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陶渊明在其诗文中多次表达他渴望被他人知晓、与他人产生共鸣的心理。从“隐含读者”的角度看，创作时预设的阅读对象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创作心态。通过分析其诗文中隐含读者的特点，解读作者所描绘的隐士形象，可以发现陶渊明并非闲适自得，而是重视功名，热衷求仕，矛盾纠结而又苦闷孤独。
关键词：陶渊明 隐含读者 创作心态 矛盾
“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陶渊明在《形影神》序中道出了他渴望被他人知晓、与他人产生共鸣的心理。类似的表述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并不少见，可以说，他在创作时，都有意无意地设置了理想读者，希望他们可以解读自己的文学表达和深层心迹。这样的创作心态，我们或许可以借用“隐含读者”的概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隐含读者”的概念由德国学者伊瑟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与之相仿的，还有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假想读者”，以及艾柯提出的“模范读者”概念;“隐含读者”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过程中构想出来的理想化读者，而非真实存在的客体;他们具有实现文本所需要的所有阅读技能、倾向、态度和道德观等，其功能在于实现读者和作者体验的一致性，亦即他们可以用与作者一样的方式来解释其文学表达。
尽管“隐含读者”的概念来自欧美小说研究，但其实这种观念早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就有所体现。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刘勰就以《知音》篇专论读者对作者和文本阐释的重要性。无独有偶，《咏贫士·其一》“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表达的同样是陶渊明对“知音”的渴望。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逐渐开始关注“知音”的重要性。前人研究已指出，“知音”与“隐含读者”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二者均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读者的主体能动性以及文本与读者互动式的对话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隐含读者”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读者角色的强调，多用于读者理论与接受美学，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作者创作的理想对象，“隐含读者”也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所以，考察陶渊明诗文中“隐含读者”的特征，对于认识陶渊明的诗文内蕴，理解陶渊明的创作心态，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名”与“仕”的不懈追求
“隐”已然成为当今陶渊明形象的一大标签，但真实历史中的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始终怀有匡时济世的壮志。同时，家族的显赫对他的仕宦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十分重视门第出身，出仕既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为了扬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就是以堂前柳隐喻曾祖勋德名望;教育后辈时，他不忘历数祖宗荣耀，如“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命子》）;对于有亲缘关系的长沙公，他赞颂其品德：“我曰钦哉，实宗之光。”（《赠长沙公》）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家族意识是他出仕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传统。
细读《赠长沙公》，则知陶渊明的赞颂大有深意。其结尾“伊余云遘，在长忘同……款襟或辽，音问其先”，依然是希望得到提携，可见他始终不忘求仕。即便是赠别诗，亦有“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之类的话，希望朋友发达后，还能记得自己这个故人，让“良才”得以出仕。而当他五次出仕又隐退，到了晚年时，诗作中又有许多时光飞逝、壮志难酬的嗟叹，如《饮酒·其十六》：“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五十岁时作《游斜川》，序言：“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明明是悲悼，诗中表达的却是“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之类陶然忘怀的欣乐之情，结合序中交代的创作动机“欣对不足，率尔赋诗”，美景勾起了他的创作欲望，那么诗中所谓的“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恐怕都是暂时的忘忧，而长久的悲悼是永远都无法消除的。
