳宗元“文”的译介,进一步明确柳宗元“文”的内涵。英译者也注意到韩愈之文与柳州之文的不同,柳州之文的范围更加广泛,英译本中也大多将柳州之“文”译为“literature”。在立足儒家之道的基础上,英译本进一步对柳宗元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给予了关注,强调实践行为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讨论英译本对柳宗元“文以明道”的阐释。英语世界中对“文以明道”的研究较为丰富,大多数英语学者在译介时采用了相似的译介形式“literature illumines the tao”。
第四章考察欧阳修“道胜文至”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这一思想在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一文中被明确提出。英译者认为欧阳氏之文并非是形式之文,而是与道结合在一起的。英译者指出欧阳氏之道也并非“弃百事”而不顾,而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本章通过展现英语世界对欧阳氏之文与欧阳氏之道的译介,探究欧阳修对文道关系的看法,挖掘“道胜文至”在英语译介中的特点。英语学者对欧阳修反对的形式之文进行了说明,注意到欧阳修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认为“道胜文至”的提出与欧阳修的政治主张有关。
第五章聚焦英译者对宋代理学家文道关系的译介情况。本章以周敦颐、程颐、朱熹的文道关系思想为讨论中心,分析英译者对三者的不同译介情况。不同于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在对待文、道以及文道关系的态度上具有相似性。周敦颐在《通书》中主张“文以载道”,程颐提出“作文害道”,朱熹倡导“文道合一”。宋代理学家都将“道”提升到哲学本体层面进行论述,进而扩展“文”的范围,在对待文道关系的态度上都是重道而轻文。虽然英译者仍然使用“wen”“tao”等译介形式,但是在具体译介文道关系的语句时也注意到了内涵上的差别。
第六章分析唐宋文道关系论对西方英语文论的影响,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时产生歧变的原因。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译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论的发展。随着中西文论交流的不断深入,唐宋文道关系越来越成为英语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有的学者以唐宋时期社会、历史、思想等为研究中心,参照了中国学者有关文道关系的研究成果,补充丰富研究内容;有的译者则将唐宋文道关系作为参照系,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英译者研究唐宋文道关系论时选用的不同翻译方式,本文主要从中西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深入分析影响翻译的因素。
英语世界唐宋文道关系论的译介与影响研究,是根据英译者对唐宋文道关系论的理解,分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周敦颐、程颐、朱熹等唐宋文人的文道观点,进而呈现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情况,并联系中西双方在文化、宗教、审美、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揭示发生变异的原因,探讨唐宋文道关系在英语世界中产生的影响。
只有深入挖掘唐宋文道关系论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研究情况,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实现中西文论的平等交流。这不仅为西方文论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也进一步肯定了中国文论自身的价值,推动中国文论创新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文论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