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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当代性”定位为“现代性”在“当下”的具体呈现，需要从现代性自身的“成熟/成型”形态与“未完成/未成型”的形态这两种基本的层面上加以区分。一方面，“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形态虽然以“同一性/同质化”的方式建构了现代世界，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差异性”的“异在”元素，所以在“当下”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共在的现代性景观;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性建构毕竟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对后发式的“未完成/未成型”的“当下”现代性形态而言，就会呈现为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错位。“文学批评”及其一般原则的“当代性”主要显示为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针对不同的具体文学现象及其思想潮流所作出的“差异性”评判。它既是使“历史”能够在“当下”语境中借阐释以继续“存活”的特定方式，也是文学批评自身寻求与“他者”共在以展开对话的核心基础。
关键词：现代性;当代性;文学批评;历史维度
一般说来，文学批评与纯粹的文学理论是有其各自明确的“界域”的。文学理论多侧重于“文学”范畴内具有相对“同一性”特质的“知识”元素及其逻辑关系的阐发，而文学批评则大多是针对“差异性”的具体的作家个体、创作文本或文学趋向等所作的“评判/判断”;说得形象一些，理论家近于“立法者”，而批评家则是“法官”或“阐释者”。所有的“法”都不是确切无疑一成不变的，因此，理论家的责任即在于依据不断出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对“法”给予更为完善的“修正/补充”;而所有的“判定”也都将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具体语境的约束和影响，进而形成“判断”本身的“阐释的循环”甚至“回返”。即此而言，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实际上都具有无可摆脱的“当代性”。
一、“当代性”的一般界定
“当代性”很可能是汉语语境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概念。依据汉语“当代”一词所包含的“当下/目前”的意味，它与西语中的“now”（现在）或者“instantly/immediately”（即刻）应该比较接近，但涉及“当代性”的时候，这个汉语概念就只能与西语的“modernity”（现代性）相对应了。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性”实际上指的就是“现代性”在“当下”所呈现的具体样态，只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下”的这种样态是属于“成熟/成型”的现代性状态还是“未完成/进行中”的现代性状态，是需要给予必要的区分的。
“现代性”（modernity）一语的词根是“modern”，它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出现的拉丁语词汇“modo”及其所衍生出来的“modernus”，这一语汇本身指的就是“现在（right now）”“当前（recently）”“目前（the present）”。但“现代性”的真正意味指的却是区别于中世纪“神本”时代的以“人本”为核心支点所呈现出来的“人的世界”的样态，其所完成的是一种从生存依据（为何）到具体生活方式（如何）的根本性转换。即这个世界已经否弃了“神”（神谕/神旨）的主导，而改由“人”来自主地主导自身所处的世界——“人”依据其自身的“意愿”（idea）来构想、设计、建筑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世界”模型;“现代性”境况一经“成型”，人类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事实，并且在痛苦的反思中生存于这一“境遇”之中。所以，在西语语境中，“现代性”一直处在一种“认同/背离”彼此共存的“悖论”状态。涉及“现代性”问题的种种思想探索之所以显得含混暧昧，恰恰是源于这一问题本身的“悖论”特质。
一般说来，“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境况有这样的几个较为显著的标志：
A.就“器物”层面而言，现代性的完成以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为基本尺度;这一尺度在为人类提供高效、便利、快捷的全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造就了人类对于技术、生存空间及外在讯息的高度依赖，“人”的“物化”现象日趋显露。
B.就“制度”层面而言，现代性以相对完善的“契约/法”的形式为国家或社会群体的运作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规范和体制保障;但“法/规范”的约束并非意味着文明的进步，而恰恰预示着“法/规范”对于“人”的控制已经变得愈加隐秘和无形了。
