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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十年代以降，因社会转型波及，又因后学登场引发的知识更新浪潮，一时间，主要作家在研究界的关注度走低，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些作家的“边缘研究”。举而要之，即他们文学世界的中心部分被忽略不计，反倒是次要部分成为研究亮点。这在鲁迅小说、杂文为《野草》的替代，“症候式分析”热衷作品冷僻角落等现象中，表现较为显著。尤其在于，这种从边缘冲击中心的研究积习，至今还在学界延伸，不能不引起注意。
关键词：主要作家;边缘研究;后现代哲学
一
九十年代以来，因受后现代哲学影响，以及文学史自身调整原因，中国现当代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渐成热潮。
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作家的权威性走弱，比如北京一个排行榜提升金庸位置，一些作家著文对鲁迅有所批评;二是这些作家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方面被忽视，次要方面成关注点，比如鲁迅的“国民性”被转换成“个人”，《野草》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重要性，俨然超过了他的小说和杂感。有一段时间，“症候式分析”也热络起来，状态、暗示和隐密心理被曝光，作品成为作家隐私的承载。例如茅盾1928年流亡日本期间的私生活，曹禺的婚姻，巴金致萧珊的书信，老舍之死访谈录，等等。这些次要材料信息，能丰富原有材料库存，增加作家形象的立体感，然而，损毁、暗伤的负面效应也未幸免，不能不令人担忧。
对于讲究道义形象的国人，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不习惯这些主要作家的“私人形象”出现在公共空间，大家会为之惶恐。但是，历史转变从来不会止于意识层面，它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这对几十年习惯于正襟危坐的人们来说，心灵所感受的冲击确实不算小。
如果依文学史自身的调整看，积极方面说，在“新文化论”“启蒙论”之后，人们愿意“回到鲁迅那里去”，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作家研究不被其他东西牵累，这当然明显加大了对作品文本内涵的研究，丰富了文学史课堂，加强了学生的审美教育。不足也存在，当历史的连续性被断裂、问疑，或是这种历史覆盖了另一种历史之后，学生会忘却历史记忆，出现历史失重感。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历史失重感，一般都出现在历史转折之际，比如1949年、1966年、1979年、1985年、1993年等，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1978年春，大学的现代文学史课堂上，贯穿始终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左联”，革命文学，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之争，“第三种人”，最后再挂着赵树理、丁玲和周立波的土改小说。文学思潮是文学史主要讲授内容，与之搭配的当然是主要作家和主要论争等，包括令人厌读的一堆堆史料。自然，不曾出现过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名字，学生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些作家。我是在毕业很久之后，才读到他们的作品，知道其人在文学史上的存在。他们后来，都是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先后重返文学史叙述之中。所以我担心，当历史出现再次断裂，在读学生是不是会感觉“鲁郭茅巴老曹”，也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会看轻鲁迅，还有他那些异常沉重的作品吗？这种担心在樊骏先生《〈丛刊〉有一个十年（1989—1999）》的精确统计中已经显现：这10年间，在出版的40期《丛刊》中，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文章近500篇，接近全部论文的一半。它们是：鲁迅46篇，老舍28篇，茅盾、张爱玲各17篇，郭沫若16篇，巴金、郁达夫各15篇，沈从文14篇，周作人、萧红各13篇……[1]鲁迅保住了头牌地位，老舍基本正常，茅盾被迫与张爱玲并列，沈从文、周作人对郭沫若、巴金急起直追，已现“逼宫”的气息。研究尚且如此，文学史课堂教学还不很快跟着走，将信息传布到学生那里去？
然而在当时，不少人都觉得很正常。由于读着后现代的书，恐怕以为这是先进、超前的姿态罢。这种时隔多年的再回首心情，在我最近刚完成还未发表的文章中有所披露：前一段路程，是我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名叫“重返八十年代”的博士生工作坊之后。因为课堂讨论的需要，我读了一些书，例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又名《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安托万的《历史学十二讲》，想法有了一些变化。在著述中，他们都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前后期历史之间的关系，不赞同用一种新东西代替另一种旧东西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倾向。克罗齐是以提出所有的历史都具有“当代性”著称于世的，然而他严肃指出：“在提出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后，就需把历史同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关系，当然其含义不是抽象同一而是综合统一，它包含二词的差异和统一。”“当说到一种历史，又不拥有该历史的文献，其荒唐可笑不亚于人们谈论一事物的存在，又一致断言缺乏其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同文献无关的历史是无法证实的历史。”到第二个阶段，我就觉得，离开历史文献，离开历史条件，简单用“现在”代替“历史”的做法就存在问题了。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别人当作“反思”对象，而不愿意自己当作“反思”的对象，也就是，不把“自己的问题”提炼和凝聚成一种有质量的反思对象。[2]
