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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东擅长书写城市的场景，善于发现有意味的细节并有能力将其转化成文学性的意象。“通天桥”作为一个具有思想深度和理论内涵的文学意象，犀利地切入城市化的内核。蔡东的小说偏重于理性的审美，注重思想表达。蔡东的感性并不弱于其他女性作家，她同时又具有强大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使小说具有非常丰富的哲理性和思想性。但她不是写观念小说，在进行哲理思考时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体验也在起作用。这就带来她的理性审美的一大特点，即她的理性审美着眼于日常性的沉思。
关键词：蔡东;城市文学意象;理性审美;日常性;通天桥;伶仃;来访者
虽说现在大部分年轻的作家都在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但蔡东似乎尤其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一来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二来她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深圳。深圳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大都市，它少了一些乡土文化的包袱，洋溢着现代气息，蔡东与深圳仿佛就是两个一见如故的朋友，因为在蔡东身上也没有太多乡土文化的包袱，这使她体验深圳的城市经验时没有多少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碍。另一方面，蔡东似乎骨子里就有后现代倾向，这使她在大学的专业学习时更偏爱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现代城市文化的结晶，因此当蔡东以现代主义文学装备自己后来到中国最具现代精神的深圳时，就是一种如鱼得水的际遇。我不知道用一见如故和如鱼得水这两个词语来描述蔡东与深圳的关系是否准确，但我的确从蔡东的小说中读到了鲜明的城市精神。
城市已经成为当代小说最主要的叙述对象，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但尽管如此，真正令人服气的城市小说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何让城市的元素审美化，我们的作家只能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之中，这恰是乡土小说相对于城市小说来说最大的优势所在。因为乡土叙述是在一个系统化的乡土审美版图中展开的，乡土的一草一木，乡村的炊烟、茅房，甚至老农脸上的褶皱、灶台边的柴火，都能够在小说中成为现成的审美意象。可是城市里似乎只能在咖啡厅里找到一点诗意，至于那些整齐划一的楼房或烈日下烤得发烫的柏油路，还没有寻到一个适当的入口进入小说的审美空间。但是这一切俨然构成了对城市小说作家的挑战。蔡东似乎是一名非常成功的挑战者。她很会写城市的场景，善于发现一些有意味的细节，她懂得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并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细节，很多细节在她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个个非常具有文学性的意象。这也就构成了她写城市小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重视意象的作用，而不被故事所困。她不在写故事层面上做文章，哪怕她找到了好故事，她也不会被故事所累，她宁愿牺牲掉情节的发展，而把更多的笔墨用在对意象的渲染上。我最早读到蔡东的小说《通天桥》时，就对蔡东的现代性印象深刻。这是一篇后现代意味十足的小说。小说包含着一个很有现实感的故事，这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房价有关，一个城市里不同地域的房价不一样，城南比城北便宜，人们就在城南买房子，去城北上班，城南和城北隔着一条河，因为河上有一座通天桥，因此人们来往城南城北很方便。但是，桥上突然被人拦腰建起了一堵墙，阻止人们从桥上过。人们只好想办法爬过墙，后来墙又加高了，墙头又嵌上碎而尖的玻璃，人们又想办法将碎玻璃磨平，后来墙头又嵌入更结实的铁枪花。要过桥的人们仍然不甘心就此罢休，小说的结尾是代表砌墙方的“男人”和代表行路人的呼延飞完成了一次交易。但蔡东对这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故事作了最简化的处理，仅仅勾勒了一个故事的轮廓，在时空、人物上体现出平面化的特征。在时间上除了让我们明显感觉到这是当代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时间上的提示，而人物基本上就像影子似的展示出他们行动中的关节点。在对故事作了最简化的处理后，蔡东就在具体意象上做足了文章，在这样一个短短的篇幅里，几乎包含了关于城市化的所有要素：地皮、房地产、资本、合同、媒体、知识分子、民生，蔡东围绕这些要素深入到了城市的资本黑幕。其中最核心的意象便是通天桥。通天桥两岸不妨看作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小说一开始就告诉人们，通天桥以北曾经是一片荒地，半年时间就长起来一座城，原来的荒地被成片的楼房覆盖了。