C.就“思想”层面而言，现代性确立了一系列以相对可靠的“知识”为根基的范畴与观念，包括人、人性、人道、人格、人文、生命、理性、自由、科学、民主、自我、主体、民族、信仰等;但当这些范畴和观念以具有明晰的能指和所指的“语言/语词”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以后，它们也会变成反向地重新“形塑/固化”人的“思想”的隐形的潜在力量，“人”也成了顺从于观念（以“主义”方式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的“奴隶”，进而彻底丧失其“独立思想”本身的自由活力与主动性。
“现代性”所构建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同一化”的“标准”为前提的世界，它的“人本”中心形态虽然取代了“神本”时代“人”的被动性境遇，却并没有真正改变其以“同一性”为根基的本质内核。或者说，“现代性”同样是在以“同质化”的方式限制和销蚀不同的“人”的“个体差异性”。“现代性”的转换促使“潘多拉盒子”得以开启，以此释放了人的全部欲望，“现代性”图景的设计又在尝试控制乃至重新关闭这个被打开的盒子。机械复制的平等与持续“求新/求异”的永不满足相互交织，有限时空的局羁与对自由的无限渴望彼此碰撞，放纵的享乐与乏味的空虚并置，占有的快感与害怕失去的恐惧汇融，急速的疲惫和宁静的幻想共存，特别是“生”的无意义与“死”的必然性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现代性”方案的失败，感官上的“瞬间刺激/甘于堕落”、情感上的“怀旧/回归”、心灵上的“逃避/流亡”及其对自我的“怨愤/隔绝/自戕”等，已经成为“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境况中最为醒目的主题。如果说需要更为明晰地确立一种“当代性”的特质的话，那么，“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此种“悖论”样态，即可视为“当代性”的最为切实的景观。文学艺术即是对这一景觀的观察、记录、摹写和描绘，而其中所昭示的“人性善恶”“苦难经验”“道德困境”“生命之轻”“自我迷失”“先锋/颓废”“媚俗”（kisch）“游戏”等，即是对持续呈现于“当代”的此种（现代性）景观的“反思”与“评判”。 但是，问题显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现代性”方案最初的设想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受制于“神”的被动困境，以便将“现代世界”建构成为由人类自身自行主宰的合于“完美理性”的最佳世界;这个世界的具体形貌可以随不同族群的自主选择呈现为“多样”，但作为多种形貌之“内核”的“理性”及其“法/规范”的根本原则却是完全“一致”的。“一”和“多”需要共存并在，“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由此被“固化/确定”为现代性境况的“恒在”形态。由于这种形态并非古典世界的自然延续，所以带有明确的“去历史化”的特征;现代性以其超越“历史”的构想，尝试造就一种人类唯一可持续的“稳定/恒在”的生存方式。当“同一性”居于世界的主导地位时，以“必然律”强行限制和阻止“或然性”的“去历史化”取向也同时带来了现代性自身的“反弹”——后现代的所谓“去中心”“非形上”“可能世界”等的抵制和反叛，正是这种“反弹”的实际体现，也是孕育于现代性元素之中的“差异性”的集中突显。“推翻重来”（革命取向的政治美学与解构策略）、“返回历史”（知识考据式的重述古典），抑或“返回自身”（现象—阐释学式的追溯本源或身体美学）等，也就成了“成熟/成型”的现代性样态中自然衍生出来的新问题。
二、“当下语境”与“历史”维度的错位
基于现代性境况自身的悖论，“去历史化”的诉求事实上确实无法真正实现。一方面，现代性样态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迅速完成，即使能够完全抛却古典“历史”的全部遗产和负累，“现代性进程”本身也会形成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历史序列”，因为它毕竟需要有一个构想、设计、建造、修订、完善直至成型的“时间”（实践）过程;另一方面，当现代性方案尝试以“全球化”的方式在空间层面上向整个世界全面推衍的时候，它也必然地会遭遇到不同区域且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传承的人众的抵抗、改造和扭曲，即使强行地艰难推进，也同样需要一种相对漫长的时间过程。所以在时、空兩个基本维度上，现代性都将面对其无可回避的难题。
就西方现代性演进的历程来看，如果将其起点确定在文艺复兴时代，而将20世纪视为其趋于“成熟/成型”时期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性状况的形成至少已经历经了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与此“历史”相对应的现代性趋向在总体的“思想/勾画/设计/推进”上则呈现出了如下的逻辑演化线索：
A.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发现与“人”的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对于“人”的潜能的发掘，促进了科学（凭借人的理性对自然和世界展开探索）与艺术（对人自身的创造力量的开拓）的互动与繁荣;“文学”以“人的语言”确认了“人”的自身身份及其族群属性，并传达出了对于成为“巨人/主宰者/决策者”的强烈渴望与冲动。