“再回首”，就是不让自己停在一二十年前的状态里，裹足不前，而是用自我反思的力量来推着自己往前走，在不断回头看的前提下往前走。坦然地说，本文的“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就是这样灵光一现地出现在脑海里的。
二
鲁迅研究的重心，一直在他的小說和杂文方面，连企图翻盘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还花费近二十页，去分析《呐喊》、《彷徨》的一二十篇小说。[3]这位研究者，虽然认为《野草》发挥了他的“才华”，携带着作者的“颓唐和悲观”，仍确信小说才是鲁迅创作的主流。
渐渐地，小说在鲁迅研究中不重要了，“边缘”替代“主要”，《野草》一跃而为最能显示作者思想复杂性的表征。于是，“个人反抗”“惶惑”“过客”“影子”出现了，他们相信，《野草》有关生存的思想起源于某种根本性的情绪;深刻的焦虑与不安——一种找不到立足点的惶惑心态。这种焦虑与不安不是对于确定的东西——例如其中“牢笼”“地主”“眶外的眼泪”……的恐惧，恰好相反，这种情绪似乎没有具体对象，也不来自某一方面的原因。有人用了一个很感性的说法：“如深山迷雾，如远山伏波，无处不在。”为此，还特别引用了《影的告别》中作者“一个影”的自我比喻来说明。 也有对“国民性话语”质疑的讨论。过去都认为，鲁迅是从梁启超和其他晚清改革家的著作里承接国民性理论的。现在考证相信，斯密思日译本的《支那人气质》，才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斯密思是19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北美传教士。他在中国农村传教期间，写了几本关于中国人的书籍。其中《支那人气质》一书先以文章形式，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上连载。出版后，受到居住亚洲的白人的欢迎，被认为是了解中国人的必备读物。1894年，经日人涩江保翻译，日译版问世。鲁迅大概在留学期间看到了这本书。他后来在日记、信函和杂感中多次提到它。这个鲁迅“偶然”看到，比从晚清思潮的“必然性”，被解释成具有了鲁迅的“个人性”特点。[4]
不唯如此，还有对“幻灯片事件”必然性取向的进一步质询。“向来，批评家们力图在鲁迅的生平和小说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学者们努力地寻找那张关键的幻灯照片，可是徒劳无获。”于是，不由得怀疑整件事可能是鲁迅根据目睹或某些传闻编出来的。1983年，日本学者太田进发表一篇考证性文章，证明1905年确实有一张这种照片，照片旁边写着“处决俄国间谍。观看的群众中有笑着的士兵”。可是这张标有1905年3月20日日期的照片，不在日本，而是攝于满洲国开原城外。这个日期与鲁迅叙述的日俄战争日期重合，内容相似，但不是幻灯片，也不是在日本发现的。所以，学术界一直未能确切地建立起二者间的联系。我们知道，以前认为的作家作品的必然性，需要以“真实性”为依据。而研究者对此也予以有力质疑：“我认为，即使找到了该幻灯片照片，确定了此事的真实性，也不见得就能说明鲁迅这段文字描述的震撼力。”因为，“我们仍然可能只不过将鲁迅的启蒙思想以学术论文的语气转述一遍。”关于他对暴力场景的叙述，我们的解读恐怕得思考下列问题：谁是叙事者？谁被描述？谁阅读这些描述？……由此可知，“这种读者、叙事者、暴行旁观者之间的交叠与差异，正可以让我们了解鲁迅面对国民性理论时的两难处境。”[5]
上述这些，都是在对历史连续性产生怀疑后的断裂、问疑式的研究。对已习惯连续和整体的鲁迅形象的读者来说，确实不乏新意。因为有了“缝隙”，可以看到连续和整体叙事中无法看到的东西，例如突然、偶而、隐蔽等。
但连《中国现代小说史》都坚信，“我们必须记得，作家鲁迅的主要愿望，是做一个精神上的医生来为国服务。在他的最佳小说中，他只探病而不诊治，这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极高崇敬，使他只把赤裸裸的现实表达处理而不羼杂己见。”[6]尽管这是一部小说史，不负责叙述鲁迅杂感、散文的任务，不过在研究者心目中，小说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强调了“必须记得”，还把其精神世界与“为国服务”相联系。这表明，即使在曾冀望以“边缘”侵占“主要”的文学史家眼里，理性仍然是文学史学术的根本宗旨。
在后现代思潮推动下，传统的“求真研究”转变成“差异研究”，这种重视差异的风习，实际承接着十年前的文学自主性观念。如前所述，当诸多非主流作家被主要作家所埋没，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和现象被置于历史冷宫的时候，以文学自主性为号召产生另一种反弹，属于正常现象。但是这种反弹，也牵连到主要作家的正常研究，以致影响到了主要作家持续深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在这种视野当中。
鲁迅研究的从小说到散文，从主要到边缘，似早在这种规划之中。我因为不太熟悉鲁迅研究状况、趋势和走向，不便妄言。也不太明白从主要到边缘，究竟对鲁迅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最近读到一位年轻研究者的文章，他似乎有自己的解释：“学术研究的推进既有赖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也有赖于老问题的不断反刍。对于鲁迅研究这一高度成熟的领域而言，在新的学术范式转型实现之前，提出新问题尤其是富有建设性的新问题日益困难，因此转而以新的眼光和思路重审老问题便成了目下学界主流的研究路径。温故而知新，其实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固有常态。有关鲁迅的老问题可谓多矣”。[7]作者是鲁迅研究“阵中之人”，比我了解鲁迅研究的现状和走向，他的话应大致可信。
对鲁迅来说，前几代学者解说的他与中国现代史的至深关系，恐怕还是他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方面。我虽看过一些鲁迅作品的“边缘研究”，但仍然佩服研究鲁迅主要方面的丸山昇的《辛亥革命及其挫折》一文。作者对鲁迅与辛亥革命复杂纠缠关系的分析，令我印象至深，至今难以忘记。其中有一段值得提到，大意是：从《头发的故事》《风波》等小说看，辫子可以说在这些文本中被赋予了象征辛亥革命的地位，由于如此，假如不去解释这个问题，就会留下依然无法弄清他当时心境的阴暗与郁闷的细微之处。换句话说，这是与鲁迅如何接受文学运动失败和回国、此后是否受到打击、如果受到打击，那是怎样的打击这些疑问相关的问题。他又说，《孤独者》的主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理想失败后的挫折感，通过自己沉入周围旧习及人际关系以求自我毁灭，由此反过来拒绝同这个包围自己的东西的世界的关系，这个“孤独者”的形象才得以完成。不过，他在孤独这个边缘话题上没待多久，马上出来明确声明：“离开这一‘寂寞’将无法讨论鲁迅的文学，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罢、绝望也罢，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的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一言以蔽之，“‘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8]
