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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其内蕴的博大精深,具有蓬勃的生命张力和无限的延展可能。中国古代经典中,儒家经典地位最尊;儒家经典中,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惟《尚书》最尊”。《尚书》关涉兴废存亡,诠释天道政理,引导修齐治平。《尚书》为大道之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就指出:“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当下,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尚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当代价值也越来越得到彰显。
《尚书》为政书之祖,上起唐虞,下迄东周,广记圣君贤相之善政嘉谟,标举“先王政治”,樹立中国传统治政理想;强调以德范位,主张举贤让能,确立中国传统治政准则,明确士人的价值取向。《尚书》中的政治智慧是上古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因而对于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有着无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尚书》治政强调“正德、利用、厚生”的“三正”原则,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修身主张“勤”“俭”“谦”“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满招损,谦受益”,“神人以和”。可以说,《尚书》为当下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读本。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从道德文化层面研读《尚书》,可以为匡正人心、凝聚正能量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尚书》是中华文明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例如《尧典》首倡“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禹谟》所载虞廷“十六字诀”是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通过历代注家的阐释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读《尚书》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尚书》的文本内容、文化特质与汉字文化圈内各民族的古代文化相契合,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尚书》及《书》学文献,有助于在国际对话中激活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尚书》及《书》学文献,有助于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新内容。这是中华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最为正确有效的策略。
《尚书》作为经中之经,典中之典,历来诠释者众多。其荦荦大者,诸如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宋代蔡沈《书集传》、清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近人曾运乾《尚书正读》、杨筠如《尚书覈诂》、周秉钧《尚书易解》、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历代学者薪火相传,探隐索微,解疑释难,新著迭出,《尚书》已经不像唐代韩愈感叹的那样“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了。
《尚书·大禹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句,提出“一”“中”
“精”的概念。此次诠解《尚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整理注释《尚书》,采取以《书》治《书》的原则,“一”“中”“精”正可概括本次诠解之态度宗旨。
所谓“惟一”,就是专一,专一体现国家的文化政策。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尚书》注释本体现的都是宋代陆九渊倡导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注释者的主观意识比较强,往往为注释者一家之言。本书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系由中宣部支持指导,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尚书》作为丛书之一部,其解读必须十分注重国家意志的正确、合理表达,在观点表述、术语使用等方面尤为审慎,力图精准妥帖。
所谓“执中”,就是对于不可避免的学术争论,执行中正的立场。《尚书》具有复杂的流传历史和特殊的文本状态,不仅有今古文之争,亦有真伪之辨;不仅有官方勒石,亦有私家传抄;不仅有多家并行之世,亦有传播中断之时,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扑朔迷离。《尚书》的学术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许多问题至今诚难定论。例如孔传古文《尚书》真伪的问题,从宋代争论到当下,一直是《尚书》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叙述《尚书》学简史绕不开的问题。此次诠解,则仅作客观陈述,不作是非论断,均采用“学界一般认为”或“有些学者认为”等表述,避免主观评判。当然,亦非所有问题皆人云亦云,国家重大项目必须具备应有的学术品位和学术质量。对于有些学术问题,解读者认为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文献依据,可为共识者,亦加考辨,设为新说,释疑解惑。例如历代文献称引伏生今文《尚书》,或谓28篇,或谓29篇,令人费解。今说明28篇为伏生所传《尚书》本,29篇为官方定本,多出的一篇是汉武帝时朝廷所得的《泰誓》。
所谓“惟精”,是指本书从撰写到审订,从修改到校对,惟求精益求精。本书初稿完成后,陈祖武先生和姜广辉先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审订,反复斟酌,反复校改,投入了大量精力,力求导读精准,注释精核,旁批精彩,点评精要,用语精炼。《尚书》文辞艰涩,异文通假,俯拾皆是;又内容广泛,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吟咏推敲,斟酌琢磨,不胜其难,改不胜改。然而,有赖国家图书馆组织得当,主编指导得力,所有组织者、编写者、审定者、编辑者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群策群力,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追求精善完美。样书出来后,丛书主编袁行霈先生还从北京给解读者打电话,讨论“导读”中的几个问题。袁老年过八旬,当时更兼抱恙,一谈就谈了近30分钟,其心可敬可佩,其情真挚感人。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却又能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迎接当今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从祖先那里寻求中华民族不老的生命密码和丰富的生存智慧。圣人曾言:“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尚书》疏通知远,垂世立教,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政典史籍。我们应该认真阅读《尚书》,恢弘至道,兴我中华。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委)
