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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刚，1956年生，1996年至1998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完成博士后研究，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先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萧统评传》（合作）《〈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等。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工作。
杨阿敏：除曹融南先生外，您还跟随马茂元先生上课读书。请谈谈您眼中的马茂元先生。
傅刚：马先生跟曹先生就不一样啦，马先生成名要早，名气很大。马先生性格上跟曹先生也不一样，他有才气，文笔又漂亮，出身也是大家庭，当然曹先生也算是大家庭了，不过桐城马家好像更有名一些。他的祖父是马其昶，马先生从小就跟他读书学习。马先生非常聪明，是无锡国专毕业的。他的代表著作很多，《唐诗选》《楚辞选》《古诗十九首初探》等都是当代名著。
马先生水平非常高，记忆力也非常好，他跟我们上课都是背诵材料的。他给我们上课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的支气管出了问题，讲几句话就要喷一下喷雾。据说他能背一万多首唐诗，不光是唐诗，从先秦到明清的材料、诗文，他都能大量背诵。他说我也不想记啊，但是看了我就记住了，过目成诵。他一直想做唐诗史，1966年以前就准备了很多材料，结果1966—1976年间把他的材料全部烧掉了，对他打击蛮大的，所以非常可惜。
我们当年考上海师大的时候，他跟曹老师一起参加我们的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我们每周都到他家里上课，他对我很好。像我这样从农村中学出来的，他并不嫌弃，还很器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他推荐发表的，那个时候我刚读研究生，在1984年的时候发表文章，又是《文艺理论研究》这样的名刊，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们在他家经常跟他聊天，其实和老先生们聊天是非常好的学习。他还是善于谈论，也是愿意说的，聊天中有很多很好的见解。有一年他生病住在上海结核病院里，当时同住的还有华东师大的叶百丰教授，叶家跟马家是世交，叶先生就跟我们说马先生是属于不世出的人，他平时讲话应该录音下来。当时我们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头脑。马先生说不行，他要是看到别人拿着录音机放在那地方，他就紧张，说不出话来。我们就录过一次马先生讲杜甫的《秋兴八首》，当时用的录音带，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马先生的《秋兴八首》讲得真好，我觉得当时国内没人超过他。马先生的艺术感觉非常敏锐，艺术感把握得非常准确，表达得又好，国内同辈学者中没有人能超过他。当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那是第一次对鉴赏文章提出辞典的说法，责编是汤高才先生，他先是去找马先生写“前言”的，马先生也答应了，但是好像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问题，马先生不高兴了，就不写了。后来汤高才又找了别的先生写了“前言”。
马先生那时候是副教授，上海师院还是不太重视人，但他的成就很高，唐代文学会成立，他就是顾问，他在唐代文学研究里头地位是很高的。马先生对我们学生非常好，可能他才气大吧，也可能在同辈里头他恃才，有时对别人不一定很客气，但对学生很好，经常请我们吃饭，比如说对我，所以说我对马先生很感恩。现在我们策划在商务印书馆给马先生出全集，这是我在做的工作，也是对马先生的感恩吧。《唐诗选》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商务印书馆也准备出，因为商务印书馆要出全集，他们现在出了《古诗十九首初探》和《晚照楼论文集》。全集主要是诗选、论文集，还有他以前编的文论选。
马先生据说当年给本科生上课就拿一个火柴盒，上面写几个字做提纲，全程都是背诵材料，他的上课大家都记忆深刻。
我们比较熟悉马先生的几个选本：《唐诗选》《楚辞选》《古诗十九首初探》。你读《楚辞选》，他那些分析多深入，文笔多好啊！其实马先生晚年对《楚辞选》有点不满意，就是嫌它太漂亮，他希望改写，但是没精力了。他对文章的要求，对文章写作的风格，有些变化了，更倾向于简明洁净。后来《唐詩选》是他和赵昌平先生一起合作的，做了不少修改，所以现在出版的《唐诗选》是经过修改后的，比1962年出的那个要好多了，他晚年亲自修订过。
马先生的记忆力也是非常少见的，他病重去世之前住在上海中山医院，我去看他，当时他喉管已经切开了，要用呼吸机，所以大脑严重缺氧。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有一个唐诗的出处不知道，就问他，他就说让他想一想，我就回去了。回到学校以后，他女儿马敏就给我打电话，说她爸爸想起来是谁的诗了。
还有一次，一位正在外地高校读博士的朋友来上海访学，我带他去见马先生，马先生随口问：“你的博士论文做什么题目啊？”那位朋友有点尴尬，因为他当时选的题目是清代一个二流诗人，他的指导老师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担心说出来马先生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会难堪。没想到他回答以后，马先生背诵了那个诗人的三首诗，这位朋友一下子被震住了。
杨阿敏： 1993年，您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请您讲述一下在社科院三年的读博生活。
傅刚：我在上海师大已经学习工作十年了，就想换个环境，感觉自己还是需要读书，需要再提高，总觉得上海那环境不太适合我，正好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生目录。那一年曹道衡先生招生，所以就决定报考。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的时间不长，1978年成立，但是学术地位很高，毕业生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到目前为止，各个专业领域里都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研究生院学风一直很严谨，学术眼界广阔，且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因为它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而社科院各所的研究员众多，力量非常雄厚。
我是1993年才考的社科院，因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不属于教育部所属，但招生名额却是由教育部给的，所以每年的名额很少。我们那一届只招了80个人，实际上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有几百人，还有很多非常有名气的老师都没有博士生导师资格，这些人在一般的大学里面，早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所以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都是一届带一个或者两个，且都是三年带完以后再招生的。 我们那一届80多人分成三个班，文史是一个班，经济、法学是一个班，外国的政治、文学、国际关系等是另外一个班。但是我们的学习、集体活动都是在一起的，三个班的关系都处得挺好。我的体会是，这三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是我们是从全国各地考过来的，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第二是集中到研究生院这个地方，各个不同专业在一起，互相交流、启发。我们在一起学习、吃饭、活动，经常采取自由的讨论方式，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比在课堂上获益更多。不同学科的知识背景、研究方法等，对学术研究帮助很大，我这方面的体会非常深。
另外，研究生院给我们的待遇也是其他高校不能比的，因为当时人少，我们都是一人一个房间，这在其他高校基本上不可能，而且那房间还蛮大的。因为博士研究生年龄都挺大的，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一个人住一间屋就保证每个人有独立自由的空间，能够保证读书的时间，提高效率。
另外，研究生院的图书馆建馆时间不长，藏书也不是很丰富，但是因为每个专业就那么几个学生，比如文学专业，当时我们古代文学就两个人，还有一位是现代文学专业的，这就等于说图书馆里有关的专业书籍就是为我们几个同学准备的。借书非常方便，周期也长。此外，社科院研究生院专业设置广泛又精细，种类多，因此各种专业的书籍都有，而文科学习就是要博取，这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除了研究生院图书馆以外，社科院各个所都有图书馆，有一些大所的藏书相当于一个大学图书馆。比如说文学所、历史所、考古所、宗教所、语言所，等等，所藏图书非常丰富，包括线装书，这些都是对我们开放的。我们经常到所里的图书馆借书，有些线装书当时是可以借回家的，甚至明版的线装书，只要没列入善本，也都可以借回去。所里名宿云集，我们经常能从借书卡片上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我就借过许多钱锺书先生借过的书。所以研究生院三年的读书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
这三年的愉快其实超过我读硕的三年，真是心无旁骛，而且我们那届比较特别，尤其我们那个班，文史班，我们二十多个人，读书三年没有一个人出去打工。三年就真的是读书，很单纯。应该说我们那些学生学得都很好，论文质量都很高。这也是我学术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杨阿敏：为什么选择师从曹道衡先生学习，曹道衡先生是如何指导学生的，您了解的曹道衡先生是什么形象？