说老实话，读到这一段话，我的身心受到久久的震动。而我虽也欣赏有些边缘研究，但从未得到过这种久久震动的感受，尽管边缘研究对鲁迅研究来说，也是十分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如果需要再补一句，以利于我的观点较为完整的话，目下“鲁迅研究”确实是太细碎了。比如鲁迅与版画，鲁迅《阿Q正传》的版本，某个注释的问疑和扑朔迷离的追踪……弥漫于各处，虽然在补某些短板，丰富研究角落，但总感觉到无法满足阅读者的思想感情需要。给人印象是大的、主要的鲁迅研究已经过去，而新的大的、主要的鲁迅研究好像也不存在。这对于主要作家研究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实难置评。 三
“症候式分析”，曾经是九十年代边缘研究的一个亮点。它观察的敏锐性，发现问题的新颖性，以及对一般和次要学术问题的开掘能否，都独树一帜。
柔石《二月》写青年教员萧涧秋到乡下的芙蓉镇任教，与同学妹妹陶岚结识并相互喜爱，但他又同情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文嫂，用微薄收入接济他们。为从根本上解救文嫂一家，他决定放弃陶岚娶前者为妻。陶岚痛苦不堪，文嫂则不堪乡间闲言自杀，涧秋大病一场，不辞而别重回上海。
通常文学史教材重视萧涧秋行为的社会意义，没注意到他身上有什么“症候”。教材认为，萧涧秋是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思考的结晶，他“五四”退潮后在芙蓉镇的短暂经历，印证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个人奋斗、个人理想注定碰壁的命运。[9]
“症候式分析”却认为，萧涧秋的出走，跟他写给同学陶慕侃的一封信有关。信中说，从一脚踏上这土地，就像魔鬼引诱一般，立刻同情年轻寡妇文嫂的命运。又说，你妹妹是上帝差遣到人间的，她用一缕缕纤细的爱丝，将我的身体缠得紧紧，令我跌入爱网无力自拔。对这两种不同感情体验，涧秋承认对与陶岚的关系看得很清楚，对文嫂却不甚了然。
症候接着分析这个“魔鬼”。它究竟是谁？症候指出文嫂7岁的女儿采莲。但采莲天真无邪，并没有引诱什么人，症候也认为，“所谓‘引诱’是行为主体采取的主动行动。但这一推理就显得离奇。症候却独辟蹊径地断定，涧秋对采莲，纯粹是出于27岁的他，对文嫂7岁孩子的某种“感情牵挂”。然而症候不想停下来，它要往深处挖。它在引用鲁迅对《二月》的评论，说涧秋既非战士，也非山冈上隐者，而是徘徊海滨有所顾惜的人，这么绕了一大圈之后，接着直奔“魔鬼主题”。它分析道，两种不同感情体验，一个来自陶岚，一个表面是文嫂，而其实是她7岁女儿采莲。文嫂是一个满脸愁戚的悲苦妇人，在萧眼里只是一个寡妇，而非女性。他喜爱的其实是“女性”。症候引用了作品对采莲的描绘：年纪约7岁，眼秀颊红，小嘴如樱桃，非常可爱。这孩子的形象令涧秋精神不安。第二天一早，他去文嫂家探望，作品写道：“无可讳免，他已爱着那位少女，同情那位妇人底不幸的命运了。”但症候马上提醒，“请不要误解，这几句是叙述者的话，即是说叙述者明白萧涧秋已爱着少女采莲，而萧本人则不一定清楚，可能是某种无意识罢。所以萧才在诀别信里说他一些也不了然。”[10]这个“不了然”，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来说，就是萧涧秋的“下意识”“潜意识”。
从成熟的人性角度说，涧秋与陶岚同龄，两人更容易“异性相吸引”，但事实却正好相反。“症候式分析”为此运用了“排除法”。就是把陶岚从他与采莲的隐密难解关系中排除出去。症候分析说，本来24岁的陶岚，脸色柔嫩、丰满、肤白，大眼，口小，活泼而有勇气，然而她自称“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涧秋由此发现，陶岚并不理解他内心深处“秋天里底飘落的黄叶”一样的悲观，只是想占有这悲观，把这悲观转化或改造成对她的爱。萧发现她的认知有问题，想解释，但陶岚不听，涧秋于是只能感觉“十分无聊赖”了。[11]这种穿针密线的分析，可谓严丝合缝。
与主流研究相比，这个边缘研究确实大胆，也很奇异。一位评论“症候式分析”的人说，症候分析作者的文章我看过不少，“知道他没有自己的‘奇谈怪论’时是不会轻易动笔的。”[12]另一位评论者，则抓住症候分析的理论，做了更确切的评述，指出：他“企图借助于弗洛伊德学说所提供的钥匙”，试解现代作家的“创作无意识”，《骆驼祥子》“创作之谜”，鲁迅小说创作的“无意识趋向”，目的是分析作者自己没有觉察到的用意，借此超越文学表层动机，探索作者们创作时的心理过程，虚构人物的潜在动因等等。由此边缘角度入手，症候分析在研究現代作家时得出的结论，确实与主流研究不同，比如：
借助精神分析的心理批评视角，……在巴金的《家》中发现了一个由觉慧、琴、觉民组成的三角恋爱的无意识结构，正由于觉慧对琴的无意识爱恋，使他在鸣凤悲剧发生前软弱犹豫和冷淡，也使他在觉民与琴爱情胜利后毅然出走。这种无意识感情与巴金青春时代朦胧的爱情体验有着联系。……在巴金的《憩园》中，从黎先生和杨寒对待杨梦痴的不同态度发现了小说的深层结构，如果说黎先生对杨梦痴的责难、批评代表着成年巴金的理性意识，那么杨寒对父亲的同情、爱怜则代表着童年巴金对自己的五叔的感性无意识。[13]
由此可见，症候现象能在压到透不过气的“反封建主题”叙事下，获得暂时喘息机会。还能把必然性研究中的萧涧秋的思想视点，从外部世界，转向窥探他隐秘的内心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能够成立的话。从既往的经验看，文学史对《家》于社会环境关系的深度解说，确实存在大而笼统的问题。这种研究有时候会忽视个人的真实存在、情绪和心理，将文学作品等同于冷冰冰的历史读物。突然，从觉慧、觉民和琴的三角恋切进去，找个小口子，真的会有豁然一亮的感觉，顿觉新意浮现。虽然这种发现，有某种过于极端的嫌疑，不过如果“借助弗洛伊德学说所提供的钥匙”，也还能站得住脚。
“症候式分析”的理论根据是后现代哲学。刘北成认为福柯思想的醒目特征是“强调结构或系统的‘同时性’，而抹杀或贬低‘历时性’”。他强调“差异性”研究，批评传统哲学的“逻各斯癖”，目的是以“边缘”颠覆“中心”。[14]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后现代哲学的旨趣所在。
症候分析也与八十年代的“向内转”风潮、“内部研究热”有一定的联系。“向内转”基于对极左思潮的反驳，强调文学作品应该“三无”和“三淡”，即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淡化时代、淡化思想和淡化性格。“内部研究”是从文学社会学回到新批评，注重作品形式、语句、语言结构的分析。
四