B.宗教革新与新古典时代：废弃教会组织的特权，张扬宗教自身的“人道”关怀，肯定以“哲人王”为理想的人间君主所主治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存在权利;“文学”则初步确立起了诗律、史诗、喜剧、悲剧、传奇等基本的评判尺度和原则。
C.浪漫想象时代：在否弃现实实存世界的同时，“人”以其对“知识”的不断获取重新构想和设计人类自身的未来理想蓝图;“文学”进入全面开掘、想象和呈现人的“自然天性”的阶段，“天才”的景仰与“情感”的宣泄成为文学最为醒目的标识。
D.启蒙时代：在民族国家及社会的“群体”价值之外，“个体”的价值得以发现和张扬，个体自觉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科学”及其“知识”系统变得至高无上并彻底取代了“神”的地位，“人”有能力借助其“理性”为自然（和自身）“立法”，也有能力以“契约/立法”的方式为族国、社会及他者之间的“共处”提供可行的依据、保障与规则;“文学”开始将目光从上层君王、贵族及传奇式人物转向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肯定和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个体自身对自我的确认与反思成为以“我（我思）”为中心的文学叙事的主题。
E.工业文明全速推进时代：“机械”的介入解放了“人力”，自然、世界和“人”自身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性”图景日趋清晰，“人类中心”开始趋于极致化，扩张和无限攫取成为普遍的潮流，“今胜于古”的“进化论”取向主导了人类几乎全部的思想与行为;“文学”则着力聚焦于展示“人”与外在的自然及社会的冲突，以及人对于世界的全面掌控，经济市场与技术的推进促使“职业文学者”开始出现，“写实性”的忠实记录成为主流。
F.怀疑时代：在被命名为“现代”的世界，“神”的远离使人类丧失了“庇护”与“救赎”的可能，而“人”的“异化”及其肆意妄为更是加快了人类走向毁灭的速度，现代世界的“二律背反”特质开始显露，对“人性”本质的重新质疑与剖析成为焦点;“文学”逐步转向对于人的“内在”的感受能力、道德尺度、存在依据及心灵本源等层面的探究与追问，与“现代性”图景相呼应的现代主义的技术性形式实验开始登场。
G.革命时代：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摧毁或者变革现存的一切“旧制度”及其形而上学（知识）根基，以“意识形态”引领下的“社会革新”尝试重新争得“人”自身的“自由”。“武力/暴力”取代了“文”（协商）的温和，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为高效便捷的手段;革命激发了“文学”自身直接参与“政治/现实”的潜在活力，积极或消极的各式“观念”成为“文学”表现的突出主题。
H.反叛时代：战争、对峙、隔膜和控制等激发了普遍的对于“现代性”图景的彻底绝望及对“人”自身的根本质疑，去中心、多元化、非确定性、“今不如昔”、“他者”主体、偶在及其“意义”的寻获等，开始成为“现代之后”的新的多重向度的“差异性”选择。“文学”进入了俗世化、游戏化、狂欢化、消解意义、互文拼贴、图文互动等等“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之死”几成共识。
我们说“现代性”图景绝非朝夕即可实现的，其间一直存在着“世代”接续、传承、反思、完善和推进的现象。所以，当我们重新回溯现代性延展的这一曲折历程时，“现代性”本身也就无可避免地必然会附加上“历史”的维度;换言之，“现代性”试图超越“历史”（去历史化）的先验构想，实际上不过是某种“幻像”，现代性自身已经成了人类历史长链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性”取向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而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已经和正在接受现代性影响的那些尚处于“未完成/未成型”的现代性形态的区域和族群而言，“历史”维度上的现代性延续仍旧在持续的“过程”之中。由此，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未完成/未成型”的现代性形态中，“历史”就很容易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发生错位;这种错位不只是显示在作为参照的“成熟/成型”的现代性“线性进化”的时间序列与不同区域的“当下”实际境况的冲突上，它还体现在“未完成/未成型”现代性形态与其自身历史传统的冲突上。即此而言，如果说“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境况在“当下”所呈现的“当代性”主要显示为一种反叛式的“现代之后”（后现代）的景观的话，那么，“未完成/未成型”的后发式现代性形态所呈现的就只能是一种“杂糅并置”的“当代性”景观：传统的“历史”总是会以不断“复活”和“再现”的方式始终“存活”于“当下”，对于古典传统的迷恋与对现代性诉求的认同也可能共时性地出现在同一种叙写和表述的文本之中;“真”与“假”的界限在反复的言说中将变得日益模糊，“善”与“恶”的尺度在被屡屡越界之后也会变得摇摆不定，“丑”可能成为新的时尚而“美”也会变成被嘲讽乃至被厌弃的对象，如此等等。
三、文学批评：对“当下感知”的
反思性判断