傅刚：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就知道曹先生了。当时我认为国内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最好的就是两位老师：一位是上海复旦的王运熙先生，一位是北京的曹道衡先生。他们的文章发表得多，研究也很深入。他们的文风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研究方法很平实，但是都奔着解决问题去的，不玩虚的。不像很多学者写的东西很漂亮，但很多是不解决问题的。这两位老师的文章都是扎扎实实的，所以我很向往这样一种研究。
其实1983年我考硕士的时候就很想考社科院，但当时曹先生不招，到了1993年，正好看到曹先生那年招生，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社科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缘分，当时报考曹先生的有好几位，水平都不错，结果我如愿考上了。应该说我前前后后经历了很多老师，每一个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這些老师都是好老师，但是，如果就研究的方法和学术观念来说，我觉得自己与曹先生最为契合。各方面比较起来，曹先生是最适合指导我的老师，我很向往他的研究。
其实上课，曹先生倒也没有给我们像现在这样的上课式一样细致地讲，很多时候就是聊天。学生跟老师读书真不是靠上课能够上出来的，像曹先生的研究方法、成果，作为学生要自己主动去了解，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所以对曹先生的书和文章，我都仔细认真地读过。从他的文章里面总结寻找他的思路，他运用材料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这方面我就学习了很多很多。学习中产生的疑问、困惑，就要当面请教了。
曹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学问博大精深，感觉我向他请教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能够给你解决的。这样的老师我想很少能再碰上了，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说什么都知道。他读书，尤其文史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广。就专业领域里的问题，曹先生基本上都能够给予解答，有一些解答不了，他都能引用相关的材料给你说明，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想我这一辈子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对材料太熟悉了。
新中国成立前，他在无锡国专读历史系，所以受过很好的史学训练。我们跟他学先唐这段文学史，从先秦到隋唐这一段，材料他都熟悉得很。其实明清他也非常熟悉，他的父祖那一辈都是清代的，有很多历史跟他们家都有关系的。比如他的外家是潘家，潘家在清代是不得了的，从清初的潘世恩，到清末的潘祖荫，再到他的舅舅潘景郑，都是文化名人。他的姨夫是顾廷龙先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名望非常大，所以他对清代的整个社会自然很熟悉。曹先生在北大毕业后，入文学研究所本来是做清代研究的，他研究过王夫之，甚至都写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后来因为研究需要，让他去研究唐以前文学，这也正适合他，因为他有经学和史学的根底。
蒋寅曾经写过古代文学研究四代人的文章，当时在学术界流传较广，但是蒋寅这篇文章里恰恰漏掉了曹先生这代人。这一代是什么人呢？他们既不完全是1949年后培养的，也不完全是1949年前培养的。1949年前大学生很多是从小学到大学，由学校训练出来的，但是曹先生是有家学的，小时候是做日课的，每天读什么书，上午读什么，下午读什么，而且每次只读一卷，比如说《史记》《汉书》一卷、《尔雅》一卷。这都是旧式的读书方法，这方法其实是很科学的，是老祖宗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适合对年轻学生的培养。
曹先生从来没有炫耀过他的记忆力，但他的记忆力真的很好。他不会有意背诵什么以显示记忆力好，就是在你问他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成段背给你听。比如我问过他《尚书》的一个问题，他就把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的正义背了一段，说伪孔传是这样说的，孔颖达是这样说的，我的意见是什么。再举一个例子，我同学闫华想编一本《东方朔集》，出版社要求有译注，他让我去请教曹先生。我问曹先生后，他说东方朔的东西有的是很难注解的，更不要说翻译了。于是他就随口背了一段东方朔的文章（篇目已经忘了），说这怎么翻译啊！曾经有一位学术界朋友跟我说，可以从曹先生发表的文章看到他正在读什么书。这个话比较轻佻，意思是说曹先生的腹笥并不广，都是临时读书才能写文章的，这真是小人之心了，是没有见过大学问家才有的浅陋之语。 曹先生小时候是由他的舅舅潘景郑先生亲自教的，然后考取了无锡国专。无锡国专按照现在的制度来说是一个专科学校，但它是一个专门的国学教育学校，如果从专业教育讲的话，没有任何大学可以超过它。在这种专业的学术训练下，学生的文史知识都非常扎实。曹先生在无锡国专历史系毕业以后，想再读一个大学，所以就报考了北大，这一点在他的《困学纪程》里面都讲到了。因为他在无锡国专已经专科毕业了，所以他入北大是插班读书，不是从一年级读的，好像是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读的。
在北大就接触了1949年以后的学科理论，曹先生虽是旧学出身，但他善于学习，爱读书，记忆力又好，所以他的现代教育制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得也很好。从这些方面讲，我们说曹先生的学术背景既有旧式的，也有新式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理论不好，所以在北大读书期间，很认真学习理论，到了晚年，曹先生还能够成段地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文，可见他这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很深。所以他这样一种学养和知识背景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里头，是比较突出的。对曹先生这样的学者，不能完全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或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他有旧学根底，又经过新学训练，他的特点就跟别人不一样。很多没有旧学根底的人理论分析比较强，但是功底不扎实，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学者，这方面有很多缺憾，但是曹先生就比较完备。
曹先生是厚积厚发，他很勤奋，不断地写文章。因为他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和背景，所以他就不断会有新文章新创见。到了我来跟他读书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文学所是60岁退休，退休以后才带的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其实现在看，他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60岁以后产生的，一直到70岁以后，新的学术创见还是不断地产生。他创造力很旺盛，在70岁以上的学者中不多见了，而且他都能把它结构成篇，有专著，有长篇论文。人在70岁以后，精力是有限的，写一篇大文章，其实是很累的，但曹先生仍然不断有大文章出来，而且能不断提出很多新的学术看法。
我觉得他在晚年做的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研究地域文化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他在《中古文史丛稿·自序》中专门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所收的文章，有不少是关于地域、家族等因素和学术、文艺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虽已考虑多年，却一直未敢笔之于书，原因是这问题颇为复杂，而我的学力有限，所以颇为犹豫。直到去年，才向社会科学院老干局提出一个研究课题——‘关陇与河朔’（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这个课题在去年底已初步完成，共包括六篇文章，即《秦汉统一与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等。其中像北朝河朔地区学术文化的问题，曾在北京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部分研究生和本科中试讲过，并得到一些先生的鼓励。在对北朝学术文化的地域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之后，我又想把目光移向南朝。关于南朝文化的地域问题，我在过去也曾想到过，如十幾年前所作的《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一文，已多少有所涉及，但未进一步探索。但南朝的地域问题较诸北朝尤为复杂，因为南朝士人中有很多是北方的移民，如王、谢二族，本是琅玡、陈郡的高门，南迁后又有时居建康，有时居会稽，两地文化也多少有别，因此这种探索，还只能是初步的。”这个序写于2001年，则见这个课题是在2000年立项的，但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我想曹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一定能写出一部非常重要的区域文化和文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专著来。他的研究其实开启了后来一些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曹先生的开创意义非常大，这是无法抹杀的，这是很大的创见。