文学史研究也对上述热潮做出了响应。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主要作家地位，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以主要作家为重，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沈从文被列入专章分析作家，在第二编中，与茅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并立，与他们的页码也大致相当。沈从文一章，明显采用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某些观点，比如，肯定了作家将“残酷”“愚昧”描写转化为人性美的观照，相信他对农民、士兵、水手、下等娼妓、童养媳、小店伙计的正面叙述，确实展现了人类生命的自在状态等等。王瑶在为其所做的“序”中，主要作家意识也有软化，认为作者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战士地写出历史的全貌。”[15] 这等于承认了随着历史转折引起的巨变，主要作家范围、阵容和对象日益扩大的事实，也默认了该书对主要作家某些边缘研究的现状。当然，与我列举的主要作家边缘研究的典型例子相比，这部著作的边缘研究走得不远，而试图显示出稳重、适度的叙述风格。
可见，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并非上述几个典型例子，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曾经大范围发生的现象。这一现象，从文学史研究方法、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到文学批评的勃兴，无不涉及。它从八十年代初持续至今，少说疑有近四十年的历程。它对这个学科的深刻影响，已非一篇文章所能涵括、评估。这次提出，无非是说一个持续多年、习焉不察的文学研究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边缘研究”尽管并非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发展的全部面貌，但边缘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习惯的影响却很长远，不能不引起不安。比如，翻开现代文学研究杂志，对传统的几个主要作家的研究兴趣不再，即使鲁迅仍受关注，但大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反倒是他思想和作品的边缘成果相对时兴，如鲁迅与版画、某种作品版本的源流及考证、作品人物索隐等。鲁迅研究的高度和深广度，已不复存在，像丸山昇这种发人深省的研究，几乎无人延续。
当边缘变成一种知识结构，变成一种思想视野，那么就会妨碍对主要作家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提升。我这几天无事，翻阅了茅盾八十万言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再次读到他与大革命、抗战和以后历史的广泛复杂的联系，也可以说是深度介入，感慨良多。比如从武汉革命风潮中脱离，比如新疆出逃，再比如三下香港避难等，真是惊心动魄，不可复制。他们那一代作家，因为历史关系，都无法脱离与历史这种长期、复杂和深度的纠缠。他们的作品在见识上，也因此高于前一代和后一代的作家。过去的茅盾研究，确实存在与历史的政治结论过于重叠的问题，没有超脱出来，因此不妨说，现在也不是没有茅盾研究再出发的可能。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是少有成果之一，可惜此类著作太少。
在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过程中，边缘还会使主要作家的原有东西被慢慢磨损、萎缩、变质，不再影响研究者的思想境界，不再显出研究的高度。它进入了历史遗忘的程序，在下一代人身上，在接連不断的文学史课堂讲授中，在人们的记忆里。我对此就有一个经验。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或让学生做七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时，发现他们在处理历史问题的过程中，难以避免“抓小”“放大”，这固然与其历史经验有关，其中也不乏如上面所说，主要作家原有东西被磨损、变质之后，就会不自觉传输到学生这里，影响甚至放低他们的思想境界。我跟学生讨论过李陀他们编的《七十年代》这本书，说到北岛的《断章》等文章，想清扫一下文章的周边，较为准确地把握他们当时的心态、处境、命运。例如，他不停换地方，写作和修改中篇小说《波动》前后的情形。他们这代人与“事件”的关系，应该怎么来看。在理解上就会存在障碍，并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克服。由此写出的文章，也许会显得小气，局促，浅显，叫人不安。
由此可见，对“边缘研究”的已有成果不能小看，对它的影响、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也不能视而不见。目前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没有新时期以来的“边缘研究”的历史评价这个题目，如果设立，真可以坐下来做上几年，想必会给人们一点新的启示。
从九十年代孵化出的“边缘研究”，有它正面的价值，如对以前宏大、单调研究的润滑和调整。消极的方面也不能视而不见，如本文所说的那些现象。九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给人自由的感觉，然而也不能说没有代价。它的进展伴随着某种混乱，它的反思孕育着短小、局促，它的推进中也有欣喜、惊奇，比如多年不见的书籍因此问世，之后这类书籍再没有见到，也是不能不说的一件事情。
[注释]
[1]樊骏：《〈丛刊〉有一个十年（1989—199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2]参见拙作《关于建立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材料》，未刊。
[3][6][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4][5]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8—79页，第90—92页。
[7]刘彬：《也谈“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0期。
[8][日]丸山昇：《辛亥革命及其挫折》，转引自藤井省三主编《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林敏洁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4页。
[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10][1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6页，第37页。