如前所述，“现代性”的延展历经了一个到目前为止的相对的“长时段”过程，与之相对应的，这一过程之中也产生出了诸多各自不同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典范。如果说在整体的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理论”已经逐步构建起了一种以想象、虚构、创造、叙事、表现、描绘、文体、文学史、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等核心范畴为基准的相对“同一”的“知识”系统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及其一般原则的“当代性”则主要显示为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针对不同的具体文学现象及其思想潮流所作出的“差异性”的评判。换言之，置身于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境况作出“反思性”的批评与判断，即是该批评家之文学批评的“当代性”的实际体现。
我们说“当代性”在汉语语境中是一個极为特殊的概念，是因为“当代”一语已经被人为地界定成了一种专属的历史时段——即自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被单独分离出来的一个“历史片段”，这个“历史片段”被并置在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1912年）、现代（1912—1949年）的“时间序列”之中，并且在“线性进化/今胜于古”的思维模式引导之下，“当代”被认为是超越以往所有时段的全新的创造性“发明”——以“特异/特色”为标识的“当代”不再被看作是此前各个时段的合理延续，甚至恰恰是对过往时段的“革命性”变革与改造。此种认知模式一旦被定型，“当代”就被剔除在“现代性”境遇之外了。所以，在汉语语境中，出于人为的原因，“当代”这一概念已经变得似乎无所不在却又飘忽不定，既放弃了其本有的“现代性”依据，又无法重新寻找到能够得以“栖身”的可靠根基，以至于始终都处在“自行放逐”的“随意/浪迹”状态之中。由此，汉语语境中的“当代”的“文学批评”也只能在现实实利驱使下的无底线的“迎奉”，或者貌似严谨的“嫁接/拼贴/挪用”中沉迷于自行编织的虚幻的狂欢“镜像”里，进而彻底丧失了“批评”自身所应有的体验、反思、追问与批判的内质。
将“当代”排除在总体“现代性”境遇之外，既使“当代性”失去了其本有的依据，同时也使“文学批评”陷入了尴尬的困境，“历史”绝非只是可以随意丢弃的陈旧的废弃物，“历史”只有在“当下境遇”的不断诠释中才能重新获得“意义”（以“被诠释”的方式“存活”于“当下”），否则，“历史”就只能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负累”。“当下境遇”中对于“历史”（终将成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反思性评判，所显示的也正是“批评”自身的“当代性”。
概而言之，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有两种最为基本的参照，一是时间层面上的“历史”批评，一是空间层面上的“他者”批评。前者是指“当下”的文学批评所需要面对的自身的“历史/传统”，后者指的是自身所处区域之外的可资借鉴的别种批评。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当下境况”似乎显得要复杂得多，因为“当下”的中国仍然处在“准完成/准成型”的现代性境遇的过程之中——“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形态与“未完成/未成型”形态，甚至尚处于荒蛮原始状况的“前现代”形态交错并置在一起，“往何处去”的迷茫催生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嘈杂、错位、误解与混乱。有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一直众说纷纭，中国的现代性趋向中都一直存在着“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巨大张力的对抗。这种对抗不同于现代性自身内部的那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此消彼长和砥砺前行，而恰恰是来自中国“历史”自身的强大“惯性”——一种以追求“同一性”为唯一取向的“向心”的内驱力。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由于这种“历史惯性”的持续作用，“现代性”所需要实现的诸多“尺度”都被迫放置在了“无可成型”的“胶着”状态之中，飘忽不定的“当代”只能成为“历史”不断循环“再现/复活”的平台。当“文学”放弃了自身的“现代性”追求时，“文学”就只能重新退回到闲言碎语、街谈巷议的“小道”之中，文学批评也只可能停留于附庸风雅、嬉戏娱乐的层面之上。而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为了维护“封闭性”区域的稳定特性，一切域外“他者”形态的介入都将被阻止于界外。当“文学”丧失了其所必要的“他者”的参照与激发时，“文学”自身的创造活力也就被扼杀殆尽，“文学”所能够呈现的不过是不断被重复的雷同的“故事”，文学批评也将变成“同一”面孔的模式化“公文”。完全无视“现代性”境遇的“当代”的“文学”只会显示为一种“沙漠式”的景观，仿佛沙潮涌动，实际上仍旧是毫无生气的荒原。
