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笛福,英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作家和记者,是英国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杰作《鲁滨逊漂流记》被视为十八世纪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世界经典作品让笛福声名鹊起,因此对笛福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这部作品上。然而,笛福的另一部著作《瘟疫年纪事》却很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作为历史和小说与非线性结构的融合,笛福的《纪事》从鞍具商H.F.的经历中对1665-66年瘟疫围城中的伦敦进行了详尽描述。国内外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真实性、社会秩序问题、创伤性叙事特征、瘟疫危机的管理等方面,尚未有学者用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来分析这部著作,特别是通过它对个体如何被规训的描述,个体对规训权力的反应,以及展示本部小说的社会功能,都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论文以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为基础,以十七世纪伦敦大瘟疫的历史为依托,考察了在笛福的《纪事》中伦敦人在大瘟疫期间如何被规训为驯顺的身体,以及他们面对规训权力作出了怎样的反应,继而探索《纪事》的社会功能。福柯认为,规训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旨在通过一系列规训技术和制度来实现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通过对《纪事》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笛福笔下被瘟疫侵袭的伦敦城实际上就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人们的身体被禁锢在一个隔离的空间里,活动的时间也被严格控制,规训权力则通过简单的手段,即层级监视和检查来执行。然而,规训权力并不是万能的,人们对它的反应并不总是顺从的。除了引言和结论外,本文主体包括三个章节。引言主要是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瘟疫年日记》的简要介绍、以及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第一章详细讨论了瘟疫侵袭之下驯顺的身体。福柯认为,在每个社会中,身体都处于非常严格的权力控制之下,而规训权力在空间层面的运作以严格的空间隔离为特征,在时间层面上则以对人的活动时间的控制为代表,对于遭受瘟疫袭击的城市来说尤其如此。在笛福的《纪事》中,伦敦爆发瘟疫后,政府于1665年下令实施“房屋封闭”政策以遏制瘟疫的流行,并对市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时间控制,譬如“将人们关在自己的房子里”,“严格监视被感染的房屋”和“小心地埋葬那些死去的人”,这些都被认为是在瘟疫影响下施加在人身体上的规训权力的表现。1665年伦敦大瘟疫可以被称为规训权力发挥作用的典范,通过本章的讨论可以发现,《纪事》揭示了处于特殊状态的个体的困境。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伦敦政府当局在1664-65年用来控制瘟疫传播的手段。首先是严格的隔离和监视,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分割的空间里,这些人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层级监视无处不在;接着是以一种凝视的形式进行的检查,这种凝视追求规范化和监视,使定性、分类和惩罚成为可能。检查不仅将个人置于监视领域,而且还将他们置于书写网络中。在《纪事》中,每周的《死亡统计表》就是最好的例子。通过笛福的描述,在规训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伦敦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局限性问题。最后一章聚焦伦敦人面对规训权力所做出的反应以及《纪事》中表现出叙述者H.F.对待规训权力的辩证态度。根据福柯的说法,一个被瘟疫覆盖的城市充斥着权力,而权力总是处在关系中,总是遭到抵抗。由于被规训的个体不是只能任由权力控制的被动对象,而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所以人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回应规训权力。首先是身体层面的反应,瘟疫爆发之初,伦敦市民因害怕被监视而逃离;接着是精神上的,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来消解焦虑不安的情绪,人们打破了种种世俗的秩序。当人们以种种行为对规训进行回应时,规训权力的两面性得以体现,《纪事》也发挥了其作为后代参考的作用。总体而言,从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纪事》,个体与规训权力之间的张力得以呈现。瘟疫文学是一个具有强大书写传统的文学主题,它将人们置于受瘟疫威胁的绝望境地,作为瘟疫文学的代表作品,《纪事》储存了巨大的能量来批判现实和召唤记忆,以其独有的形式在瘟疫危机中救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