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处西南内陆,其近代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重庆的机器工业兴起于开埠之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机器工业在整个重庆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给重庆机器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可贵的契机,它改变了战前重庆机器工业落后的面貌,使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基地。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仅有的生产制造能力以支持对日作战,东部地区的工矿企业或在政府组织下,或自发向内地迁移,作为“百业之母”的机器工业自然成为战时工矿业内迁的重要对象。重庆作为战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稳定的政治环境、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广阔的市场等因素吸引了当时众多名牌机器工厂云集于此,许多机械技术人员随工矿、高校或自发内迁到重庆,这为重庆机器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巨大力量,内迁机器工厂成为战时重庆机器工业发展的主力军。战时由于军需民用对机器产品的巨大需求,再加上国民政府对机器工业的扶持、以及各机器厂家、工人在战时克服种种困难,努力生产,旧厂争先扩大规模,新厂纷纷兴建,重庆机器工业在战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度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其中民生、恒顺、新民、上海、顺昌、大川等机器工厂在战时重庆机器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后方机器工业的“六大金刚”。重庆机器工业在战时保证了重庆及大后方军需民用机器产品的供应,有力的支持了对日作战。与战前相比,战时重庆机器工业在生产能力和制造技术上有了巨大的飞跃,一些机器产品在仿制的基础之上还在性能、质量和规模等方面实现了对原产品的超越。此外,在机械技术人员的努力下,因地制宜、因时之需,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这一方面体现了重庆机器工业生产制造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重庆机器工业在战时实现了由修配到制造的历史性跨越。战时重庆机器工业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的生产制度,以及培养了众多机械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同时,在国民政府、机械工业标准起草委员会和部分机器厂家的倡导和努力下,重庆机器工业开始逐渐迈入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这对于抗战胜利后机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战时重庆机器工业不仅生产了大量军用器械,有效支援了前线对日作战,而且还制造了众多民用机器,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机器设备保障。机器工业在战时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为重庆整个战时工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此外,机器行业生产标准和规范的出现,为重庆机器工业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