曹先生非常勤奋，他每天早晨起床很早，四五点钟就醒了，起来后，洗漱一下就开始写作了。其实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像我现在，工作七八个小时就很累了。而且他也不会用电脑，他的文章都是用手写的。
曹先生主要精力集中在南北朝文学研究上，北朝文学研究的阵地是他开辟的，在他之前没有。北朝文学该如何看，北朝文学的特征是什么，北朝文学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北朝文学各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这些工作都是他做的。北朝文学发展的走向，他认为到了北朝后期，它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南方，这种判断，目前大家都是接受的。所以他学术研究的精力集中在南北朝比较多一点。另外，这段时间、这个研究领域里面重要的作家，包括二流的作家，作家生平、作品，他都有单篇的论文。
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典范，这个典范的意义在于一个学者做某段文学史研究，必须有个案研究。曹先生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文学史涉及的每一个作家、作品，他基本都做过考订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写成了南北朝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与一般人写的不一样，因为文学史中涉及的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发言权，不像很多文学史写作的人没有个案研究，多是靠综合别人的说法而攒成的，这是很不一样的。
有些人说他是手工业工作者，所谓手工业工作者是比较注重那些微观的琐碎的材料，这个完全是无知的说法。古代文史研究必须从个案、从材料的辑考出发。其实曹先生不仅做这些材料的积累，他本人是学历史出身的，他具有很高远的历史眼光，看问题都很深刻。他在完成了许多个案工作和文学史的写作后，将自己对南北朝文学的看法写成《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书，这本书就是理论研究，就是他研究成果的理论总结。因为他有这么多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他的理论总结的结论是可信的。
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曹先生的研究成绩还远远没有被认识到。现在的学者是只认那种做了官的人，拥有很多的荣誉，曹先生就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一个布衣学者，他没有什么头衔，又因为他在社科院工作，社科院这个地方招的学生很少，又没有本科生，它不像很多大学，老师能带很多学生，老师吹学生，学生吹老师，互相吹，这是不一样的。
杨阿敏：您的博士论文是《昭明文选研究》，当时为什么选择研究《文选》，在论文中您主要探讨了哪些问题？ 傅刚：论文题目是曹先生替我选的。我当时想做魏晋南北朝乐府研究，我对乐府研究还是有些考虑的。但曹先生说还是做《文选》研究吧，《文选》学长时间地受到打压，没有受到重视。1993年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重视《文选》了，已经开过两次国际讨论会，正是《文选》学要兴起的时候，所以这个题目还是不错的。“五四”新文学革命，靶子就是《文选》，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从“五四”以后，《文选》就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很多读书人就不知道《文选》是什么东西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曹先生让我研究，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从理论上对《文选》这本书进行讨论，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
《文选》这本书，像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是要读的。我在本科阶段也读过，当然不会像后来读得那样认真那么细。硕士阶段也读过，那个时候也是不太重视。读了博士，我觉得也很重要，曹老师让我做，我就做了。《文选》是专书研究，主要解决的就是编纂的问题，即编者、编辑时间、体例、选录标准、编者的批评观以及编纂的文学背景等这些问题。前人有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骆鸿凯先生写过《文选学》，这是现代学术背景中第一本研究《文选》的专著，书中对这些问题做了理论归纳和总结。到我写作博士论文的20世纪90年代，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问题还没有讨论，有的问题讨论了还可以有一些新的解释和看法，当然已有的研究、正确的结论我们要重新认识它、研究它。写这个还是蛮愉快的，写得很顺利。我们的学制是三年，我用两年时间来搜集和整理材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开始写作，是一稿写成。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电脑，也不会用电脑，只能手写。现在看我那个稿子还是蛮干净的，涂改的不是很多，说明考虑还是蛮成熟的。搜集材料时我就记在一个本子上，所以写的时候也很顺利。论文的手稿还保留着，自己觉得挺珍贵的。
论文一共写了30多万字，但定稿时将版本叙录拿掉了，所以最后是20多万字。论文都是一边写，一边送请导师看的，当时曹老师是《文选》学会会长，他对《文选》的见解和研究很深入，所以有他给我把关，我可以放开写。反正我写得不对的话，曹老师会给我纠正。不像我现在指导学生，如果学生写的题目我不是很了解的话，写得不好，我也指导不了，那么学生也不敢放开写。
当然我写的大多数曹老师都是没什么意见的，写完之后觉得还是挺不错，顺利通过答辩，评优秀博士论文是我们毕业之后的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研究生院把我的论文报上去，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还是后来需要补充材料，研究生院打电话找我，我才知道这件事。结果也没注意，最后说公布了，获得优秀博士论文奖。那当然是很高兴的事，评这个奖还是很难的，因为是第一次评，参加的人前后三届还是四届加起来一起评，所以参评的论文很多，最后一共评选出一百篇，号称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古代文学就两篇，只有我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左东岭老师。所以在曹老师的指导之下，这个论文写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杨阿敏：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到北大读博士后，继续进行选学研究，通过“文选版本研究”这个课题研究，您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傅刚：我做完博士论文以后，觉得自己可以结束学业工作了。我的母校上海师范大学叫我回去，当时学校管人事的处长徐桂英老师，对我一直很好，一直跟我联系，也来找过我，她希望我回上海师大工作，我也准备回去了，因为家就在上海。但是当时的博士后条件很好，尤其文学专业的博士后站刚建站不久。我是1996年毕业的，好像1990年建站吧，全国建站的学校只有四所：北大、北师大、南大和复旦。博士后站条件很好，有两年自由的研究时间，待遇也不错，所以觉得我还是先做个博士后吧，将博士论文期间的课题再深入研究一下。曹老师也支持我。
这四个学校我都申请了，当时也不知道谁能录取我啦。南大当时我找了周勋初先生，周先生以前有些联系，他也了解我，所以问了下周先生。周先生就说，正好他那一年不能带了，但是他愿意推荐我到苏州大学随钱仲联先生做博士后。因为苏州大学没有站，钱先生可以在南大这个站带，周先生对我很好，他推荐了我。
当然还是想来北大，所以给曹先生也汇报了。曹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北大情结非常浓，尤其对他的老师游国恩先生，他一直觉得作为游先生的学生，没有留下来为北大做贡献，很内疚，觉得没有报答北大，他就想让我来北大。所以曹先生也专门跟袁行霈老师又介绍了我。我带了材料来见袁老师，袁老师当时就同意叫我来跟他聊一聊，所以我就来到北大跟袁先生见了面，聊了一下研究的情况，袁先生当时应该对我也满意吧，所以就同意我申报，他愿意招。袁先生一直是很低调的人，北大博士后站其实他早就可以带，但他一直不愿意带，他觉得应该让一些资辈比他老的老师先带。当时博士后站一个站一年只有一个人。正好那一年他可以带。他可能看中了我，就让我来申报，材料报上去之后，当时中文系管科研的是程郁缀老师，系主任是严家炎老师，这两位老师看了我的材料还是很支持我的，在学术委员会讨论时就通过了，所以，其他学校我就不再继续联系了。
文学博士后建站时间不像其他学科建站时间长，文科的博士后，尤其是文学的，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完全一致。其他学校有博士后站长，北大我一直没有明确地听说，但是有人跟我说过，其实袁先生就是北大中文系博士后站長，但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材料。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没问过，但是其他院校里头，像复旦，就明确地说博士后站长是章培恒先生。