城市变得繁华热闹起来，更多的人在城市上班。北岸的城市虽然楼房林立，但房价和租金也很高，有些不愿意出高价或者出不起高价的人便把家安在了南岸，于是每天的傍晚时分，通天桥上便汇聚了下班的人流。这无疑是人们最现实的生活选择，然而它却是资本运作者不愿意看到的情景，他们必须让住在南岸的人成为北岸楼房的消费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恶毒，这就是在通天桥上砌上一堵墙，将大桥拦腰截断，使人们再也不能便捷地来往于南北两岸了。这是资本运作的第一步：强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在现实中资本运作的这一步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既有強制性的，比如媒体时不时披露的强制拆迁;也有哄骗式的，包括各种许诺和各种广告宣传。但蔡东在小说中将现实中的一切现象简化为一堵墙，一堵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墙。资本的扩张是无情的，它已经吞掉了北岸，于是又盯上了南岸，它必须把南岸的人都赶到北岸的楼房里，再将南岸变成一座城。只有当南岸也变成一座城时，南岸的地皮才会增值。小说中的那位资本拥有者就很得意地说：“只要这边的房子住不满，墙就不会拆。墙是一个高超的创意，维持应有的秩序，驱赶人群，就像把鸡从笼子里往外撵。等这边住满，再等上几年，迟早也轮得到路北发达。”蔡东正是通过这一富有象征性的故事揭露了资本的本质，资本要为社会盖出更多的房子，生产出更多的物质，它的确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从这个角度说，资本就像是一座通天桥。但资本拥有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是为了让资本不断地增值。因此他们建造的这座通天桥只是一个诱饵，当人们离不开这座通天桥时，也就是当人们的需求与通天桥发生密切关系时，他们就要在通天桥上设置障碍，从而迫使人们屈从于资本新的召唤。而城市化就是靠资本运作来推动的，因此对于广大市民来说，城市化就是一条让人们永远无法顺利通行的通天桥。毫无疑问，通天桥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它切入城市化的内核，让我们可以作出无比丰富的沉思。如此具有思想深度和理论内涵的文学意象，竟然出自一位阅历并不很深的年轻作家之手，这是让我感到很惊奇的。我只能对深圳这座城市说，蔡东她可是有备而来的呵！ 蔡东的小说更偏重于理性的审美。人们一般认为女性作家往往感性强大但理性偏弱。蔡东的感性并不弱于其他女性作家，这尤其体现在她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上。但她同时又具有强大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而她的小说具有非常丰富的哲理性和思想性。但她不是写观念小说，她丝毫不会犯“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毛病。因为她善于把城市的具象作为思想的符号来使用，在她进行哲理思考时，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体验同时也在起作用。这就带来她的理性审美的一大特点，即她的理性审美往往着眼于日常性的沉思。蔡东对日常生活充满兴趣，她的小说多半也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日常生活的哲理就体现为日常性，蔡东始终在追问良好的日常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出入》这篇小说中蔡东以“俗气的人事”这一说法来描述一对主人公夫妇的日常生活。显然，“俗气的人事”不是蔡东所需要的日常性，她在小说中详细描写了“俗气的人事”给这一对年轻夫妇所带来的生活烦恼。林君和梅杨这对夫妇都有体面的工作，他们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讓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但职场充斥着“俗气的人事”，他们在“俗气的人事”中屡屡遭遇挫折，使他们的心理都变态了。为了能在“俗气的人事”中成为强者，不再受人欺负，梅杨报名参加了一个“锻造人格魅力、搭建高端人脉平台”的培训班，林君则为了摆脱“俗气的人事”的烦恼，决定利用假期去体验短期出家。但无论是参加培训班还是短期出家，都不可能将他们从“俗气的人事”中拯救出来，当小说结尾梅杨充满幸福地向林君告白“我可是修成正果了”时，我们便可以想象，这对夫妇的日常情感的裂缝只会越来越大。蔡东心目中的日常性是体现真性情和真人性的日常性，但令蔡东困惑不已的是，城市职场充斥着“俗气的人事”，她非常希望人们能够出入其间，回到各自的小家庭，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事实上，“俗气的人事”最终伤害的是我们的日常性，让我们的日常性失去真性情和真人性。