此类岁月已逝、白首无成的感慨与悲哀，在《杂诗》十二首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其二），前两句写时光飞逝，饱含无奈与心酸，后两句写夜中不能寐，辗转反侧至晓，可见其心中何其悲痛;“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其三），对往昔念念不忘，又怎能说他到了晚年便彻底安于退隐的闲居生活了呢？正如他自己所说：“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其五）恐怕安闲和隐逸都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而不甘与不平才是常态。再如为人所熟知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其一），如今已成为互相勉励的金句，却忽略了作者对“不重来”“不待人”的惋惜与悲哀。如此看来，黄文焕先生对“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其四）的解释恐怕还需商榷。黄认为“丈夫”说的是别人，这大概是出于诗歌上下句对仗的考虑，但要说是陶渊明本人志四海，也未尝不可，而且更符合他盛年壮志的形象。通观《杂诗》十二首，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与中年后的“挥杯劝孤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人处于仕与隐、贫与富的矛盾中，因而对时光飞逝更为敏感，对白首无成更加难以释怀。虽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居，但他心底里的矛盾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切都源于内心深处对功名与出仕的渴望——他永远都放不下。
“固穷”的深意
“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在《有会而作》序中，陶渊明认为诗歌不仅是自我抒怀，也是对后生的告诫，其中也蕴含了后世人能与自己产生共鸣的希望。他在诗中明确表达了坚守节操而甘居穷困的心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诗文中多次表达“君子固穷”的观点。如《饮酒·其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此句正与“后生何闻”异曲同工。又如“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这首诗中，也同样有希望被理解、被铭记的表述：“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在政权交替、政治斗争混乱的东晋时期，陶渊明的抱穷守节难以被世人所理解，所以他不再寄希望于当时，而将目光转向过去的理想世界和未知的未来世界。“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他在古圣先贤身上寻求心灵慰藉，也将对“知音”的渴望寄托于后世人。 所谓遗烈，逯钦立注释为“古烈士”，结合诗中所言，当指因固穷而宁可牺牲自我的隐士——这里的牺牲，不仅是生命的消逝，还有放弃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甘愿贫居田园。正如诗中“箪瓢谢屡设”的颜回，他并没有牺牲生命，而只是生活困窘。纵观陶诗，“贫”“隐”“孤独”可以说是隐士文化的三大表征，但深层的内涵依然具有儒学的色彩。
先说“贫”。诗人既充分记录了他自己的贫困生活，也有对贫士的热烈赞颂，最为典型的是《咏贫士》七首。这组诗先后歌咏了荣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惠孙等八位贫士，而排在首位的荣启期，在《饮酒》中另出现过两次：“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其二），以及“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其十一），可谓诗人心中安贫乐道的典范。此人在当时的地位，或许可从南朝墓葬略窥一斑：在20世纪出土的一块六朝砖画上，唯一与竹林七贤搭配的人物便是荣启期。他的“人生三乐”之典，在当时广为吟咏：“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魏晋时期最早歌咏他的，是陆云的《荣启期赞》，而最先以诗歌形式歌咏的就是陶渊明。与陆云不同的是，陶渊明不仅赞颂其人格，而且将他的“自宽”精神内化于自己的生活中：“贫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终也。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对于陶渊明来说，尽管他终究放不下“仕”的儒家理想，却也能以道家的生死穷通面对贫困甚至死亡。
与其他几位著名贫士相比，诗人对张仲蔚的吟咏大有深意：“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咏贫士·其六》）荣启期虽贫，但六朝时期非常知名;原宪乃孔子门生，虽贫却也享有清誉;黔娄虽贫，却有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当他辞而不受后，又有齐王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为卿，结果依然是不就任;袁安虽贫，其结局是受到洛阳令的赏识，“举为孝廉”;黄子廉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逯钦立所注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人，仅从诗中“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而言，他是先仕而后隐的;另外两位——阮公、惠孙事焉不详，故不赘述。以上几位均显名于时，而唯独张仲蔚一人“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陶渊明隐居后时常有孤寂之感，觉得世上无人能理解他的心境，而张仲蔚与他的境况可谓相似，甚至还比他更好一些，最起码还有一个知音刘龚。于是，在《饮酒》中，张仲蔚的身影又一次出现：“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其十六），诗人进一步强调其“固穷”的品格，并感慨“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孟公即刘龚，诗人将希望寄托在古人身上，实则是对无人识才、知音难觅的悲叹。