从名义上讲博士后不是个学位，它是个工作，所以它是属于人事部管，而不是教育部管。跟导师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合作研究关系，导师称合作导师。但其实我们的惯例还是把它当成跟读学位一样，一般就这么认为。
博士后当时的待遇是可以给住房的，北大在承泽园专门建了博士后住房，两室一厅。这对我来说非常好了，以前我从来没住过两室一厅，来到北大住上了。另外，当时全家户口是可以迁过来的，我家在上海，是上海户口，全部迁到北京来了。每年给的待遇经费在当时也挺好，生活上无忧，研究也比较顺利。博士后期间不像在社科院同学那么多，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博士后期间基本就是自己一人做自己的独立研究，切磋的时候不多。 《文选》版本研究等于是我带进来的题目，其实《文选》版本我在1993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曹先生就跟我说过，版本就不要做了，因为他当时的看法是，《文选》版本清代学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因为曹先生不做这方面的版本研究，所以他还是传统的看法，认为这个研究花费时间多，且已有定论，不必再做了。所以我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就没有打算做版本研究，不过还是做了《版本叙录》，因为按我一般的惯例，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要把一些基本材料搞清楚，尤其是《文选》，以前虽然知道它，但是并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它，所以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要了解《文选》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要将这本书的版本搞清楚，所以我就做一些版本的叙录，调查宋、元版本的存传及版本特征，另外还有一些存世的写抄本如敦煌本和日本藏的写抄本等，都做了一个叙录。所以，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把版本叙录都写好了。
我先做的版本叙录，跑了很多图书馆，看了很多材料，在写叙录时就已经觉得《文选》版本问题很大，清代学者的意见是错的。《四库总目提要》和顾广圻的基本结论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就说世本无李善本，宋尤袤本是从六家本中抄出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当时就针对清人的意见写成了关于李善注版本问题的文章，我觉得那是我研究《文选》版本重要的一篇文章，《四库总目提要》以及顾广圻，包括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他们的观点我都推翻了。
毕业之后，我觉得版本问题还可以继续做，所以见袁老师时提出，我进站以后还是做版本研究，对《文选》版本研究做一个总结。袁先生也很高兴，他认为这很重要，所以进站以后就做了《文选》版本研究。我的博士后报告《文选版本研究》，是在前期叙录工作的基础之上展开的。我针对版本里边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以论文的形式，进行了专题讨论，一个问题写一篇论文。我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我提出写抄本阶段的文字特征，刻本阶段的文字特征要分开看，不能混在一起，这个看法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接受了。另外对诸宋本之间的关系、写抄本和刻本之间的关系、不同写抄本之间的关系等，都作为学术讨论课题提出，也解决了六家本合刻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
版本研究的确是解决一些问题了。当然回过头来看，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一些珍贵的版本和抄本没有看到，还有一些研究结论可能有些不合适，这些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补充。
1993年我开始做《文选》版本叙录，那时候，各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都没有电脑检索，都是自己跑，自己去查他们的卡片，然后调出来自己看，工作很累的。尤其是香港、台湾没有条件去，只能根据国内有关图书馆藏的日本写抄本，还有托人从台湾那边复印一些材料，甚至从韩国托人买奎章阁本的影印本，国内都很少见到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的工作。现在的条件太好了，只要一上网，很多图书馆都把目录公开了，查阅太方便了。当年我们全靠手抄的，连复印都没有，所以是蛮艰难的。
《文选》版本研究也挺有意思的。《文选》研究里头虽然古代学者对版本有一些研究，有一些观点，但是有很多是属于藏书家的，藏书家提出这个本子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没有把它上升为《文选》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库总目提要》，还有研究《文选》版本的专著也比较少，最重要的就是顾广圻的《文选考异》。我做《文选》研究的时候，整个在《文选》学里面，《文选》版本的研究并没有成为《文选》学的重要内容。自我做《文选》版本研究以后，大家对《文选》版本的关注越来越多了。到目前为止，《文选》的版本研究在《文选》学研究中已经占有很重要的比重，是从我的《文选版本研究》开始的。而事实上，海外的学者，他们也很有意思，现在他们碰到我都提《文选版本研究》，不怎么提《昭明文选研究》，知道我这个《文选》版本研究的东西和一些结论，挺有意思的。可见版本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当然，版本的东西太复杂，还有一些自己做得不够，有待补充、修正。
我的《文选版本研究》是2000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是博士后站工作的结果。书出来以后，中华书局的徐俊先生给我写过书评，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修改个别的提法等。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又因为有机会去了中国香港、台湾。最有收获的是去了日本，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了两年半。搜集了很多材料，其间就日本藏写抄本写了一些研究文章，后来就把这部分的内容重新加进去，这就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的“增订本”。我要求他们在书面上注明是“增订本”，但是他们为了出版的需要，就没给我加上“增订本”字样，好像写上增订就销路不好怎么着。
杨阿敏：博士后期间的导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袁行霈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傅刚：袁先生17岁的时候就考进北大了，很聪明。他对作品的感悟力非常好，善于理论总结，又有很多开创性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影响很大的，也是由论文组成的。他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在那个年代是领先的，别人没有像他那么做，他做得很好，而且做得非常成功。袁先生很聪明，这个工作做完之后，他就转向传统学术研究，做了《陶渊明集笺注》，而且对陶渊明集的版本研究得很精细，这反映了他对传统的版本学研究也很重视。后来，又组织编纂了《中国文学史》《中华文明史》等大型书籍，这反映出他眼界很广，格局很大。
比如他的《中国文学概论》，那是一般人写不了的。他强调格局和气象，讲学问的气象，他是这么说的，也做到了。气象大，格局堂庑都很大，也很正。所以在学术上，他做的这个东西，非常成功。但这样的工作只有他能做，是学不来的。因为需要本人很多的条件：聪明有才气，心胸宽阔，眼界高。这些都是个人的因素，不像有些研究方法是可以传的，可以学的。他这个不是方法，是学不来的，但是放在他身上，他做到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杨阿敏：一路走来，您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经验，您对正在求学的青年学子有什么希冀呢？
傅刚：现在时代变化太快，我真不能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合时宜，我一直是不合时宜的。不是倚老卖老，也卖不了老。我觉得对的，未必对他们就是合适的。比如整个学术环境不好，学术风气非常不好，整个学术界污风浊气很多，假学者到处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大环境造成的，国家有责任，当然个人也有责任。
所以现在的环境很不好，这样的环境里要告诉学生说你要好好做学问，好好读书，你心里都沒底，但是你要违心说我劝你一句，争取去做官，那我也违心了，我觉得这不好。但是，你说年轻人，你让他怎么办？他做普通老师，永远没有出路，怎么办？所以你让我寄语，我没法寄语！我对我的学生说，你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你喜欢这个专业，就把这个专业做好，你不能考虑太多别的，你又不能不考虑。但是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些东西，虽然利益很重，如果是违心的就不要做。对我的学生可以这样说，对其他人，对青年学者我不会说这话，没法说。