蔡东所认为的日常性既神秘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就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不可琢磨，也充满不确定性，它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很难一言以蔽之。而人们正是在这种日常性中传递爱，它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交流的生活场，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良好的日常性经常会被阻隔，蔡东在小说中特别关注日常性被阻隔后人的精神状态。蔡东有好几篇小说都涉及老年痴呆症，显然就是因为当一个老人被老年痴呆症缠扰上以后是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维系良好的日常性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写的就是一个家庭怎么去面对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病人的故事。周素格与乔兰森是一对三十年的老夫妻了，如今周素格整天小心伺候着患上老年痴呆症的丈夫乔兰森，“日子一天一天失去了柔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过去良好的日常性完全被阻隔了。蔡东把更多的同情放在周素格身上，周素格无疑是一个很尽责的妻子，但蔡东意识到，长年照顾一个已经无法正常交流的病人，周素格的情感的温柔一面也会被磨蚀得越来越粗砺，她还能找回自己曾经有过的日常性吗？周素格不甘在这样的生活中让自己的情感变得麻木和粗砺，于是她谋划了一场“海德格尔”行动，她要将丈夫绑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去体育场看演唱会。她已经实施了这一行动，但走到楼下又惦记着自己的丈夫，急急返回家，解开绑在丈夫身上的绳子。最终，蔡东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美丽的结局，周素格带着患病的丈夫一起去听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她还亲吻了丈夫，“她记得亲吻时，半是沉醉半是痛楚地闭上了眼睛”。蔡东写到这里时，我猜想她的内心一定也有一种痛楚感，因为她其实很清楚，要为老年痴呆症的家庭找回良好的日常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也只能让存留在周素格心中的爱来抚慰一下钝化的情感。蔡东在小说中写到各种日常性被阻隔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会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如何处置人生困境，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蔡东特别重视这种问题的复杂性，她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一简单化，就会破坏日常性，就会让困境无解。《伶仃》中的主人公卫巧蓉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卫巧蓉的丈夫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到一个小岛上生活，卫巧蓉怀疑丈夫有了外遇，她跟踪到小岛，却始终也没有发现可疑的踪迹。至于她丈夫到底什么原因要离家出走，他们夫妇俩是否在情感和性格上有冲突，蔡东故意不说清楚。蔡东不说清楚本身其实就很清楚地传递出了她对日常性的理解。在她看来，良好的日常性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默契和体贴上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须将所有的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黑白分明。卫巧蓉想把一切搞得清清楚楚，她陷在这个困境中走不出来，使得自己心理失调。但在女儿的开导下，在与老吴等人的交流中，她逐渐有所觉悟，终于把一切放下，也就宽容和接纳了丈夫的出格举动。小说写得很精心。蔡东有意不将一切缘由交待得一清二楚，凸显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她循着卫巧蓉的心理轨迹一点点往前推进，直到最后，卫巧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豁然开朗。蔡东也不明写，而是写卫巧蓉在夜色中清晰地感受到小树林中大自然生动的细节，这时她就决定转过身去看看，“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环绕在身旁的黑暗变轻了”。可以说，整篇小说的叙述都是在为这一个“转身”作铺垫，而所有的沉思都蕴含在“转身”之中，我们可以相信，卫巧蓉的这一转身也就意味着她将返回到正常的日常性中。
《来访者》也是因其思想的丰富性带来解读的不确定性。评论家也非常乐于对这种内涵丰富的小说进行阐释。我曾给《来访者》写过这样一段短评：“来访者是指城市里去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的人，小说中的来访者江恺与心理咨询师庄玉茹却有着各自的心结和伤痛，江恺的求医过程仿佛成为了双方相互打开心扉和共同疗愈的过程。小说像一支回旋曲的结构，回还反复，曲径通幽，心理分析贴切细腻，最让人沉思的是作者对于母爱的复杂情感。”在这段短评里，对于心理分析的理解，以及对于叙述技巧的理解，大致上能够与大多数评论达成共识，但我一直认为这篇小说最有思想价值的地方是作者对于母爱的表达，这一点大概与大多数评论的看法不相同。当然其他评论对《来访者》的阐释也很到位，这恰好说明了这篇小说内涵的丰富性，因此我强调这篇小说的母爱主题也没有错。在我看来，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母爱的沉思。