“现代”世界与“神本/圣本”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在于，“人”生存于世的“意义”已经不再依赖于“神/圣”的“赋予”，而是要依靠“人”自身的力量，从“无意义”的世界之中去创造和寻获自身生存的“意义”。即此而言，“现代性”境遇其实就是一种“人”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建构出“世界”和“自身”的过程，“文学”也正是这种建构方式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语言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想象性”建构）。强调“现代性”的普遍取向，不是因为“现代性”方案本身的弊端而不可取因此需要否弃，而只是因为人类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现代”之路，根本不可能真的重新退回到“神/圣”时代了。这也许正是“当下”生存着的“人”的最为切实的“当代”境遇，“文学”需要加入到“现代性”的这一进程之中，“当代”的文学批评更需要对“文学”的这种“投身”其中的活动给予明确的反思、诠释和评判。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现代性;当代性;文学批评;历史维度
一般说来，文学批评与纯粹的文学理论是有其各自明确的“界域”的。文学理论多侧重于“文学”范畴内具有相对“同一性”特质的“知识”元素及其逻辑关系的阐发，而文学批评则大多是针对“差异性”的具体的作家个体、创作文本或文学趋向等所作的“评判/判断”;说得形象一些，理论家近于“立法者”，而批评家则是“法官”或“阐释者”。所有的“法”都不是确切无疑一成不变的，因此，理论家的责任即在于依据不断出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对“法”给予更为完善的“修正/补充”;而所有的“判定”也都将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具体语境的约束和影响，进而形成“判断”本身的“阐释的循环”甚至“回返”。即此而言，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实际上都具有无可摆脱的“当代性”。
一、“当代性”的一般界定
“当代性”很可能是汉语语境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概念。依据汉语“当代”一词所包含的“当下/目前”的意味，它与西语中的“now”（现在）或者“instantly/immediately”（即刻）应该比较接近，但涉及“当代性”的时候，这个汉语概念就只能与西语的“modernity”（现代性）相对应了。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性”实际上指的就是“现代性”在“当下”所呈现的具体样态，只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下”的这种样态是属于“成熟/成型”的现代性状态还是“未完成/进行中”的现代性状态，是需要给予必要的区分的。
“现代性”（modernity）一语的词根是“modern”，它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出现的拉丁语词汇“modo”及其所衍生出来的“modernus”，这一语汇本身指的就是“现在（right now）”“当前（recently）”“目前（the present）”。但“现代性”的真正意味指的却是区别于中世纪“神本”时代的以“人本”为核心支点所呈现出来的“人的世界”的样态，其所完成的是一种从生存依据（为何）到具体生活方式（如何）的根本性转换。即这个世界已经否弃了“神”（神谕/神旨）的主导，而改由“人”来自主地主导自身所处的世界——“人”依据其自身的“意愿”（idea）来构想、设计、建筑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世界”模型;“现代性”境况一经“成型”，人类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事实，并且在痛苦的反思中生存于这一“境遇”之中。所以，在西语语境中，“现代性”一直处在一种“认同/背离”彼此共存的“悖论”状态。涉及“现代性”问题的种种思想探索之所以显得含混暧昧，恰恰是源于这一问题本身的“悖论”特质。
一般说来，“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境况有这样的几个较为显著的标志：
A.就“器物”层面而言，现代性的完成以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为基本尺度;这一尺度在为人类提供高效、便利、快捷的全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造就了人类对于技术、生存空间及外在讯息的高度依赖，“人”的“物化”现象日趋显露。
B.就“制度”层面而言，现代性以相对完善的“契约/法”的形式为国家或社会群体的运作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规范和体制保障;但“法/规范”的约束并非意味着文明的进步，而恰恰预示着“法/规范”对于“人”的控制已经变得愈加隐秘和无形了。
C.就“思想”层面而言，现代性确立了一系列以相对可靠的“知识”为根基的范畴与观念，包括人、人性、人道、人格、人文、生命、理性、自由、科学、民主、自我、主体、民族、信仰等;但当这些范畴和观念以具有明晰的能指和所指的“语言/语词”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以后，它们也会变成反向地重新“形塑/固化”人的“思想”的隐形的潜在力量，“人”也成了顺从于观念（以“主义”方式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的“奴隶”，进而彻底丧失其“独立思想”本身的自由活力与主动性。