《史记》里面讲到辕固生告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话说得好，从古到今都在传，但是公孙弘如果听他的，公孙弘就发达不了。现在这些青年学者你要求他都去“正学以言”，那他饭碗都端不住，你不是害他吗？所以，无话可说。只能凭良心，就看你追求什么。这话只能对自己说，不能对别人说，跟别人说，你不是害人吗？我不害人，只能是这样，我也改变不了大环境，大环境改变不了，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头，既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坚持自己的良心，还能够生活下去，这个很难的。
杨阿敏：除曹融南先生外，您还跟随马茂元先生上课读书。请谈谈您眼中的马茂元先生。
傅刚：马先生跟曹先生就不一样啦，马先生成名要早，名气很大。马先生性格上跟曹先生也不一样，他有才气，文笔又漂亮，出身也是大家庭，当然曹先生也算是大家庭了，不过桐城马家好像更有名一些。他的祖父是马其昶，马先生从小就跟他读书学习。马先生非常聪明，是无锡国专毕业的。他的代表著作很多，《唐诗选》《楚辞选》《古诗十九首初探》等都是当代名著。
马先生水平非常高，记忆力也非常好，他跟我们上课都是背诵材料的。他给我们上课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他的支气管出了问题，讲几句话就要喷一下喷雾。据说他能背一万多首唐诗，不光是唐诗，从先秦到明清的材料、诗文，他都能大量背诵。他说我也不想记啊，但是看了我就记住了，过目成诵。他一直想做唐诗史，1966年以前就准备了很多材料，结果1966—1976年间把他的材料全部烧掉了，对他打击蛮大的，所以非常可惜。
我们当年考上海师大的时候，他跟曹老师一起参加我们的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我们每周都到他家里上课，他对我很好。像我这样从农村中学出来的，他并不嫌弃，还很器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他推荐发表的，那个时候我刚读研究生，在1984年的时候发表文章，又是《文艺理论研究》这样的名刊，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们在他家经常跟他聊天，其实和老先生们聊天是非常好的学习。他还是善于谈论，也是愿意说的，聊天中有很多很好的见解。有一年他生病住在上海结核病院里，当时同住的还有华东师大的叶百丰教授，叶家跟马家是世交，叶先生就跟我们说马先生是属于不世出的人，他平时讲话应该录音下来。当时我们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头脑。马先生说不行，他要是看到别人拿着录音机放在那地方，他就紧张，说不出话来。我们就录过一次马先生讲杜甫的《秋兴八首》，当时用的录音带，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马先生的《秋兴八首》讲得真好，我觉得当时国内没人超过他。马先生的艺术感觉非常敏锐，艺术感把握得非常准确，表达得又好，国内同辈学者中没有人能超过他。当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那是第一次对鉴赏文章提出辞典的说法，责编是汤高才先生，他先是去找马先生写“前言”的，马先生也答应了，但是好像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问题，马先生不高兴了，就不写了。后来汤高才又找了别的先生写了“前言”。
马先生那时候是副教授，上海师院还是不太重视人，但他的成就很高，唐代文学会成立，他就是顾问，他在唐代文学研究里头地位是很高的。马先生对我们学生非常好，可能他才气大吧，也可能在同辈里头他恃才，有时对别人不一定很客气，但对学生很好，经常请我们吃饭，比如说对我，所以说我对马先生很感恩。现在我们策划在商务印书馆给马先生出全集，这是我在做的工作，也是对马先生的感恩吧。《唐诗选》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商务印书馆也准备出，因为商务印书馆要出全集，他们现在出了《古诗十九首初探》和《晚照楼论文集》。全集主要是诗选、论文集，还有他以前编的文论选。
马先生据说当年给本科生上课就拿一个火柴盒，上面写几个字做提纲，全程都是背诵材料，他的上课大家都记忆深刻。
我们比较熟悉马先生的几个选本：《唐诗选》《楚辞选》《古诗十九首初探》。你读《楚辞选》，他那些分析多深入，文笔多好啊！其实马先生晚年对《楚辞选》有点不满意，就是嫌它太漂亮，他希望改写，但是没精力了。他对文章的要求，对文章写作的风格，有些变化了，更倾向于简明洁净。后来《唐詩选》是他和赵昌平先生一起合作的，做了不少修改，所以现在出版的《唐诗选》是经过修改后的，比1962年出的那个要好多了，他晚年亲自修订过。
马先生的记忆力也是非常少见的，他病重去世之前住在上海中山医院，我去看他，当时他喉管已经切开了，要用呼吸机，所以大脑严重缺氧。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有一个唐诗的出处不知道，就问他，他就说让他想一想，我就回去了。回到学校以后，他女儿马敏就给我打电话，说她爸爸想起来是谁的诗了。
还有一次，一位正在外地高校读博士的朋友来上海访学，我带他去见马先生，马先生随口问：“你的博士论文做什么题目啊？”那位朋友有点尴尬，因为他当时选的题目是清代一个二流诗人，他的指导老师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担心说出来马先生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会难堪。没想到他回答以后，马先生背诵了那个诗人的三首诗，这位朋友一下子被震住了。
杨阿敏： 1993年，您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请您讲述一下在社科院三年的读博生活。
傅刚：我在上海师大已经学习工作十年了，就想换个环境，感觉自己还是需要读书，需要再提高，总觉得上海那环境不太适合我，正好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生目录。那一年曹道衡先生招生，所以就决定报考。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的时间不长，1978年成立，但是学术地位很高，毕业生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到目前为止，各个专业领域里都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研究生院学风一直很严谨，学术眼界广阔，且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因为它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而社科院各所的研究员众多，力量非常雄厚。
我是1993年才考的社科院，因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不属于教育部所属，但招生名额却是由教育部给的，所以每年的名额很少。我们那一届只招了80个人，实际上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有几百人，还有很多非常有名气的老师都没有博士生导师资格，这些人在一般的大学里面，早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所以社科院的博士生导师都是一届带一个或者两个，且都是三年带完以后再招生的。 我们那一届80多人分成三个班，文史是一个班，经济、法学是一个班，外国的政治、文学、国际关系等是另外一个班。但是我们的学习、集体活动都是在一起的，三个班的关系都处得挺好。我的体会是，这三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是我们是从全国各地考过来的，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第二是集中到研究生院这个地方，各个不同专业在一起，互相交流、启发。我们在一起学习、吃饭、活动，经常采取自由的讨论方式，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比在课堂上获益更多。不同学科的知识背景、研究方法等，对学术研究帮助很大，我这方面的体会非常深。
另外，研究生院给我们的待遇也是其他高校不能比的，因为当时人少，我们都是一人一个房间，这在其他高校基本上不可能，而且那房间还蛮大的。因为博士研究生年龄都挺大的，个人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一个人住一间屋就保证每个人有独立自由的空间，能够保证读书的时间，提高效率。
另外，研究生院的图书馆建馆时间不长，藏书也不是很丰富，但是因为每个专业就那么几个学生，比如文学专业，当时我们古代文学就两个人，还有一位是现代文学专业的，这就等于说图书馆里有关的专业书籍就是为我们几个同学准备的。借书非常方便，周期也长。此外，社科院研究生院专业设置广泛又精细，种类多，因此各种专业的书籍都有，而文科学习就是要博取，这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除了研究生院图书馆以外，社科院各个所都有图书馆，有一些大所的藏书相当于一个大学图书馆。比如说文学所、历史所、考古所、宗教所、语言所，等等，所藏图书非常丰富，包括线装书，这些都是对我们开放的。我们经常到所里的图书馆借书，有些线装书当时是可以借回家的，甚至明版的线装书，只要没列入善本，也都可以借回去。所里名宿云集，我们经常能从借书卡片上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我就借过许多钱锺书先生借过的书。所以研究生院三年的读书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
这三年的愉快其实超过我读硕的三年，真是心无旁骛，而且我们那届比较特别，尤其我们那个班，文史班，我们二十多个人，读书三年没有一个人出去打工。三年就真的是读书，很单纯。应该说我们那些学生学得都很好，论文质量都很高。这也是我学术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杨阿敏：为什么选择师从曹道衡先生学习，曹道衡先生是如何指导学生的，您了解的曹道衡先生是什么形象？