[12]《之二 蓝棣之“解读”现当代文学》，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3] 《之一 蓝棣之“症候”分析方法（摘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14]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第192页。
[15]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主要作家;边缘研究;后现代哲学
一
九十年代以来，因受后现代哲学影响，以及文学史自身调整原因，中国现当代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渐成热潮。
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作家的权威性走弱，比如北京一个排行榜提升金庸位置，一些作家著文对鲁迅有所批评;二是这些作家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方面被忽视，次要方面成关注点，比如鲁迅的“国民性”被转换成“个人”，《野草》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重要性，俨然超过了他的小说和杂感。有一段时间，“症候式分析”也热络起来，状态、暗示和隐密心理被曝光，作品成为作家隐私的承载。例如茅盾1928年流亡日本期间的私生活，曹禺的婚姻，巴金致萧珊的书信，老舍之死访谈录，等等。这些次要材料信息，能丰富原有材料库存，增加作家形象的立体感，然而，损毁、暗伤的负面效应也未幸免，不能不令人担忧。
对于讲究道义形象的国人，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不习惯这些主要作家的“私人形象”出现在公共空间，大家会为之惶恐。但是，历史转变从来不会止于意识层面，它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这对几十年习惯于正襟危坐的人们来说，心灵所感受的冲击确实不算小。
如果依文学史自身的调整看，积极方面说，在“新文化论”“启蒙论”之后，人们愿意“回到鲁迅那里去”，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作家研究不被其他东西牵累，这当然明显加大了对作品文本内涵的研究，丰富了文学史课堂，加强了学生的审美教育。不足也存在，当历史的连续性被断裂、问疑，或是这种历史覆盖了另一种历史之后，学生会忘却历史记忆，出现历史失重感。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历史失重感，一般都出现在历史转折之际，比如1949年、1966年、1979年、1985年、1993年等，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1978年春，大学的现代文学史课堂上，贯穿始终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左联”，革命文学，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之争，“第三种人”，最后再挂着赵树理、丁玲和周立波的土改小说。文学思潮是文学史主要讲授内容，与之搭配的当然是主要作家和主要论争等，包括令人厌读的一堆堆史料。自然，不曾出现过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名字，学生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些作家。我是在毕业很久之后，才读到他们的作品，知道其人在文学史上的存在。他们后来，都是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先后重返文学史叙述之中。所以我担心，当历史出现再次断裂，在读学生是不是会感觉“鲁郭茅巴老曹”，也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会看轻鲁迅，还有他那些异常沉重的作品吗？这种担心在樊骏先生《〈丛刊〉有一个十年（1989—1999）》的精确统计中已经显现：这10年间，在出版的40期《丛刊》中，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文章近500篇，接近全部论文的一半。它们是：鲁迅46篇，老舍28篇，茅盾、张爱玲各17篇，郭沫若16篇，巴金、郁达夫各15篇，沈从文14篇，周作人、萧红各13篇……[1]鲁迅保住了头牌地位，老舍基本正常，茅盾被迫与张爱玲并列，沈从文、周作人对郭沫若、巴金急起直追，已现“逼宫”的气息。研究尚且如此，文学史课堂教学还不很快跟着走，将信息传布到学生那里去？
然而在当时，不少人都觉得很正常。由于读着后现代的书，恐怕以为这是先进、超前的姿态罢。这种时隔多年的再回首心情，在我最近刚完成还未发表的文章中有所披露：前一段路程，是我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名叫“重返八十年代”的博士生工作坊之后。因为课堂讨论的需要，我读了一些书，例如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又名《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安托万的《历史学十二讲》，想法有了一些变化。在著述中，他们都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前后期历史之间的关系，不赞同用一种新东西代替另一种旧东西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倾向。克罗齐是以提出所有的历史都具有“当代性”著称于世的，然而他严肃指出：“在提出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后，就需把历史同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关系，当然其含义不是抽象同一而是综合统一，它包含二词的差异和统一。”“当说到一种历史，又不拥有该历史的文献，其荒唐可笑不亚于人们谈论一事物的存在，又一致断言缺乏其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同文献无关的历史是无法证实的历史。”到第二个阶段，我就觉得，离开历史文献，离开历史条件，简单用“现在”代替“历史”的做法就存在问题了。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别人当作“反思”对象，而不愿意自己当作“反思”的对象，也就是，不把“自己的问题”提炼和凝聚成一种有质量的反思对象。[2]
“再回首”，就是不让自己停在一二十年前的状态里，裹足不前，而是用自我反思的力量来推着自己往前走，在不断回头看的前提下往前走。坦然地说，本文的“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就是这样灵光一现地出现在脑海里的。
二