即便是咏贫士，儒家思想的影响依然十分明显，与黄子廉一般“先仕后隐”的人，在陶诗中并不少见：“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饮酒·其十二》）长公即汉代张挚，官至大夫而被免;仲理即后汉杨伦，因志乖于时而去职。由此可见，陶渊明“违己讵非迷”（《饮酒·其九》），其前提是已经出仕，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与此同时，陶渊明对“儒”的接受还建立在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之上，而非人云亦云、坚守传统。比如对于“宁死不食嗟来之食”的蒙袂人，他说：“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有会而作》）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更为重要，如果因为维护所谓的尊严、传统，拒食而饿死，那么这样的生命，也死得毫无意义。
再说“孤独”。过去往往将陶渊明的孤独视为品格高尚、不与俗世庸人同流合污的表现，而将闲适视为他隐居生活的常态，即便是“偶景独游”，也能获得“欣慨交心”（《时运》）的悠然自得。但实际上，“闲”与“独”是不可分割的：“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二者互为表里，表面放达超脱，但内心孤独苦闷。至于“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所谓的“自娱”“欢笑”，不过是用酒暂时麻痹了自己痛苦的神经，一旦酒醒，孤独与苦闷又会重新回到生活中。但是，正如今天许多人误解了陶淵明的孤独，当时社会中能够理解他的，恐怕少而又少，就连诗人自己也悲哀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三》）;醒来后，只剩下无奈的自嘲：“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
与《咏贫士》一样，他再次将目光转向古圣先贤，在《饮酒·其十八》诗中盛赞扬雄：“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前人研究指出，《饮酒·其五》中“问君何能尔”的“君”，指的就是扬雄，而这首诗实际上也有借扬雄以自况的深意;扬雄对于陶渊明的影响，亦可从仿《扬雄传》而作的《五柳先生传》窥见一斑。扬雄居于乱世、固穷守默，正是陶渊明理想人格的化身，换言之，诗人对于理想读者的期待，也是以扬雄为原型的。
陶渊明创作《饮酒》诗时三十九岁，三年后，他已经退隐彭泽田居，却创作了《感士不遇赋》，由此可见，即便选择归隐，他从未放弃“知遇”“致仕”的理想。所以，《九日闲居》中抒发的“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虽反用《九辩》中的“蹇淹留而无成”之意，但纵观陶渊明一生，他的入世思想根深蒂固，此处所谓的“栖迟”和“淹留岂无成”，应当是片刻的自我劝慰。在他眼中，隐居是“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在无人理解的生活中，他能做的只有“慷慨独悲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来自他的济世之志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撕裂。
后世对陶渊明的形象往往停留在“我实幽居士”“性本爱丘山”之类闲适、旷达的印象中，但通读诗文后，我们认识到了一个重视功名、热衷求仕，矛盾纠结而又苦闷孤独的真实的陶渊明。从“隐含读者”与“知音”的角度切入，我们对陶渊明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期待的“理想读者”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这有助于我们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陶渊明 隐含读者 创作心态 矛盾
“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陶渊明在《形影神》序中道出了他渴望被他人知晓、与他人产生共鸣的心理。类似的表述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并不少见，可以说，他在创作时，都有意无意地设置了理想读者，希望他们可以解读自己的文学表达和深层心迹。这样的创作心态，我们或许可以借用“隐含读者”的概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隐含读者”的概念由德国学者伊瑟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与之相仿的，还有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假想读者”，以及艾柯提出的“模范读者”概念;“隐含读者”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过程中构想出来的理想化读者，而非真实存在的客体;他们具有实现文本所需要的所有阅读技能、倾向、态度和道德观等，其功能在于实现读者和作者体验的一致性，亦即他们可以用与作者一样的方式来解释其文学表达。
尽管“隐含读者”的概念来自欧美小说研究，但其实这种观念早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就有所体现。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刘勰就以《知音》篇专论读者对作者和文本阐释的重要性。无独有偶，《咏贫士·其一》“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表达的同样是陶渊明对“知音”的渴望。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逐渐开始关注“知音”的重要性。前人研究已指出，“知音”与“隐含读者”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二者均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读者的主体能动性以及文本与读者互动式的对话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隐含读者”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读者角色的强调，多用于读者理论与接受美学，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作者创作的理想对象，“隐含读者”也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所以，考察陶渊明诗文中“隐含读者”的特征，对于认识陶渊明的诗文内蕴，理解陶渊明的创作心态，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名”与“仕”的不懈追求