傅刚：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就知道曹先生了。当时我认为国内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最好的就是两位老师：一位是上海复旦的王运熙先生，一位是北京的曹道衡先生。他们的文章发表得多，研究也很深入。他们的文风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我，研究方法很平实，但是都奔着解决问题去的，不玩虚的。不像很多学者写的东西很漂亮，但很多是不解决问题的。这两位老师的文章都是扎扎实实的，所以我很向往这样一种研究。
其实1983年我考硕士的时候就很想考社科院，但当时曹先生不招，到了1993年，正好看到曹先生那年招生，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社科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缘分，当时报考曹先生的有好几位，水平都不错，结果我如愿考上了。应该说我前前后后经历了很多老师，每一个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這些老师都是好老师，但是，如果就研究的方法和学术观念来说，我觉得自己与曹先生最为契合。各方面比较起来，曹先生是最适合指导我的老师，我很向往他的研究。
其实上课，曹先生倒也没有给我们像现在这样的上课式一样细致地讲，很多时候就是聊天。学生跟老师读书真不是靠上课能够上出来的，像曹先生的研究方法、成果，作为学生要自己主动去了解，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所以对曹先生的书和文章，我都仔细认真地读过。从他的文章里面总结寻找他的思路，他运用材料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这方面我就学习了很多很多。学习中产生的疑问、困惑，就要当面请教了。
曹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学问博大精深，感觉我向他请教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能够给你解决的。这样的老师我想很少能再碰上了，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说什么都知道。他读书，尤其文史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广。就专业领域里的问题，曹先生基本上都能够给予解答，有一些解答不了，他都能引用相关的材料给你说明，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想我这一辈子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对材料太熟悉了。
新中国成立前，他在无锡国专读历史系，所以受过很好的史学训练。我们跟他学先唐这段文学史，从先秦到隋唐这一段，材料他都熟悉得很。其实明清他也非常熟悉，他的父祖那一辈都是清代的，有很多历史跟他们家都有关系的。比如他的外家是潘家，潘家在清代是不得了的，从清初的潘世恩，到清末的潘祖荫，再到他的舅舅潘景郑，都是文化名人。他的姨夫是顾廷龙先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名望非常大，所以他对清代的整个社会自然很熟悉。曹先生在北大毕业后，入文学研究所本来是做清代研究的，他研究过王夫之，甚至都写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后来因为研究需要，让他去研究唐以前文学，这也正适合他，因为他有经学和史学的根底。
蒋寅曾经写过古代文学研究四代人的文章，当时在学术界流传较广，但是蒋寅这篇文章里恰恰漏掉了曹先生这代人。这一代是什么人呢？他们既不完全是1949年后培养的，也不完全是1949年前培养的。1949年前大学生很多是从小学到大学，由学校训练出来的，但是曹先生是有家学的，小时候是做日课的，每天读什么书，上午读什么，下午读什么，而且每次只读一卷，比如说《史记》《汉书》一卷、《尔雅》一卷。这都是旧式的读书方法，这方法其实是很科学的，是老祖宗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适合对年轻学生的培养。
曹先生从来没有炫耀过他的记忆力，但他的记忆力真的很好。他不会有意背诵什么以显示记忆力好，就是在你问他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成段背给你听。比如我问过他《尚书》的一个问题，他就把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的正义背了一段，说伪孔传是这样说的，孔颖达是这样说的，我的意见是什么。再举一个例子，我同学闫华想编一本《东方朔集》，出版社要求有译注，他让我去请教曹先生。我问曹先生后，他说东方朔的东西有的是很难注解的，更不要说翻译了。于是他就随口背了一段东方朔的文章（篇目已经忘了），说这怎么翻译啊！曾经有一位学术界朋友跟我说，可以从曹先生发表的文章看到他正在读什么书。这个话比较轻佻，意思是说曹先生的腹笥并不广，都是临时读书才能写文章的，这真是小人之心了，是没有见过大学问家才有的浅陋之语。 曹先生小时候是由他的舅舅潘景郑先生亲自教的，然后考取了无锡国专。无锡国专按照现在的制度来说是一个专科学校，但它是一个专门的国学教育学校，如果从专业教育讲的话，没有任何大学可以超过它。在这种专业的学术训练下，学生的文史知识都非常扎实。曹先生在无锡国专历史系毕业以后，想再读一个大学，所以就报考了北大，这一点在他的《困学纪程》里面都讲到了。因为他在无锡国专已经专科毕业了，所以他入北大是插班读书，不是从一年级读的，好像是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读的。
在北大就接触了1949年以后的学科理论，曹先生虽是旧学出身，但他善于学习，爱读书，记忆力又好，所以他的现代教育制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得也很好。从这些方面讲，我们说曹先生的学术背景既有旧式的，也有新式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理论不好，所以在北大读书期间，很认真学习理论，到了晚年，曹先生还能够成段地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文，可见他这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很深。所以他这样一种学养和知识背景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里头，是比较突出的。对曹先生这样的学者，不能完全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或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他有旧学根底，又经过新学训练，他的特点就跟别人不一样。很多没有旧学根底的人理论分析比较强，但是功底不扎实，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学者，这方面有很多缺憾，但是曹先生就比较完备。
曹先生是厚积厚发，他很勤奋，不断地写文章。因为他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和背景，所以他就不断会有新文章新创见。到了我来跟他读书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文学所是60岁退休，退休以后才带的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其实现在看，他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60岁以后产生的，一直到70岁以后，新的学术创见还是不断地产生。他创造力很旺盛，在70岁以上的学者中不多见了，而且他都能把它结构成篇，有专著，有长篇论文。人在70岁以后，精力是有限的，写一篇大文章，其实是很累的，但曹先生仍然不断有大文章出来，而且能不断提出很多新的学术看法。
我觉得他在晚年做的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研究地域文化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他在《中古文史丛稿·自序》中专门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在这本小册子中所收的文章，有不少是关于地域、家族等因素和学术、文艺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虽已考虑多年，却一直未敢笔之于书，原因是这问题颇为复杂，而我的学力有限，所以颇为犹豫。直到去年，才向社会科学院老干局提出一个研究课题——‘关陇与河朔’（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这个课题在去年底已初步完成，共包括六篇文章，即《秦汉统一与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等。其中像北朝河朔地区学术文化的问题，曾在北京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部分研究生和本科中试讲过，并得到一些先生的鼓励。在对北朝学术文化的地域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之后，我又想把目光移向南朝。关于南朝文化的地域问题，我在过去也曾想到过，如十幾年前所作的《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一文，已多少有所涉及，但未进一步探索。但南朝的地域问题较诸北朝尤为复杂，因为南朝士人中有很多是北方的移民，如王、谢二族，本是琅玡、陈郡的高门，南迁后又有时居建康，有时居会稽，两地文化也多少有别，因此这种探索，还只能是初步的。”这个序写于2001年，则见这个课题是在2000年立项的，但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我想曹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一定能写出一部非常重要的区域文化和文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专著来。他的研究其实开启了后来一些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曹先生的开创意义非常大，这是无法抹杀的，这是很大的创见。
