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保持着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本质特点。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是我国企业融资的首要途径,也是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银行有动机也有能力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具体而言,在事前监督中银行利用自身的专门技术,对申请借款的企业进行谨慎的甄选筛查,缓解了逆向选择的冲击;在事中和事后监督中银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密切的监控,以此防止道德风险导致的贷款损失。金融中介理论揭示了银行在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方面具有专业能力,可以有效缓解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已有大量文献表明,相比普通债权人而言,银行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银行生产私人信息,而债券投资者利用公开信息。这意味着,普通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而在我国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债券评级普遍虚高而缺乏参考的背景下,我国债券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何提高债券市场信息透明度,引导债券发行中的合理定价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基于信号传递模型,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并对其进行持续监控实际上可以向债券市场传递一种积极的信号。一方面,获得银行授信的企业被银行贴上了“好公司”的标签,而另一方面银行在贷后仍将对企业进行持续的监督和控制,这有利于借款企业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通常来说,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且分散的债权难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普通投资者倾向于通过银行监督来实现“搭便车”。银行监督对企业具有认证作用,这使得投资者更加青睐受到银行监督的企业发行的债券。因此,当银行监督在债券市场充分发挥信号效应时,会改变债券投资者的决策偏好,进而影响债券发行的合约设计。本文以2015年-2019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银行监督对债券发行合约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发债主体是否国企、是否上市如何调节银行监督对债券发行合约的影响效果。经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本文结合实证回归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银行监督的存在能够提高公司债的发行规模,并降低公司债的发行利差。第二,发债企业的产权性质对于银行监督的信号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当发行人是非国企时,银行监督对公司债券发行合约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发债企业是否上市对于银行监督的信号效应同样具有调节作用,当发债主体是非上市企业时,银行监督对公司债券发行合约的影响会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本文对银行监督的微观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通过分析银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动态监督过程,说明了银行对于企业具有特殊的监督作用。本文以金融中介理论为核心,构建了银行监督在债券市场中形成的信号传递模型,阐释了银行监督所具备的信息含量。在实务层面,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债券市场有效利用银行监督释放的信号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市场中各个角度的参与者都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银行可以更加全面的分析贷款监督的有效性,从事前、事中、事后不同方面改善银行参与企业监督的质量和效率,进而能够更充分地发挥银行监督的控制效应和信号效应。其次,对发债企业来说,通过分析债券市场对于银行贷款信息的反应有助于企业对债券发行合约进行合理的设计和定价。此外,本文的研究对债券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投资者可以通过解读银行监督中的信息含量获取企业的内部信息,并据此为参考做出合理的投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