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我国企业工资普遍呈现向下扭曲的现象,劳动与报酬的错配使劳动者不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逐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环境政策体系。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环境治理成本增加,企业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转嫁成本,对企业工资扭曲造成不利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还要考虑环境治理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所以,分析环境规制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对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程度日益深化,企业金融投资的比例越来越高。金融化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资金和利润分配,而且对企业主营业务存在“挤出”效应,可能加深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的扭曲程度。本文基于企业金融化的特殊背景,系统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扭曲程度的影响,不仅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环境规制、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工资扭曲之间的关系提供证据与解释,而且为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缓解企业职工工资扭曲的问题提供政策启示。本文首次立足企业的视角,识别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工资扭曲的关系,分析企业金融化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工资扭曲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系统梳理了企业金融化、环境规制、企业工资扭曲的相关研究,构建并探讨企业金融化在其中的调节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的扭曲作用,以及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并且在行业层面、地区层面、企业层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企业工资扭曲程度。一方面,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劳动边际产出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将成本转嫁给劳动者,导致企业职工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对企业工资扭曲造成不利影响。第二,企业金融化放大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的扭曲程度。企业“脱实向虚”的金融化活动,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资金和利润分配,而且对实体生产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金融化对生产经营的“挤出”,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削弱了劳工的谈判能力,从而加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的扭曲程度。第三,环境规制通过“边际产出”机制和“实际工资”机制恶化了企业工资扭曲,而企业金融化通过“成本—工资”渠道和“环境—供需”渠道抑制工资增长,加大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的扭曲作用。第四,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的扭曲作用以及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中存在异质性。相比于竞争激烈的行业,在竞争不激烈甚至垄断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的扭曲程度更显著。相较于集聚程度不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工资的扭曲作用在高度集聚的地区更为显著。与资金充裕的企业相比,企业金融化的调节效应在具有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政策性启示:首先,缓解企业工资扭曲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企业应注意工资分配,使得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政府应制定相关法律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工会的作用,提升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努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利用市场的力量缓解工资的扭曲。其次,以发展的眼光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着力发展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环境改善是一个长期的变化,政府应考虑企业的技术水平、现金流状况以及行业、地区的异质性,设定合理的环境政策与排污目标。最后,突出金融化对实体的危害,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管理者应减少对短期利益的关注,在做公司决策时考虑长期影响。政府也可以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减少市场中的套利行为,缓解企业的过度金融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