江恺应该是个很成功的男人，他为什么后来出了心理问题，说到底可能就是由于母子关系不正常而造成的，江恺的母亲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相反她应该是太爱自己的儿子，她从小关心着儿子的一言一行，儿子也是完全听从母亲的所有要求。但事实上儿子从小在内心里就有一种要抗拒母亲指令的情绪，只是等到他长大了，可以脱离母亲而生活了，这种潜藏的情绪才得以释放，变成了一种拒斥母亲的心理结。心理医师庄玉茹终于发现这才是江恺心理疾患的根源。那么这是母亲的错吗？庄玉茹并不是这样来疏解江恺的心理问题的。相反，江恺的遭遇倒是唤醒了庄老师自己的一个心理结。她的儿子在出生时因为脐带缠绕而死去了，这成为她的一个始终无法释怀的内疚积压在心底。庄玉茹很清楚自己的内疚来自母爱，当自己的儿子因为脐带缠绕的原因突然离去后，她积攒起来的母爱无处释放，只能存在内心深处了。母爱是一种伟大的、无私的爱，母爱也会有各种表达方式，但一个人也许会因为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性格，而对母爱产生误解。江恺的心理结便在这里。庄玉茹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她的循循善诱，而且还在于她让江恺理解到母爱的珍贵，为江恺提供了一个重新亲近母爱的途径。比如她带江恺去看白马寺石窟的雕像，让江恺说出看到石佛身上的袈裟就像随手捋起水的波纹，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江恺回答说是松弛。江恺正是在这样的暗示中放松了自己，他也真心地理解了母亲和母亲施予爱的方式。
蔡东在小说中注重思想表达，也体现出蔡东在写作中的身份认同是偏向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她在《通天桥》中的构思引起了我的注意。《通天桥》设计了资本和人民的冲突，最后为了解决通天桥上一堵墙的问题，双方进行了谈判。代表资本一方的是“男人”，而代表人民一方的是一个叫呼延飞的医生。呼延飞一直在桥上救助那些因翻墙而受伤的人。呼延飞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蔡东以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人民的代表去进行谈判，就鲜明体现出她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和期待。在蔡东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代表人民的，是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人民说话的。蔡东还把呼延飞描写成一个特别爱干净的知识分子，写他结束了一天的急诊室工作时，都要细致地清洗双手，“接着走进更衣室时，他小心地用白大褂隔住自己的手去拧球锁”。蔡东称这是一个自爱的、富有仪式感的动作，“是一种告别，告别那个血乎淋拉的不高档的世界，来到晴朗而洁净的白天”。这似乎就是蔡东对于自己小说世界的一种期许。蔡东虽然知道现实世界有着太多的肮脏和丑恶，但她要在小说中彻底清洗掉这些肮脏和丑恶，给人们一个“晴朗而洁净的白天”。当她这样写作时，她理所当然地就是一名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关键词：蔡东;城市文学意象;理性审美;日常性;通天桥;伶仃;来访者
虽说现在大部分年轻的作家都在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但蔡东似乎尤其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一来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二来她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深圳。深圳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大都市，它少了一些乡土文化的包袱，洋溢着现代气息，蔡东与深圳仿佛就是两个一见如故的朋友，因为在蔡东身上也没有太多乡土文化的包袱，这使她体验深圳的城市经验时没有多少文化和心理上的障碍。另一方面，蔡东似乎骨子里就有后现代倾向，这使她在大学的专业学习时更偏爱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现代城市文化的结晶，因此当蔡东以现代主义文学装备自己后来到中国最具现代精神的深圳时，就是一种如鱼得水的际遇。我不知道用一见如故和如鱼得水这两个词语来描述蔡东与深圳的关系是否准确，但我的确从蔡东的小说中读到了鲜明的城市精神。
城市已经成为当代小说最主要的叙述对象，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但尽管如此，真正令人服气的城市小说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何让城市的元素审美化，我们的作家只能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之中，这恰是乡土小说相对于城市小说来说最大的优势所在。因为乡土叙述是在一个系统化的乡土审美版图中展开的，乡土的一草一木，乡村的炊烟、茅房，甚至老农脸上的褶皱、灶台边的柴火，都能够在小说中成为现成的审美意象。可是城市里似乎只能在咖啡厅里找到一点诗意，至于那些整齐划一的楼房或烈日下烤得发烫的柏油路，还没有寻到一个适当的入口进入小说的审美空间。但是这一切俨然构成了对城市小说作家的挑战。蔡东似乎是一名非常成功的挑战者。