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在应对危机过程纷纷亮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利器，缺忽略了在后危机时代中，过剩的流动性并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不断推高全球资产价格。不断吹大的资产泡沫正悄然成为下次危机的导火索。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实行了一轮四万亿刺激政策来力求从危机的重创中恢复，在防止实体经济下滑的同时，却不断地推升了房地产价格。此外，我国目前正处于金融机制改革的关键阶段，货币政策工具也正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在悄然发生改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不再是强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简单接受者，同时也会对经济金融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本文在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和国内金融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从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个视角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以及是否对美国存在外溢效应。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我国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股票价格和汇率的波动，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需不需要关注股票价格和汇率的波动；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对美国利率水平和股票市场产生溢出效应？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资产（股票）价格渠道是通畅的。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并未完全放开，汇率的完全自由波动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方差分解和溢出指数结果表明，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既要关注实体经济的增长和物价稳定，又要关注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波动，使这三个市场相互协调。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美国短期利率水平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是对中长期利率水平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美国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当美国对华贸易依存度提高时，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短期利率水平的同向溢出效应会受到抑制。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抑制美国股票市场的上涨，其中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美国股票市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对美国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时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