“现代性”所构建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同一化”的“标准”为前提的世界，它的“人本”中心形态虽然取代了“神本”时代“人”的被动性境遇，却并没有真正改变其以“同一性”为根基的本质内核。或者说，“现代性”同样是在以“同质化”的方式限制和销蚀不同的“人”的“个体差异性”。“现代性”的转换促使“潘多拉盒子”得以开启，以此释放了人的全部欲望，“现代性”图景的设计又在尝试控制乃至重新关闭这个被打开的盒子。机械复制的平等与持续“求新/求异”的永不满足相互交织，有限时空的局羁与对自由的无限渴望彼此碰撞，放纵的享乐与乏味的空虚并置，占有的快感与害怕失去的恐惧汇融，急速的疲惫和宁静的幻想共存，特别是“生”的无意义与“死”的必然性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印证着“现代性”方案的失败，感官上的“瞬间刺激/甘于堕落”、情感上的“怀旧/回归”、心灵上的“逃避/流亡”及其对自我的“怨愤/隔绝/自戕”等，已经成为“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境况中最为醒目的主题。如果说需要更为明晰地确立一种“当代性”的特质的话，那么，“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此种“悖论”样态，即可视为“当代性”的最为切实的景观。文学艺术即是对这一景觀的观察、记录、摹写和描绘，而其中所昭示的“人性善恶”“苦难经验”“道德困境”“生命之轻”“自我迷失”“先锋/颓废”“媚俗”（kisch）“游戏”等，即是对持续呈现于“当代”的此种（现代性）景观的“反思”与“评判”。 但是，问题显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现代性”方案最初的设想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受制于“神”的被动困境，以便将“现代世界”建构成为由人类自身自行主宰的合于“完美理性”的最佳世界;这个世界的具体形貌可以随不同族群的自主选择呈现为“多样”，但作为多种形貌之“内核”的“理性”及其“法/规范”的根本原则却是完全“一致”的。“一”和“多”需要共存并在，“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由此被“固化/确定”为现代性境况的“恒在”形态。由于这种形态并非古典世界的自然延续，所以带有明确的“去历史化”的特征;现代性以其超越“历史”的构想，尝试造就一种人类唯一可持续的“稳定/恒在”的生存方式。当“同一性”居于世界的主导地位时，以“必然律”强行限制和阻止“或然性”的“去历史化”取向也同时带来了现代性自身的“反弹”——后现代的所谓“去中心”“非形上”“可能世界”等的抵制和反叛，正是这种“反弹”的实际体现，也是孕育于现代性元素之中的“差异性”的集中突显。“推翻重来”（革命取向的政治美学与解构策略）、“返回历史”（知识考据式的重述古典），抑或“返回自身”（现象—阐释学式的追溯本源或身体美学）等，也就成了“成熟/成型”的现代性样态中自然衍生出来的新问题。
二、“当下语境”与“历史”维度的错位
基于现代性境况自身的悖论，“去历史化”的诉求事实上确实无法真正实现。一方面，现代性样态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迅速完成，即使能够完全抛却古典“历史”的全部遗产和负累，“现代性进程”本身也会形成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历史序列”，因为它毕竟需要有一个构想、设计、建造、修订、完善直至成型的“时间”（实践）过程;另一方面，当现代性方案尝试以“全球化”的方式在空间层面上向整个世界全面推衍的时候，它也必然地会遭遇到不同区域且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传承的人众的抵抗、改造和扭曲，即使强行地艰难推进，也同样需要一种相对漫长的时间过程。所以在时、空兩个基本维度上，现代性都将面对其无可回避的难题。
就西方现代性演进的历程来看，如果将其起点确定在文艺复兴时代，而将20世纪视为其趋于“成熟/成型”时期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性状况的形成至少已经历经了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与此“历史”相对应的现代性趋向在总体的“思想/勾画/设计/推进”上则呈现出了如下的逻辑演化线索：
A.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发现与“人”的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对于“人”的潜能的发掘，促进了科学（凭借人的理性对自然和世界展开探索）与艺术（对人自身的创造力量的开拓）的互动与繁荣;“文学”以“人的语言”确认了“人”的自身身份及其族群属性，并传达出了对于成为“巨人/主宰者/决策者”的强烈渴望与冲动。
B.宗教革新与新古典时代：废弃教会组织的特权，张扬宗教自身的“人道”关怀，肯定以“哲人王”为理想的人间君主所主治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存在权利;“文学”则初步确立起了诗律、史诗、喜剧、悲剧、传奇等基本的评判尺度和原则。
C.浪漫想象时代：在否弃现实实存世界的同时，“人”以其对“知识”的不断获取重新构想和设计人类自身的未来理想蓝图;“文学”进入全面开掘、想象和呈现人的“自然天性”的阶段，“天才”的景仰与“情感”的宣泄成为文学最为醒目的标识。