鲁迅研究的重心，一直在他的小說和杂文方面，连企图翻盘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还花费近二十页，去分析《呐喊》、《彷徨》的一二十篇小说。[3]这位研究者，虽然认为《野草》发挥了他的“才华”，携带着作者的“颓唐和悲观”，仍确信小说才是鲁迅创作的主流。
渐渐地，小说在鲁迅研究中不重要了，“边缘”替代“主要”，《野草》一跃而为最能显示作者思想复杂性的表征。于是，“个人反抗”“惶惑”“过客”“影子”出现了，他们相信，《野草》有关生存的思想起源于某种根本性的情绪;深刻的焦虑与不安——一种找不到立足点的惶惑心态。这种焦虑与不安不是对于确定的东西——例如其中“牢笼”“地主”“眶外的眼泪”……的恐惧，恰好相反，这种情绪似乎没有具体对象，也不来自某一方面的原因。有人用了一个很感性的说法：“如深山迷雾，如远山伏波，无处不在。”为此，还特别引用了《影的告别》中作者“一个影”的自我比喻来说明。 也有对“国民性话语”质疑的讨论。过去都认为，鲁迅是从梁启超和其他晚清改革家的著作里承接国民性理论的。现在考证相信，斯密思日译本的《支那人气质》，才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斯密思是19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北美传教士。他在中国农村传教期间，写了几本关于中国人的书籍。其中《支那人气质》一书先以文章形式，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上连载。出版后，受到居住亚洲的白人的欢迎，被认为是了解中国人的必备读物。1894年，经日人涩江保翻译，日译版问世。鲁迅大概在留学期间看到了这本书。他后来在日记、信函和杂感中多次提到它。这个鲁迅“偶然”看到，比从晚清思潮的“必然性”，被解释成具有了鲁迅的“个人性”特点。[4]
不唯如此，还有对“幻灯片事件”必然性取向的进一步质询。“向来，批评家们力图在鲁迅的生平和小说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学者们努力地寻找那张关键的幻灯照片，可是徒劳无获。”于是，不由得怀疑整件事可能是鲁迅根据目睹或某些传闻编出来的。1983年，日本学者太田进发表一篇考证性文章，证明1905年确实有一张这种照片，照片旁边写着“处决俄国间谍。观看的群众中有笑着的士兵”。可是这张标有1905年3月20日日期的照片，不在日本，而是攝于满洲国开原城外。这个日期与鲁迅叙述的日俄战争日期重合，内容相似，但不是幻灯片，也不是在日本发现的。所以，学术界一直未能确切地建立起二者间的联系。我们知道，以前认为的作家作品的必然性，需要以“真实性”为依据。而研究者对此也予以有力质疑：“我认为，即使找到了该幻灯片照片，确定了此事的真实性，也不见得就能说明鲁迅这段文字描述的震撼力。”因为，“我们仍然可能只不过将鲁迅的启蒙思想以学术论文的语气转述一遍。”关于他对暴力场景的叙述，我们的解读恐怕得思考下列问题：谁是叙事者？谁被描述？谁阅读这些描述？……由此可知，“这种读者、叙事者、暴行旁观者之间的交叠与差异，正可以让我们了解鲁迅面对国民性理论时的两难处境。”[5]
上述这些，都是在对历史连续性产生怀疑后的断裂、问疑式的研究。对已习惯连续和整体的鲁迅形象的读者来说，确实不乏新意。因为有了“缝隙”，可以看到连续和整体叙事中无法看到的东西，例如突然、偶而、隐蔽等。
但连《中国现代小说史》都坚信，“我们必须记得，作家鲁迅的主要愿望，是做一个精神上的医生来为国服务。在他的最佳小说中，他只探病而不诊治，这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极高崇敬，使他只把赤裸裸的现实表达处理而不羼杂己见。”[6]尽管这是一部小说史，不负责叙述鲁迅杂感、散文的任务，不过在研究者心目中，小说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强调了“必须记得”，还把其精神世界与“为国服务”相联系。这表明，即使在曾冀望以“边缘”侵占“主要”的文学史家眼里，理性仍然是文学史学术的根本宗旨。
在后现代思潮推动下，传统的“求真研究”转变成“差异研究”，这种重视差异的风习，实际承接着十年前的文学自主性观念。如前所述，当诸多非主流作家被主要作家所埋没，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和现象被置于历史冷宫的时候，以文学自主性为号召产生另一种反弹，属于正常现象。但是这种反弹，也牵连到主要作家的正常研究，以致影响到了主要作家持续深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在这种视野当中。
鲁迅研究的从小说到散文，从主要到边缘，似早在这种规划之中。我因为不太熟悉鲁迅研究状况、趋势和走向，不便妄言。也不太明白从主要到边缘，究竟对鲁迅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最近读到一位年轻研究者的文章，他似乎有自己的解释：“学术研究的推进既有赖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也有赖于老问题的不断反刍。对于鲁迅研究这一高度成熟的领域而言，在新的学术范式转型实现之前，提出新问题尤其是富有建设性的新问题日益困难，因此转而以新的眼光和思路重审老问题便成了目下学界主流的研究路径。温故而知新，其实这也正是学术研究的固有常态。有关鲁迅的老问题可谓多矣”。[7]作者是鲁迅研究“阵中之人”，比我了解鲁迅研究的现状和走向，他的话应大致可信。
对鲁迅来说，前几代学者解说的他与中国现代史的至深关系，恐怕还是他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方面。我虽看过一些鲁迅作品的“边缘研究”，但仍然佩服研究鲁迅主要方面的丸山昇的《辛亥革命及其挫折》一文。作者对鲁迅与辛亥革命复杂纠缠关系的分析，令我印象至深，至今难以忘记。其中有一段值得提到，大意是：从《头发的故事》《风波》等小说看，辫子可以说在这些文本中被赋予了象征辛亥革命的地位，由于如此，假如不去解释这个问题，就会留下依然无法弄清他当时心境的阴暗与郁闷的细微之处。换句话说，这是与鲁迅如何接受文学运动失败和回国、此后是否受到打击、如果受到打击，那是怎样的打击这些疑问相关的问题。他又说，《孤独者》的主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理想失败后的挫折感，通过自己沉入周围旧习及人际关系以求自我毁灭，由此反过来拒绝同这个包围自己的东西的世界的关系，这个“孤独者”的形象才得以完成。不过，他在孤独这个边缘话题上没待多久，马上出来明确声明：“离开这一‘寂寞’将无法讨论鲁迅的文学，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罢、绝望也罢，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的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一言以蔽之，“‘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8]