“隐”已然成为当今陶渊明形象的一大标签，但真实历史中的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始终怀有匡时济世的壮志。同时，家族的显赫对他的仕宦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十分重视门第出身，出仕既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为了扬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就是以堂前柳隐喻曾祖勋德名望;教育后辈时，他不忘历数祖宗荣耀，如“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命子》）;对于有亲缘关系的长沙公，他赞颂其品德：“我曰钦哉，实宗之光。”（《赠长沙公》）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家族意识是他出仕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传统。
细读《赠长沙公》，则知陶渊明的赞颂大有深意。其结尾“伊余云遘，在长忘同……款襟或辽，音问其先”，依然是希望得到提携，可见他始终不忘求仕。即便是赠别诗，亦有“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之类的话，希望朋友发达后，还能记得自己这个故人，让“良才”得以出仕。而当他五次出仕又隐退，到了晚年时，诗作中又有许多时光飞逝、壮志难酬的嗟叹，如《饮酒·其十六》：“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五十岁时作《游斜川》，序言：“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明明是悲悼，诗中表达的却是“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之类陶然忘怀的欣乐之情，结合序中交代的创作动机“欣对不足，率尔赋诗”，美景勾起了他的创作欲望，那么诗中所谓的“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恐怕都是暂时的忘忧，而长久的悲悼是永远都无法消除的。
此类岁月已逝、白首无成的感慨与悲哀，在《杂诗》十二首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其二），前两句写时光飞逝，饱含无奈与心酸，后两句写夜中不能寐，辗转反侧至晓，可见其心中何其悲痛;“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其三），对往昔念念不忘，又怎能说他到了晚年便彻底安于退隐的闲居生活了呢？正如他自己所说：“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其五）恐怕安闲和隐逸都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而不甘与不平才是常态。再如为人所熟知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其一），如今已成为互相勉励的金句，却忽略了作者对“不重来”“不待人”的惋惜与悲哀。如此看来，黄文焕先生对“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其四）的解释恐怕还需商榷。黄认为“丈夫”说的是别人，这大概是出于诗歌上下句对仗的考虑，但要说是陶渊明本人志四海，也未尝不可，而且更符合他盛年壮志的形象。通观《杂诗》十二首，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与中年后的“挥杯劝孤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人处于仕与隐、贫与富的矛盾中，因而对时光飞逝更为敏感，对白首无成更加难以释怀。虽然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居，但他心底里的矛盾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切都源于内心深处对功名与出仕的渴望——他永远都放不下。
“固穷”的深意
“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在《有会而作》序中，陶渊明认为诗歌不仅是自我抒怀，也是对后生的告诫，其中也蕴含了后世人能与自己产生共鸣的希望。他在诗中明确表达了坚守节操而甘居穷困的心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诗文中多次表达“君子固穷”的观点。如《饮酒·其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此句正与“后生何闻”异曲同工。又如“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这首诗中，也同样有希望被理解、被铭记的表述：“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在政权交替、政治斗争混乱的东晋时期，陶渊明的抱穷守节难以被世人所理解，所以他不再寄希望于当时，而将目光转向过去的理想世界和未知的未来世界。“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他在古圣先贤身上寻求心灵慰藉，也将对“知音”的渴望寄托于后世人。 所谓遗烈，逯钦立注释为“古烈士”，结合诗中所言，当指因固穷而宁可牺牲自我的隐士——这里的牺牲，不仅是生命的消逝，还有放弃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甘愿贫居田园。正如诗中“箪瓢谢屡设”的颜回，他并没有牺牲生命，而只是生活困窘。纵观陶诗，“贫”“隐”“孤独”可以说是隐士文化的三大表征，但深层的内涵依然具有儒学的色彩。