D.启蒙时代：在民族国家及社会的“群体”价值之外，“个体”的价值得以发现和张扬，个体自觉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科学”及其“知识”系统变得至高无上并彻底取代了“神”的地位，“人”有能力借助其“理性”为自然（和自身）“立法”，也有能力以“契约/立法”的方式为族国、社会及他者之间的“共处”提供可行的依据、保障与规则;“文学”开始将目光从上层君王、贵族及传奇式人物转向中下层的“普通民众”，肯定和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价值，以及个体自身对自我的确认与反思成为以“我（我思）”为中心的文学叙事的主题。
E.工业文明全速推进时代：“机械”的介入解放了“人力”，自然、世界和“人”自身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代性”图景日趋清晰，“人类中心”开始趋于极致化，扩张和无限攫取成为普遍的潮流，“今胜于古”的“进化论”取向主导了人类几乎全部的思想与行为;“文学”则着力聚焦于展示“人”与外在的自然及社会的冲突，以及人对于世界的全面掌控，经济市场与技术的推进促使“职业文学者”开始出现，“写实性”的忠实记录成为主流。
F.怀疑时代：在被命名为“现代”的世界，“神”的远离使人类丧失了“庇护”与“救赎”的可能，而“人”的“异化”及其肆意妄为更是加快了人类走向毁灭的速度，现代世界的“二律背反”特质开始显露，对“人性”本质的重新质疑与剖析成为焦点;“文学”逐步转向对于人的“内在”的感受能力、道德尺度、存在依据及心灵本源等层面的探究与追问，与“现代性”图景相呼应的现代主义的技术性形式实验开始登场。
G.革命时代：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摧毁或者变革现存的一切“旧制度”及其形而上学（知识）根基，以“意识形态”引领下的“社会革新”尝试重新争得“人”自身的“自由”。“武力/暴力”取代了“文”（协商）的温和，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为高效便捷的手段;革命激发了“文学”自身直接参与“政治/现实”的潜在活力，积极或消极的各式“观念”成为“文学”表现的突出主题。
H.反叛时代：战争、对峙、隔膜和控制等激发了普遍的对于“现代性”图景的彻底绝望及对“人”自身的根本质疑，去中心、多元化、非确定性、“今不如昔”、“他者”主体、偶在及其“意义”的寻获等，开始成为“现代之后”的新的多重向度的“差异性”选择。“文学”进入了俗世化、游戏化、狂欢化、消解意义、互文拼贴、图文互动等等“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之死”几成共识。
我们说“现代性”图景绝非朝夕即可实现的，其间一直存在着“世代”接续、传承、反思、完善和推进的现象。所以，当我们重新回溯现代性延展的这一曲折历程时，“现代性”本身也就无可避免地必然会附加上“历史”的维度;换言之，“现代性”试图超越“历史”（去历史化）的先验构想，实际上不过是某种“幻像”，现代性自身已经成了人类历史长链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性”取向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而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已经和正在接受现代性影响的那些尚处于“未完成/未成型”的现代性形态的区域和族群而言，“历史”维度上的现代性延续仍旧在持续的“过程”之中。由此，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未完成/未成型”的现代性形态中，“历史”就很容易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发生错位;这种错位不只是显示在作为参照的“成熟/成型”的现代性“线性进化”的时间序列与不同区域的“当下”实际境况的冲突上，它还体现在“未完成/未成型”现代性形态与其自身历史传统的冲突上。即此而言，如果说“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境况在“当下”所呈现的“当代性”主要显示为一种反叛式的“现代之后”（后现代）的景观的话，那么，“未完成/未成型”的后发式现代性形态所呈现的就只能是一种“杂糅并置”的“当代性”景观：传统的“历史”总是会以不断“复活”和“再现”的方式始终“存活”于“当下”，对于古典传统的迷恋与对现代性诉求的认同也可能共时性地出现在同一种叙写和表述的文本之中;“真”与“假”的界限在反复的言说中将变得日益模糊，“善”与“恶”的尺度在被屡屡越界之后也会变得摇摆不定，“丑”可能成为新的时尚而“美”也会变成被嘲讽乃至被厌弃的对象，如此等等。
三、文学批评：对“当下感知”的
反思性判断
如前所述，“现代性”的延展历经了一个到目前为止的相对的“长时段”过程，与之相对应的，这一过程之中也产生出了诸多各自不同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典范。如果说在整体的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理论”已经逐步构建起了一种以想象、虚构、创造、叙事、表现、描绘、文体、文学史、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等核心范畴为基准的相对“同一”的“知识”系统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及其一般原则的“当代性”则主要显示为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针对不同的具体文学现象及其思想潮流所作出的“差异性”的评判。换言之，置身于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对其所处时代的文学境况作出“反思性”的批评与判断，即是该批评家之文学批评的“当代性”的实际体现。