说老实话，读到这一段话，我的身心受到久久的震动。而我虽也欣赏有些边缘研究，但从未得到过这种久久震动的感受，尽管边缘研究对鲁迅研究来说，也是十分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如果需要再补一句，以利于我的观点较为完整的话，目下“鲁迅研究”确实是太细碎了。比如鲁迅与版画，鲁迅《阿Q正传》的版本，某个注释的问疑和扑朔迷离的追踪……弥漫于各处，虽然在补某些短板，丰富研究角落，但总感觉到无法满足阅读者的思想感情需要。给人印象是大的、主要的鲁迅研究已经过去，而新的大的、主要的鲁迅研究好像也不存在。这对于主要作家研究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实难置评。 三
“症候式分析”，曾经是九十年代边缘研究的一个亮点。它观察的敏锐性，发现问题的新颖性，以及对一般和次要学术问题的开掘能否，都独树一帜。
柔石《二月》写青年教员萧涧秋到乡下的芙蓉镇任教，与同学妹妹陶岚结识并相互喜爱，但他又同情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文嫂，用微薄收入接济他们。为从根本上解救文嫂一家，他决定放弃陶岚娶前者为妻。陶岚痛苦不堪，文嫂则不堪乡间闲言自杀，涧秋大病一场，不辞而别重回上海。
通常文学史教材重视萧涧秋行为的社会意义，没注意到他身上有什么“症候”。教材认为，萧涧秋是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思考的结晶，他“五四”退潮后在芙蓉镇的短暂经历，印证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个人奋斗、个人理想注定碰壁的命运。[9]
“症候式分析”却认为，萧涧秋的出走，跟他写给同学陶慕侃的一封信有关。信中说，从一脚踏上这土地，就像魔鬼引诱一般，立刻同情年轻寡妇文嫂的命运。又说，你妹妹是上帝差遣到人间的，她用一缕缕纤细的爱丝，将我的身体缠得紧紧，令我跌入爱网无力自拔。对这两种不同感情体验，涧秋承认对与陶岚的关系看得很清楚，对文嫂却不甚了然。
症候接着分析这个“魔鬼”。它究竟是谁？症候指出文嫂7岁的女儿采莲。但采莲天真无邪，并没有引诱什么人，症候也认为，“所谓‘引诱’是行为主体采取的主动行动。但这一推理就显得离奇。症候却独辟蹊径地断定，涧秋对采莲，纯粹是出于27岁的他，对文嫂7岁孩子的某种“感情牵挂”。然而症候不想停下来，它要往深处挖。它在引用鲁迅对《二月》的评论，说涧秋既非战士，也非山冈上隐者，而是徘徊海滨有所顾惜的人，这么绕了一大圈之后，接着直奔“魔鬼主题”。它分析道，两种不同感情体验，一个来自陶岚，一个表面是文嫂，而其实是她7岁女儿采莲。文嫂是一个满脸愁戚的悲苦妇人，在萧眼里只是一个寡妇，而非女性。他喜爱的其实是“女性”。症候引用了作品对采莲的描绘：年纪约7岁，眼秀颊红，小嘴如樱桃，非常可爱。这孩子的形象令涧秋精神不安。第二天一早，他去文嫂家探望，作品写道：“无可讳免，他已爱着那位少女，同情那位妇人底不幸的命运了。”但症候马上提醒，“请不要误解，这几句是叙述者的话，即是说叙述者明白萧涧秋已爱着少女采莲，而萧本人则不一定清楚，可能是某种无意识罢。所以萧才在诀别信里说他一些也不了然。”[10]这个“不了然”，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来说，就是萧涧秋的“下意识”“潜意识”。
从成熟的人性角度说，涧秋与陶岚同龄，两人更容易“异性相吸引”，但事实却正好相反。“症候式分析”为此运用了“排除法”。就是把陶岚从他与采莲的隐密难解关系中排除出去。症候分析说，本来24岁的陶岚，脸色柔嫩、丰满、肤白，大眼，口小，活泼而有勇气，然而她自称“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涧秋由此发现，陶岚并不理解他内心深处“秋天里底飘落的黄叶”一样的悲观，只是想占有这悲观，把这悲观转化或改造成对她的爱。萧发现她的认知有问题，想解释，但陶岚不听，涧秋于是只能感觉“十分无聊赖”了。[11]这种穿针密线的分析，可谓严丝合缝。
与主流研究相比，这个边缘研究确实大胆，也很奇异。一位评论“症候式分析”的人说，症候分析作者的文章我看过不少，“知道他没有自己的‘奇谈怪论’时是不会轻易动笔的。”[12]另一位评论者，则抓住症候分析的理论，做了更确切的评述，指出：他“企图借助于弗洛伊德学说所提供的钥匙”，试解现代作家的“创作无意识”，《骆驼祥子》“创作之谜”，鲁迅小说创作的“无意识趋向”，目的是分析作者自己没有觉察到的用意，借此超越文学表层动机，探索作者们创作时的心理过程，虚构人物的潜在动因等等。由此边缘角度入手，症候分析在研究現代作家时得出的结论，确实与主流研究不同，比如：
借助精神分析的心理批评视角，……在巴金的《家》中发现了一个由觉慧、琴、觉民组成的三角恋爱的无意识结构，正由于觉慧对琴的无意识爱恋，使他在鸣凤悲剧发生前软弱犹豫和冷淡，也使他在觉民与琴爱情胜利后毅然出走。这种无意识感情与巴金青春时代朦胧的爱情体验有着联系。……在巴金的《憩园》中，从黎先生和杨寒对待杨梦痴的不同态度发现了小说的深层结构，如果说黎先生对杨梦痴的责难、批评代表着成年巴金的理性意识，那么杨寒对父亲的同情、爱怜则代表着童年巴金对自己的五叔的感性无意识。[13]
由此可见，症候现象能在压到透不过气的“反封建主题”叙事下，获得暂时喘息机会。还能把必然性研究中的萧涧秋的思想视点，从外部世界，转向窥探他隐秘的内心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能够成立的话。从既往的经验看，文学史对《家》于社会环境关系的深度解说，确实存在大而笼统的问题。这种研究有时候会忽视个人的真实存在、情绪和心理，将文学作品等同于冷冰冰的历史读物。突然，从觉慧、觉民和琴的三角恋切进去，找个小口子，真的会有豁然一亮的感觉，顿觉新意浮现。虽然这种发现，有某种过于极端的嫌疑，不过如果“借助弗洛伊德学说所提供的钥匙”，也还能站得住脚。
“症候式分析”的理论根据是后现代哲学。刘北成认为福柯思想的醒目特征是“强调结构或系统的‘同时性’，而抹杀或贬低‘历时性’”。他强调“差异性”研究，批评传统哲学的“逻各斯癖”，目的是以“边缘”颠覆“中心”。[14]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后现代哲学的旨趣所在。
症候分析也与八十年代的“向内转”风潮、“内部研究热”有一定的联系。“向内转”基于对极左思潮的反驳，强调文学作品应该“三无”和“三淡”，即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淡化时代、淡化思想和淡化性格。“内部研究”是从文学社会学回到新批评，注重作品形式、语句、语言结构的分析。
四
文学史研究也对上述热潮做出了响应。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主要作家地位，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以主要作家为重，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沈从文被列入专章分析作家，在第二编中，与茅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并立，与他们的页码也大致相当。沈从文一章，明显采用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某些观点，比如，肯定了作家将“残酷”“愚昧”描写转化为人性美的观照，相信他对农民、士兵、水手、下等娼妓、童养媳、小店伙计的正面叙述，确实展现了人类生命的自在状态等等。王瑶在为其所做的“序”中，主要作家意识也有软化，认为作者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战士地写出历史的全貌。”[15] 这等于承认了随着历史转折引起的巨变，主要作家范围、阵容和对象日益扩大的事实，也默认了该书对主要作家某些边缘研究的现状。当然，与我列举的主要作家边缘研究的典型例子相比，这部著作的边缘研究走得不远，而试图显示出稳重、适度的叙述风格。