她很会写城市的场景，善于发现一些有意味的细节，她懂得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并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细节，很多细节在她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个个非常具有文学性的意象。这也就构成了她写城市小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重视意象的作用，而不被故事所困。她不在写故事层面上做文章，哪怕她找到了好故事，她也不会被故事所累，她宁愿牺牲掉情节的发展，而把更多的笔墨用在对意象的渲染上。我最早读到蔡东的小说《通天桥》时，就对蔡东的现代性印象深刻。这是一篇后现代意味十足的小说。小说包含着一个很有现实感的故事，这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房价有关，一个城市里不同地域的房价不一样，城南比城北便宜，人们就在城南买房子，去城北上班，城南和城北隔着一条河，因为河上有一座通天桥，因此人们来往城南城北很方便。但是，桥上突然被人拦腰建起了一堵墙，阻止人们从桥上过。人们只好想办法爬过墙，后来墙又加高了，墙头又嵌上碎而尖的玻璃，人们又想办法将碎玻璃磨平，后来墙头又嵌入更结实的铁枪花。要过桥的人们仍然不甘心就此罢休，小说的结尾是代表砌墙方的“男人”和代表行路人的呼延飞完成了一次交易。但蔡东对这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故事作了最简化的处理，仅仅勾勒了一个故事的轮廓，在时空、人物上体现出平面化的特征。在时间上除了让我们明显感觉到这是当代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时间上的提示，而人物基本上就像影子似的展示出他们行动中的关节点。在对故事作了最简化的处理后，蔡东就在具体意象上做足了文章，在这样一个短短的篇幅里，几乎包含了关于城市化的所有要素：地皮、房地产、资本、合同、媒体、知识分子、民生，蔡东围绕这些要素深入到了城市的资本黑幕。其中最核心的意象便是通天桥。通天桥两岸不妨看作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小说一开始就告诉人们，通天桥以北曾经是一片荒地，半年时间就长起来一座城，原来的荒地被成片的楼房覆盖了。城市变得繁华热闹起来，更多的人在城市上班。北岸的城市虽然楼房林立，但房价和租金也很高，有些不愿意出高价或者出不起高价的人便把家安在了南岸，于是每天的傍晚时分，通天桥上便汇聚了下班的人流。这无疑是人们最现实的生活选择，然而它却是资本运作者不愿意看到的情景，他们必须让住在南岸的人成为北岸楼房的消费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恶毒，这就是在通天桥上砌上一堵墙，将大桥拦腰截断，使人们再也不能便捷地来往于南北两岸了。这是资本运作的第一步：强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在现实中资本运作的这一步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既有強制性的，比如媒体时不时披露的强制拆迁;也有哄骗式的，包括各种许诺和各种广告宣传。但蔡东在小说中将现实中的一切现象简化为一堵墙，一堵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墙。资本的扩张是无情的，它已经吞掉了北岸，于是又盯上了南岸，它必须把南岸的人都赶到北岸的楼房里，再将南岸变成一座城。只有当南岸也变成一座城时，南岸的地皮才会增值。小说中的那位资本拥有者就很得意地说：“只要这边的房子住不满，墙就不会拆。墙是一个高超的创意，维持应有的秩序，驱赶人群，就像把鸡从笼子里往外撵。等这边住满，再等上几年，迟早也轮得到路北发达。”蔡东正是通过这一富有象征性的故事揭露了资本的本质，资本要为社会盖出更多的房子，生产出更多的物质，它的确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从这个角度说，资本就像是一座通天桥。但资本拥有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是为了让资本不断地增值。因此他们建造的这座通天桥只是一个诱饵，当人们离不开这座通天桥时，也就是当人们的需求与通天桥发生密切关系时，他们就要在通天桥上设置障碍，从而迫使人们屈从于资本新的召唤。而城市化就是靠资本运作来推动的，因此对于广大市民来说，城市化就是一条让人们永远无法顺利通行的通天桥。毫无疑问，通天桥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它切入城市化的内核，让我们可以作出无比丰富的沉思。如此具有思想深度和理论内涵的文学意象，竟然出自一位阅历并不很深的年轻作家之手，这是让我感到很惊奇的。我只能对深圳这座城市说，蔡东她可是有备而来的呵！ 蔡东的小说更偏重于理性的审美。人们一般认为女性作家往往感性强大但理性偏弱。蔡东的感性并不弱于其他女性作家，这尤其体现在她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上。但她同时又具有强大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而她的小说具有非常丰富的哲理性和思想性。但她不是写观念小说，她丝毫不会犯“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毛病。因为她善于把城市的具象作为思想的符号来使用，在她进行哲理思考时，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体验同时也在起作用。