我们说“当代性”在汉语语境中是一個极为特殊的概念，是因为“当代”一语已经被人为地界定成了一种专属的历史时段——即自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被单独分离出来的一个“历史片段”，这个“历史片段”被并置在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1912年）、现代（1912—1949年）的“时间序列”之中，并且在“线性进化/今胜于古”的思维模式引导之下，“当代”被认为是超越以往所有时段的全新的创造性“发明”——以“特异/特色”为标识的“当代”不再被看作是此前各个时段的合理延续，甚至恰恰是对过往时段的“革命性”变革与改造。此种认知模式一旦被定型，“当代”就被剔除在“现代性”境遇之外了。所以，在汉语语境中，出于人为的原因，“当代”这一概念已经变得似乎无所不在却又飘忽不定，既放弃了其本有的“现代性”依据，又无法重新寻找到能够得以“栖身”的可靠根基，以至于始终都处在“自行放逐”的“随意/浪迹”状态之中。由此，汉语语境中的“当代”的“文学批评”也只能在现实实利驱使下的无底线的“迎奉”，或者貌似严谨的“嫁接/拼贴/挪用”中沉迷于自行编织的虚幻的狂欢“镜像”里，进而彻底丧失了“批评”自身所应有的体验、反思、追问与批判的内质。
将“当代”排除在总体“现代性”境遇之外，既使“当代性”失去了其本有的依据，同时也使“文学批评”陷入了尴尬的困境，“历史”绝非只是可以随意丢弃的陈旧的废弃物，“历史”只有在“当下境遇”的不断诠释中才能重新获得“意义”（以“被诠释”的方式“存活”于“当下”），否则，“历史”就只能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负累”。“当下境遇”中对于“历史”（终将成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反思性评判，所显示的也正是“批评”自身的“当代性”。
概而言之，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有两种最为基本的参照，一是时间层面上的“历史”批评，一是空间层面上的“他者”批评。前者是指“当下”的文学批评所需要面对的自身的“历史/传统”，后者指的是自身所处区域之外的可资借鉴的别种批评。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当下境况”似乎显得要复杂得多，因为“当下”的中国仍然处在“准完成/准成型”的现代性境遇的过程之中——“成熟/成型”的现代性形态与“未完成/未成型”形态，甚至尚处于荒蛮原始状况的“前现代”形态交错并置在一起，“往何处去”的迷茫催生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嘈杂、错位、误解与混乱。有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一直众说纷纭，中国的现代性趋向中都一直存在着“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巨大张力的对抗。这种对抗不同于现代性自身内部的那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此消彼长和砥砺前行，而恰恰是来自中国“历史”自身的强大“惯性”——一种以追求“同一性”为唯一取向的“向心”的内驱力。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由于这种“历史惯性”的持续作用，“现代性”所需要实现的诸多“尺度”都被迫放置在了“无可成型”的“胶着”状态之中，飘忽不定的“当代”只能成为“历史”不断循环“再现/复活”的平台。当“文学”放弃了自身的“现代性”追求时，“文学”就只能重新退回到闲言碎语、街谈巷议的“小道”之中，文学批评也只可能停留于附庸风雅、嬉戏娱乐的层面之上。而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为了维护“封闭性”区域的稳定特性，一切域外“他者”形态的介入都将被阻止于界外。当“文学”丧失了其所必要的“他者”的参照与激发时，“文学”自身的创造活力也就被扼杀殆尽，“文学”所能够呈现的不过是不断被重复的雷同的“故事”，文学批评也将变成“同一”面孔的模式化“公文”。完全无视“现代性”境遇的“当代”的“文学”只会显示为一种“沙漠式”的景观，仿佛沙潮涌动，实际上仍旧是毫无生气的荒原。
“现代”世界与“神本/圣本”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在于，“人”生存于世的“意义”已经不再依赖于“神/圣”的“赋予”，而是要依靠“人”自身的力量，从“无意义”的世界之中去创造和寻获自身生存的“意义”。即此而言，“现代性”境遇其实就是一种“人”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建构出“世界”和“自身”的过程，“文学”也正是这种建构方式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语言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想象性”建构）。强调“现代性”的普遍取向，不是因为“现代性”方案本身的弊端而不可取因此需要否弃，而只是因为人类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现代”之路，根本不可能真的重新退回到“神/圣”时代了。这也许正是“当下”生存着的“人”的最为切实的“当代”境遇，“文学”需要加入到“现代性”的这一进程之中，“当代”的文学批评更需要对“文学”的这种“投身”其中的活动给予明确的反思、诠释和评判。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