可见，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并非上述几个典型例子，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曾经大范围发生的现象。这一现象，从文学史研究方法、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到文学批评的勃兴，无不涉及。它从八十年代初持续至今，少说疑有近四十年的历程。它对这个学科的深刻影响，已非一篇文章所能涵括、评估。这次提出，无非是说一个持续多年、习焉不察的文学研究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边缘研究”尽管并非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发展的全部面貌，但边缘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习惯的影响却很长远，不能不引起不安。比如，翻开现代文学研究杂志，对传统的几个主要作家的研究兴趣不再，即使鲁迅仍受关注，但大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反倒是他思想和作品的边缘成果相对时兴，如鲁迅与版画、某种作品版本的源流及考证、作品人物索隐等。鲁迅研究的高度和深广度，已不复存在，像丸山昇这种发人深省的研究，几乎无人延续。
当边缘变成一种知识结构，变成一种思想视野，那么就会妨碍对主要作家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提升。我这几天无事，翻阅了茅盾八十万言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再次读到他与大革命、抗战和以后历史的广泛复杂的联系，也可以说是深度介入，感慨良多。比如从武汉革命风潮中脱离，比如新疆出逃，再比如三下香港避难等，真是惊心动魄，不可复制。他们那一代作家，因为历史关系，都无法脱离与历史这种长期、复杂和深度的纠缠。他们的作品在见识上，也因此高于前一代和后一代的作家。过去的茅盾研究，确实存在与历史的政治结论过于重叠的问题，没有超脱出来，因此不妨说，现在也不是没有茅盾研究再出发的可能。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是少有成果之一，可惜此类著作太少。
在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过程中，边缘还会使主要作家的原有东西被慢慢磨损、萎缩、变质，不再影响研究者的思想境界，不再显出研究的高度。它进入了历史遗忘的程序，在下一代人身上，在接連不断的文学史课堂讲授中，在人们的记忆里。我对此就有一个经验。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或让学生做七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时，发现他们在处理历史问题的过程中，难以避免“抓小”“放大”，这固然与其历史经验有关，其中也不乏如上面所说，主要作家原有东西被磨损、变质之后，就会不自觉传输到学生这里，影响甚至放低他们的思想境界。我跟学生讨论过李陀他们编的《七十年代》这本书，说到北岛的《断章》等文章，想清扫一下文章的周边，较为准确地把握他们当时的心态、处境、命运。例如，他不停换地方，写作和修改中篇小说《波动》前后的情形。他们这代人与“事件”的关系，应该怎么来看。在理解上就会存在障碍，并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克服。由此写出的文章，也许会显得小气，局促，浅显，叫人不安。
由此可见，对“边缘研究”的已有成果不能小看，对它的影响、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也不能视而不见。目前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没有新时期以来的“边缘研究”的历史评价这个题目，如果设立，真可以坐下来做上几年，想必会给人们一点新的启示。
从九十年代孵化出的“边缘研究”，有它正面的价值，如对以前宏大、单调研究的润滑和调整。消极的方面也不能视而不见，如本文所说的那些现象。九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给人自由的感觉，然而也不能说没有代价。它的进展伴随着某种混乱，它的反思孕育着短小、局促，它的推进中也有欣喜、惊奇，比如多年不见的书籍因此问世，之后这类书籍再没有见到，也是不能不说的一件事情。
[注释]
[1]樊骏：《〈丛刊〉有一个十年（1989—199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2]参见拙作《关于建立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材料》，未刊。
[3][6][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4][5]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8—79页，第90—92页。
[7]刘彬：《也谈“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0期。
[8][日]丸山昇：《辛亥革命及其挫折》，转引自藤井省三主编《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林敏洁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4页。
[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10][1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6页，第37页。
[12]《之二 蓝棣之“解读”现当代文学》，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3] 《之一 蓝棣之“症候”分析方法（摘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14]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第192页。
[15]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