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泰山《金刚经》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一是泰山《金刚经》书法风格分析;另外是泰山《金刚经》在明代至民国书法史上的接受与传播的问题。着重分析晚清至民国碑学运动中《金刚经》书法的独特价值与影响,揭示《金刚经》在近现代书法创变中的积极意义。论文首先回顾了山东摩崖刻经的研究史,根据笔者多次实地考察泰山《金刚经》书址情况,对泰山《金刚经》书法的各种视觉材料、环境等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讨论,然后通过图像归纳分析法,对泰山《金刚经》的“典型字例”以及“典型结构”进行了详细的风格分析;并将泰山《金刚经》与“洪顶山诸刻经”“铁山刻经”以及“尖山刻经”进行对照分析,辨析泰山《金刚经》与僧安道一刻经书法风格之异同。论文第三、四部分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主要梳理了明代至民国期间泰山《金刚经》书法的接受与传播史,及其在晚清与民国碑学运动和书法创变中的积极影响。一、解答了明代以前泰山《金刚经》何以不见于史的问题;然后梳理了明代文人始对泰山经石峪重新发掘过程,进一步指出了明代文人对《金刚经》书体、书丹人等的几个误解,总结了明人对泰山《金刚经》书法风格的认识,并指出其认识上的局限之处。二、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和碑学运动的推动,使得泰山《金刚经》的地位不断提升。被以包世臣为代表的碑派书家们奉之为瑰宝,包氏赞其书法有“云鹤海鸥”之态,这是泰山《金刚经》接受与传播史中的第一个高潮。在康有为的碑学谱系中,泰山《金刚经》被奉为“榜书之宗”。泰山《金刚经》对康氏碑学理论和书法实践皆影响很大。在康有为的推动下,《金刚经》成为碑派书法的经典,这是泰山《金刚经》接受史中的第二个高潮。进入民国以后,以李瑞清与曾熙为首的金石书派,一方面在汲取何绍基笔法的同时,主张以大篆笔法写北碑,进而开创了自民国以来写泰山《金刚经》的新的法门,对民国乃至现当代书坛影响甚巨。另一方面,李瑞清与曾熙通过震亚书局出版《金刚经》,解决了《金刚经》原作由于体势过大,难以展玩的毛病,使泰山《金刚经》的书法真正得以广泛普及,这是泰山《金刚经》接受史中第三个高潮。最后一章主要是从“写经体”以及“榜书”史的角度来思考《金刚经》的独特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进一步深化《金刚经》独特的艺术与学术意义。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一、考辨了《金刚经》的作者问题,提出僧安道一非泰山《金刚经》之书经人,书经人应是其团队中的同僚或学生。二、厘清了泰山《金刚经》如何在明清以来文人、学者和书家的共同推动下,成为碑学体系中的新经典的过程。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明了晚清民国书学何以提出“书法六朝”等观念,以及“以篆写碑”的学理根据所在。本文意在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为深入认识近现代书学变革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典型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