曹先生非常勤奋，他每天早晨起床很早，四五点钟就醒了，起来后，洗漱一下就开始写作了。其实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像我现在，工作七八个小时就很累了。而且他也不会用电脑，他的文章都是用手写的。
曹先生主要精力集中在南北朝文学研究上，北朝文学研究的阵地是他开辟的，在他之前没有。北朝文学该如何看，北朝文学的特征是什么，北朝文学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北朝文学各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这些工作都是他做的。北朝文学发展的走向，他认为到了北朝后期，它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南方，这种判断，目前大家都是接受的。所以他学术研究的精力集中在南北朝比较多一点。另外，这段时间、这个研究领域里面重要的作家，包括二流的作家，作家生平、作品，他都有单篇的论文。
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典范，这个典范的意义在于一个学者做某段文学史研究，必须有个案研究。曹先生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文学史涉及的每一个作家、作品，他基本都做过考订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写成了南北朝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与一般人写的不一样，因为文学史中涉及的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发言权，不像很多文学史写作的人没有个案研究，多是靠综合别人的说法而攒成的，这是很不一样的。
有些人说他是手工业工作者，所谓手工业工作者是比较注重那些微观的琐碎的材料，这个完全是无知的说法。古代文史研究必须从个案、从材料的辑考出发。其实曹先生不仅做这些材料的积累，他本人是学历史出身的，他具有很高远的历史眼光，看问题都很深刻。他在完成了许多个案工作和文学史的写作后，将自己对南北朝文学的看法写成《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书，这本书就是理论研究，就是他研究成果的理论总结。因为他有这么多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他的理论总结的结论是可信的。
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曹先生的研究成绩还远远没有被认识到。现在的学者是只认那种做了官的人，拥有很多的荣誉，曹先生就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一个布衣学者，他没有什么头衔，又因为他在社科院工作，社科院这个地方招的学生很少，又没有本科生，它不像很多大学，老师能带很多学生，老师吹学生，学生吹老师，互相吹，这是不一样的。
杨阿敏：您的博士论文是《昭明文选研究》，当时为什么选择研究《文选》，在论文中您主要探讨了哪些问题？ 傅刚：论文题目是曹先生替我选的。我当时想做魏晋南北朝乐府研究，我对乐府研究还是有些考虑的。但曹先生说还是做《文选》研究吧，《文选》学长时间地受到打压，没有受到重视。1993年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重视《文选》了，已经开过两次国际讨论会，正是《文选》学要兴起的时候，所以这个题目还是不错的。“五四”新文学革命，靶子就是《文选》，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从“五四”以后，《文选》就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很多读书人就不知道《文选》是什么东西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曹先生让我研究，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从理论上对《文选》这本书进行讨论，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
《文选》这本书，像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是要读的。我在本科阶段也读过，当然不会像后来读得那样认真那么细。硕士阶段也读过，那个时候也是不太重视。读了博士，我觉得也很重要，曹老师让我做，我就做了。《文选》是专书研究，主要解决的就是编纂的问题，即编者、编辑时间、体例、选录标准、编者的批评观以及编纂的文学背景等这些问题。前人有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骆鸿凯先生写过《文选学》，这是现代学术背景中第一本研究《文选》的专著，书中对这些问题做了理论归纳和总结。到我写作博士论文的20世纪90年代，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问题还没有讨论，有的问题讨论了还可以有一些新的解释和看法，当然已有的研究、正确的结论我们要重新认识它、研究它。写这个还是蛮愉快的，写得很顺利。我们的学制是三年，我用两年时间来搜集和整理材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开始写作，是一稿写成。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电脑，也不会用电脑，只能手写。现在看我那个稿子还是蛮干净的，涂改的不是很多，说明考虑还是蛮成熟的。搜集材料时我就记在一个本子上，所以写的时候也很顺利。论文的手稿还保留着，自己觉得挺珍贵的。
论文一共写了30多万字，但定稿时将版本叙录拿掉了，所以最后是20多万字。论文都是一边写，一边送请导师看的，当时曹老师是《文选》学会会长，他对《文选》的见解和研究很深入，所以有他给我把关，我可以放开写。反正我写得不对的话，曹老师会给我纠正。不像我现在指导学生，如果学生写的题目我不是很了解的话，写得不好，我也指导不了，那么学生也不敢放开写。
当然我写的大多数曹老师都是没什么意见的，写完之后觉得还是挺不错，顺利通过答辩，评优秀博士论文是我们毕业之后的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研究生院把我的论文报上去，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还是后来需要补充材料，研究生院打电话找我，我才知道这件事。结果也没注意，最后说公布了，获得优秀博士论文奖。那当然是很高兴的事，评这个奖还是很难的，因为是第一次评，参加的人前后三届还是四届加起来一起评，所以参评的论文很多，最后一共评选出一百篇，号称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古代文学就两篇，只有我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左东岭老师。所以在曹老师的指导之下，这个论文写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杨阿敏：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到北大读博士后，继续进行选学研究，通过“文选版本研究”这个课题研究，您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傅刚：我做完博士论文以后，觉得自己可以结束学业工作了。我的母校上海师范大学叫我回去，当时学校管人事的处长徐桂英老师，对我一直很好，一直跟我联系，也来找过我，她希望我回上海师大工作，我也准备回去了，因为家就在上海。但是当时的博士后条件很好，尤其文学专业的博士后站刚建站不久。我是1996年毕业的，好像1990年建站吧，全国建站的学校只有四所：北大、北师大、南大和复旦。博士后站条件很好，有两年自由的研究时间，待遇也不错，所以觉得我还是先做个博士后吧，将博士论文期间的课题再深入研究一下。曹老师也支持我。
这四个学校我都申请了，当时也不知道谁能录取我啦。南大当时我找了周勋初先生，周先生以前有些联系，他也了解我，所以问了下周先生。周先生就说，正好他那一年不能带了，但是他愿意推荐我到苏州大学随钱仲联先生做博士后。因为苏州大学没有站，钱先生可以在南大这个站带，周先生对我很好，他推荐了我。
当然还是想来北大，所以给曹先生也汇报了。曹先生是北大毕业的，北大情结非常浓，尤其对他的老师游国恩先生，他一直觉得作为游先生的学生，没有留下来为北大做贡献，很内疚，觉得没有报答北大，他就想让我来北大。所以曹先生也专门跟袁行霈老师又介绍了我。我带了材料来见袁老师，袁老师当时就同意叫我来跟他聊一聊，所以我就来到北大跟袁先生见了面，聊了一下研究的情况，袁先生当时应该对我也满意吧，所以就同意我申报，他愿意招。袁先生一直是很低调的人，北大博士后站其实他早就可以带，但他一直不愿意带，他觉得应该让一些资辈比他老的老师先带。当时博士后站一个站一年只有一个人。正好那一年他可以带。他可能看中了我，就让我来申报，材料报上去之后，当时中文系管科研的是程郁缀老师，系主任是严家炎老师，这两位老师看了我的材料还是很支持我的，在学术委员会讨论时就通过了，所以，其他学校我就不再继续联系了。
文学博士后建站时间不像其他学科建站时间长，文科的博士后，尤其是文学的，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完全一致。其他学校有博士后站长，北大我一直没有明确地听说，但是有人跟我说过，其实袁先生就是北大中文系博士后站長，但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材料。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没问过，但是其他院校里头，像复旦，就明确地说博士后站长是章培恒先生。
从名义上讲博士后不是个学位，它是个工作，所以它是属于人事部管，而不是教育部管。跟导师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合作研究关系，导师称合作导师。但其实我们的惯例还是把它当成跟读学位一样，一般就这么认为。