先说“贫”。诗人既充分记录了他自己的贫困生活，也有对贫士的热烈赞颂，最为典型的是《咏贫士》七首。这组诗先后歌咏了荣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惠孙等八位贫士，而排在首位的荣启期，在《饮酒》中另出现过两次：“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其二），以及“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其十一），可谓诗人心中安贫乐道的典范。此人在当时的地位，或许可从南朝墓葬略窥一斑：在20世纪出土的一块六朝砖画上，唯一与竹林七贤搭配的人物便是荣启期。他的“人生三乐”之典，在当时广为吟咏：“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魏晋时期最早歌咏他的，是陆云的《荣启期赞》，而最先以诗歌形式歌咏的就是陶渊明。与陆云不同的是，陶渊明不仅赞颂其人格，而且将他的“自宽”精神内化于自己的生活中：“贫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终也。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对于陶渊明来说，尽管他终究放不下“仕”的儒家理想，却也能以道家的生死穷通面对贫困甚至死亡。
与其他几位著名贫士相比，诗人对张仲蔚的吟咏大有深意：“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咏贫士·其六》）荣启期虽贫，但六朝时期非常知名;原宪乃孔子门生，虽贫却也享有清誉;黔娄虽贫，却有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当他辞而不受后，又有齐王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为卿，结果依然是不就任;袁安虽贫，其结局是受到洛阳令的赏识，“举为孝廉”;黄子廉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逯钦立所注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人，仅从诗中“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而言，他是先仕而后隐的;另外两位——阮公、惠孙事焉不详，故不赘述。以上几位均显名于时，而唯独张仲蔚一人“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陶渊明隐居后时常有孤寂之感，觉得世上无人能理解他的心境，而张仲蔚与他的境况可谓相似，甚至还比他更好一些，最起码还有一个知音刘龚。于是，在《饮酒》中，张仲蔚的身影又一次出现：“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其十六），诗人进一步强调其“固穷”的品格，并感慨“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孟公即刘龚，诗人将希望寄托在古人身上，实则是对无人识才、知音难觅的悲叹。
即便是咏贫士，儒家思想的影响依然十分明显，与黄子廉一般“先仕后隐”的人，在陶诗中并不少见：“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饮酒·其十二》）长公即汉代张挚，官至大夫而被免;仲理即后汉杨伦，因志乖于时而去职。由此可见，陶渊明“违己讵非迷”（《饮酒·其九》），其前提是已经出仕，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与此同时，陶渊明对“儒”的接受还建立在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之上，而非人云亦云、坚守传统。比如对于“宁死不食嗟来之食”的蒙袂人，他说：“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有会而作》）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更为重要，如果因为维护所谓的尊严、传统，拒食而饿死，那么这样的生命，也死得毫无意义。
再说“孤独”。过去往往将陶渊明的孤独视为品格高尚、不与俗世庸人同流合污的表现，而将闲适视为他隐居生活的常态，即便是“偶景独游”，也能获得“欣慨交心”（《时运》）的悠然自得。但实际上，“闲”与“独”是不可分割的：“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二者互为表里，表面放达超脱，但内心孤独苦闷。至于“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所谓的“自娱”“欢笑”，不过是用酒暂时麻痹了自己痛苦的神经，一旦酒醒，孤独与苦闷又会重新回到生活中。但是，正如今天许多人误解了陶淵明的孤独，当时社会中能够理解他的，恐怕少而又少，就连诗人自己也悲哀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三》）;醒来后，只剩下无奈的自嘲：“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
与《咏贫士》一样，他再次将目光转向古圣先贤，在《饮酒·其十八》诗中盛赞扬雄：“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前人研究指出，《饮酒·其五》中“问君何能尔”的“君”，指的就是扬雄，而这首诗实际上也有借扬雄以自况的深意;扬雄对于陶渊明的影响，亦可从仿《扬雄传》而作的《五柳先生传》窥见一斑。扬雄居于乱世、固穷守默，正是陶渊明理想人格的化身，换言之，诗人对于理想读者的期待，也是以扬雄为原型的。
陶渊明创作《饮酒》诗时三十九岁，三年后，他已经退隐彭泽田居，却创作了《感士不遇赋》，由此可见，即便选择归隐，他从未放弃“知遇”“致仕”的理想。所以，《九日闲居》中抒发的“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虽反用《九辩》中的“蹇淹留而无成”之意，但纵观陶渊明一生，他的入世思想根深蒂固，此处所谓的“栖迟”和“淹留岂无成”，应当是片刻的自我劝慰。在他眼中，隐居是“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在无人理解的生活中，他能做的只有“慷慨独悲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来自他的济世之志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撕裂。
后世对陶渊明的形象往往停留在“我实幽居士”“性本爱丘山”之类闲适、旷达的印象中，但通读诗文后，我们认识到了一个重视功名、热衷求仕，矛盾纠结而又苦闷孤独的真实的陶渊明。从“隐含读者”与“知音”的角度切入，我们对陶渊明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期待的“理想读者”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这有助于我们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