这就带来她的理性审美的一大特点，即她的理性审美往往着眼于日常性的沉思。蔡东对日常生活充满兴趣，她的小说多半也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日常生活的哲理就体现为日常性，蔡东始终在追问良好的日常性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出入》这篇小说中蔡东以“俗气的人事”这一说法来描述一对主人公夫妇的日常生活。显然，“俗气的人事”不是蔡东所需要的日常性，她在小说中详细描写了“俗气的人事”给这一对年轻夫妇所带来的生活烦恼。林君和梅杨这对夫妇都有体面的工作，他们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讓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但职场充斥着“俗气的人事”，他们在“俗气的人事”中屡屡遭遇挫折，使他们的心理都变态了。为了能在“俗气的人事”中成为强者，不再受人欺负，梅杨报名参加了一个“锻造人格魅力、搭建高端人脉平台”的培训班，林君则为了摆脱“俗气的人事”的烦恼，决定利用假期去体验短期出家。但无论是参加培训班还是短期出家，都不可能将他们从“俗气的人事”中拯救出来，当小说结尾梅杨充满幸福地向林君告白“我可是修成正果了”时，我们便可以想象，这对夫妇的日常情感的裂缝只会越来越大。蔡东心目中的日常性是体现真性情和真人性的日常性，但令蔡东困惑不已的是，城市职场充斥着“俗气的人事”，她非常希望人们能够出入其间，回到各自的小家庭，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但事实上，“俗气的人事”最终伤害的是我们的日常性，让我们的日常性失去真性情和真人性。
蔡东所认为的日常性既神秘又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就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不可琢磨，也充满不确定性，它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很难一言以蔽之。而人们正是在这种日常性中传递爱，它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交流的生活场，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良好的日常性经常会被阻隔，蔡东在小说中特别关注日常性被阻隔后人的精神状态。蔡东有好几篇小说都涉及老年痴呆症，显然就是因为当一个老人被老年痴呆症缠扰上以后是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维系良好的日常性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写的就是一个家庭怎么去面对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病人的故事。周素格与乔兰森是一对三十年的老夫妻了，如今周素格整天小心伺候着患上老年痴呆症的丈夫乔兰森，“日子一天一天失去了柔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过去良好的日常性完全被阻隔了。蔡东把更多的同情放在周素格身上，周素格无疑是一个很尽责的妻子，但蔡东意识到，长年照顾一个已经无法正常交流的病人，周素格的情感的温柔一面也会被磨蚀得越来越粗砺，她还能找回自己曾经有过的日常性吗？周素格不甘在这样的生活中让自己的情感变得麻木和粗砺，于是她谋划了一场“海德格尔”行动，她要将丈夫绑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去体育场看演唱会。她已经实施了这一行动，但走到楼下又惦记着自己的丈夫，急急返回家，解开绑在丈夫身上的绳子。最终，蔡东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美丽的结局，周素格带着患病的丈夫一起去听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她还亲吻了丈夫，“她记得亲吻时，半是沉醉半是痛楚地闭上了眼睛”。蔡东写到这里时，我猜想她的内心一定也有一种痛楚感，因为她其实很清楚，要为老年痴呆症的家庭找回良好的日常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也只能让存留在周素格心中的爱来抚慰一下钝化的情感。蔡东在小说中写到各种日常性被阻隔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会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如何处置人生困境，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蔡东特别重视这种问题的复杂性，她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一简单化，就会破坏日常性，就会让困境无解。《伶仃》中的主人公卫巧蓉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卫巧蓉的丈夫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到一个小岛上生活，卫巧蓉怀疑丈夫有了外遇，她跟踪到小岛，却始终也没有发现可疑的踪迹。至于她丈夫到底什么原因要离家出走，他们夫妇俩是否在情感和性格上有冲突，蔡东故意不说清楚。蔡东不说清楚本身其实就很清楚地传递出了她对日常性的理解。