博士后当时的待遇是可以给住房的，北大在承泽园专门建了博士后住房，两室一厅。这对我来说非常好了，以前我从来没住过两室一厅，来到北大住上了。另外，当时全家户口是可以迁过来的，我家在上海，是上海户口，全部迁到北京来了。每年给的待遇经费在当时也挺好，生活上无忧，研究也比较顺利。博士后期间不像在社科院同学那么多，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博士后期间基本就是自己一人做自己的独立研究，切磋的时候不多。 《文选》版本研究等于是我带进来的题目，其实《文选》版本我在1993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曹先生就跟我说过，版本就不要做了，因为他当时的看法是，《文选》版本清代学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因为曹先生不做这方面的版本研究，所以他还是传统的看法，认为这个研究花费时间多，且已有定论，不必再做了。所以我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就没有打算做版本研究，不过还是做了《版本叙录》，因为按我一般的惯例，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要把一些基本材料搞清楚，尤其是《文选》，以前虽然知道它，但是并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它，所以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要了解《文选》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要将这本书的版本搞清楚，所以我就做一些版本的叙录，调查宋、元版本的存传及版本特征，另外还有一些存世的写抄本如敦煌本和日本藏的写抄本等，都做了一个叙录。所以，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把版本叙录都写好了。
我先做的版本叙录，跑了很多图书馆，看了很多材料，在写叙录时就已经觉得《文选》版本问题很大，清代学者的意见是错的。《四库总目提要》和顾广圻的基本结论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就说世本无李善本，宋尤袤本是从六家本中抄出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当时就针对清人的意见写成了关于李善注版本问题的文章，我觉得那是我研究《文选》版本重要的一篇文章，《四库总目提要》以及顾广圻，包括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他们的观点我都推翻了。
毕业之后，我觉得版本问题还可以继续做，所以见袁老师时提出，我进站以后还是做版本研究，对《文选》版本研究做一个总结。袁先生也很高兴，他认为这很重要，所以进站以后就做了《文选》版本研究。我的博士后报告《文选版本研究》，是在前期叙录工作的基础之上展开的。我针对版本里边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以论文的形式，进行了专题讨论，一个问题写一篇论文。我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我提出写抄本阶段的文字特征，刻本阶段的文字特征要分开看，不能混在一起，这个看法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接受了。另外对诸宋本之间的关系、写抄本和刻本之间的关系、不同写抄本之间的关系等，都作为学术讨论课题提出，也解决了六家本合刻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
版本研究的确是解决一些问题了。当然回过头来看，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一些珍贵的版本和抄本没有看到，还有一些研究结论可能有些不合适，这些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补充。
1993年我开始做《文选》版本叙录，那时候，各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都没有电脑检索，都是自己跑，自己去查他们的卡片，然后调出来自己看，工作很累的。尤其是香港、台湾没有条件去，只能根据国内有关图书馆藏的日本写抄本，还有托人从台湾那边复印一些材料，甚至从韩国托人买奎章阁本的影印本，国内都很少见到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的工作。现在的条件太好了，只要一上网，很多图书馆都把目录公开了，查阅太方便了。当年我们全靠手抄的，连复印都没有，所以是蛮艰难的。
《文选》版本研究也挺有意思的。《文选》研究里头虽然古代学者对版本有一些研究，有一些观点，但是有很多是属于藏书家的，藏书家提出这个本子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没有把它上升为《文选》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库总目提要》，还有研究《文选》版本的专著也比较少，最重要的就是顾广圻的《文选考异》。我做《文选》研究的时候，整个在《文选》学里面，《文选》版本的研究并没有成为《文选》学的重要内容。自我做《文选》版本研究以后，大家对《文选》版本的关注越来越多了。到目前为止，《文选》的版本研究在《文选》学研究中已经占有很重要的比重，是从我的《文选版本研究》开始的。而事实上，海外的学者，他们也很有意思，现在他们碰到我都提《文选版本研究》，不怎么提《昭明文选研究》，知道我这个《文选》版本研究的东西和一些结论，挺有意思的。可见版本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当然，版本的东西太复杂，还有一些自己做得不够，有待补充、修正。
我的《文选版本研究》是2000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是博士后站工作的结果。书出来以后，中华书局的徐俊先生给我写过书评，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修改个别的提法等。这个工作结束之后，又因为有机会去了中国香港、台湾。最有收获的是去了日本，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了两年半。搜集了很多材料，其间就日本藏写抄本写了一些研究文章，后来就把这部分的内容重新加进去，这就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的“增订本”。我要求他们在书面上注明是“增订本”，但是他们为了出版的需要，就没给我加上“增订本”字样，好像写上增订就销路不好怎么着。
杨阿敏：博士后期间的导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袁行霈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傅刚：袁先生17岁的时候就考进北大了，很聪明。他对作品的感悟力非常好，善于理论总结，又有很多开创性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影响很大的，也是由论文组成的。他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在那个年代是领先的，别人没有像他那么做，他做得很好，而且做得非常成功。袁先生很聪明，这个工作做完之后，他就转向传统学术研究，做了《陶渊明集笺注》，而且对陶渊明集的版本研究得很精细，这反映了他对传统的版本学研究也很重视。后来，又组织编纂了《中国文学史》《中华文明史》等大型书籍，这反映出他眼界很广，格局很大。
比如他的《中国文学概论》，那是一般人写不了的。他强调格局和气象，讲学问的气象，他是这么说的，也做到了。气象大，格局堂庑都很大，也很正。所以在学术上，他做的这个东西，非常成功。但这样的工作只有他能做，是学不来的。因为需要本人很多的条件：聪明有才气，心胸宽阔，眼界高。这些都是个人的因素，不像有些研究方法是可以传的，可以学的。他这个不是方法，是学不来的，但是放在他身上，他做到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杨阿敏：一路走来，您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经验，您对正在求学的青年学子有什么希冀呢？
傅刚：现在时代变化太快，我真不能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合时宜，我一直是不合时宜的。不是倚老卖老，也卖不了老。我觉得对的，未必对他们就是合适的。比如整个学术环境不好，学术风气非常不好，整个学术界污风浊气很多，假学者到处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大环境造成的，国家有责任，当然个人也有责任。
所以现在的环境很不好，这样的环境里要告诉学生说你要好好做学问，好好读书，你心里都沒底，但是你要违心说我劝你一句，争取去做官，那我也违心了，我觉得这不好。但是，你说年轻人，你让他怎么办？他做普通老师，永远没有出路，怎么办？所以你让我寄语，我没法寄语！我对我的学生说，你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你喜欢这个专业，就把这个专业做好，你不能考虑太多别的，你又不能不考虑。但是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些东西，虽然利益很重，如果是违心的就不要做。对我的学生可以这样说，对其他人，对青年学者我不会说这话，没法说。
《史记》里面讲到辕固生告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话说得好，从古到今都在传，但是公孙弘如果听他的，公孙弘就发达不了。现在这些青年学者你要求他都去“正学以言”，那他饭碗都端不住，你不是害他吗？所以，无话可说。只能凭良心，就看你追求什么。这话只能对自己说，不能对别人说，跟别人说，你不是害人吗？我不害人，只能是这样，我也改变不了大环境，大环境改变不了，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头，既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坚持自己的良心，还能够生活下去，这个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