在她看来，良好的日常性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默契和体贴上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须将所有的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黑白分明。卫巧蓉想把一切搞得清清楚楚，她陷在这个困境中走不出来，使得自己心理失调。但在女儿的开导下，在与老吴等人的交流中，她逐渐有所觉悟，终于把一切放下，也就宽容和接纳了丈夫的出格举动。小说写得很精心。蔡东有意不将一切缘由交待得一清二楚，凸显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她循着卫巧蓉的心理轨迹一点点往前推进，直到最后，卫巧蓉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豁然开朗。蔡东也不明写，而是写卫巧蓉在夜色中清晰地感受到小树林中大自然生动的细节，这时她就决定转过身去看看，“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环绕在身旁的黑暗变轻了”。可以说，整篇小说的叙述都是在为这一个“转身”作铺垫，而所有的沉思都蕴含在“转身”之中，我们可以相信，卫巧蓉的这一转身也就意味着她将返回到正常的日常性中。
《来访者》也是因其思想的丰富性带来解读的不确定性。评论家也非常乐于对这种内涵丰富的小说进行阐释。我曾给《来访者》写过这样一段短评：“来访者是指城市里去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的人，小说中的来访者江恺与心理咨询师庄玉茹却有着各自的心结和伤痛，江恺的求医过程仿佛成为了双方相互打开心扉和共同疗愈的过程。小说像一支回旋曲的结构，回还反复，曲径通幽，心理分析贴切细腻，最让人沉思的是作者对于母爱的复杂情感。”在这段短评里，对于心理分析的理解，以及对于叙述技巧的理解，大致上能够与大多数评论达成共识，但我一直认为这篇小说最有思想价值的地方是作者对于母爱的表达，这一点大概与大多数评论的看法不相同。当然其他评论对《来访者》的阐释也很到位，这恰好说明了这篇小说内涵的丰富性，因此我强调这篇小说的母爱主题也没有错。在我看来，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母爱的沉思。江恺应该是个很成功的男人，他为什么后来出了心理问题，说到底可能就是由于母子关系不正常而造成的，江恺的母亲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相反她应该是太爱自己的儿子，她从小关心着儿子的一言一行，儿子也是完全听从母亲的所有要求。但事实上儿子从小在内心里就有一种要抗拒母亲指令的情绪，只是等到他长大了，可以脱离母亲而生活了，这种潜藏的情绪才得以释放，变成了一种拒斥母亲的心理结。心理医师庄玉茹终于发现这才是江恺心理疾患的根源。那么这是母亲的错吗？庄玉茹并不是这样来疏解江恺的心理问题的。相反，江恺的遭遇倒是唤醒了庄老师自己的一个心理结。她的儿子在出生时因为脐带缠绕而死去了，这成为她的一个始终无法释怀的内疚积压在心底。庄玉茹很清楚自己的内疚来自母爱，当自己的儿子因为脐带缠绕的原因突然离去后，她积攒起来的母爱无处释放，只能存在内心深处了。母爱是一种伟大的、无私的爱，母爱也会有各种表达方式，但一个人也许会因为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性格，而对母爱产生误解。江恺的心理结便在这里。庄玉茹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她的循循善诱，而且还在于她让江恺理解到母爱的珍贵，为江恺提供了一个重新亲近母爱的途径。比如她带江恺去看白马寺石窟的雕像，让江恺说出看到石佛身上的袈裟就像随手捋起水的波纹，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江恺回答说是松弛。江恺正是在这样的暗示中放松了自己，他也真心地理解了母亲和母亲施予爱的方式。
蔡东在小说中注重思想表达，也体现出蔡东在写作中的身份认同是偏向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她在《通天桥》中的构思引起了我的注意。《通天桥》设计了资本和人民的冲突，最后为了解决通天桥上一堵墙的问题，双方进行了谈判。代表资本一方的是“男人”，而代表人民一方的是一个叫呼延飞的医生。呼延飞一直在桥上救助那些因翻墙而受伤的人。呼延飞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蔡东以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人民的代表去进行谈判，就鲜明体现出她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和期待。在蔡东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代表人民的，是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人民说话的。蔡东还把呼延飞描写成一个特别爱干净的知识分子，写他结束了一天的急诊室工作时，都要细致地清洗双手，“接着走进更衣室时，他小心地用白大褂隔住自己的手去拧球锁”。蔡东称这是一个自爱的、富有仪式感的动作，“是一种告别，告别那个血乎淋拉的不高档的世界，来到晴朗而洁净的白天”。这似乎就是蔡东对于自己小说世界的一种期许。蔡东虽然知道现实世界有着太多的肮脏和丑恶，但她要在小说中彻底清洗掉这些肮脏和丑恶，给人们一个“晴朗而洁净的白天”。当她这样写作时，她理所当然地就是一名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