《尚书》为政书之祖,上起唐虞,下迄东周,广记圣君贤相之善政嘉谟,标举“先王政治”,樹立中国传统治政理想;强调以德范位,主张举贤让能,确立中国传统治政准则,明确士人的价值取向。《尚书》中的政治智慧是上古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因而对于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有着无可替代的借鉴价值。
《尚书》治政强调“正德、利用、厚生”的“三正”原则,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修身主张“勤”“俭”“谦”“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满招损,谦受益”,“神人以和”。可以说,《尚书》为当下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读本。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从道德文化层面研读《尚书》,可以为匡正人心、凝聚正能量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尚书》是中华文明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例如《尧典》首倡“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禹谟》所载虞廷“十六字诀”是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通过历代注家的阐释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读《尚书》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尚书》的文本内容、文化特质与汉字文化圈内各民族的古代文化相契合,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尚书》及《书》学文献,有助于在国际对话中激活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尚书》及《书》学文献,有助于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新内容。这是中华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最为正确有效的策略。
《尚书》作为经中之经,典中之典,历来诠释者众多。其荦荦大者,诸如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宋代蔡沈《书集传》、清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近人曾运乾《尚书正读》、杨筠如《尚书覈诂》、周秉钧《尚书易解》、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历代学者薪火相传,探隐索微,解疑释难,新著迭出,《尚书》已经不像唐代韩愈感叹的那样“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了。
《尚书·大禹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句,提出“一”“中”
“精”的概念。此次诠解《尚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整理注释《尚书》,采取以《书》治《书》的原则,“一”“中”“精”正可概括本次诠解之态度宗旨。
所谓“惟一”,就是专一,专一体现国家的文化政策。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尚书》注释本体现的都是宋代陆九渊倡导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注释者的主观意识比较强,往往为注释者一家之言。本书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系由中宣部支持指导,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尚书》作为丛书之一部,其解读必须十分注重国家意志的正确、合理表达,在观点表述、术语使用等方面尤为审慎,力图精准妥帖。
所谓“执中”,就是对于不可避免的学术争论,执行中正的立场。《尚书》具有复杂的流传历史和特殊的文本状态,不仅有今古文之争,亦有真伪之辨;不仅有官方勒石,亦有私家传抄;不仅有多家并行之世,亦有传播中断之时,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扑朔迷离。《尚书》的学术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许多问题至今诚难定论。例如孔传古文《尚书》真伪的问题,从宋代争论到当下,一直是《尚书》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叙述《尚书》学简史绕不开的问题。此次诠解,则仅作客观陈述,不作是非论断,均采用“学界一般认为”或“有些学者认为”等表述,避免主观评判。当然,亦非所有问题皆人云亦云,国家重大项目必须具备应有的学术品位和学术质量。对于有些学术问题,解读者认为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文献依据,可为共识者,亦加考辨,设为新说,释疑解惑。例如历代文献称引伏生今文《尚书》,或谓28篇,或谓29篇,令人费解。今说明28篇为伏生所传《尚书》本,29篇为官方定本,多出的一篇是汉武帝时朝廷所得的《泰誓》。
所谓“惟精”,是指本书从撰写到审订,从修改到校对,惟求精益求精。本书初稿完成后,陈祖武先生和姜广辉先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审订,反复斟酌,反复校改,投入了大量精力,力求导读精准,注释精核,旁批精彩,点评精要,用语精炼。《尚书》文辞艰涩,异文通假,俯拾皆是;又内容广泛,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吟咏推敲,斟酌琢磨,不胜其难,改不胜改。然而,有赖国家图书馆组织得当,主编指导得力,所有组织者、编写者、审定者、编辑者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群策群力,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追求精善完美。样书出来后,丛书主编袁行霈先生还从北京给解读者打电话,讨论“导读”中的几个问题。袁老年过八旬,当时更兼抱恙,一谈就谈了近30分钟,其心可敬可佩,其情真挚感人。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却又能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迎接当今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从祖先那里寻求中华民族不老的生命密码和丰富的生存智慧。圣人曾言:“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尚书》疏通知远,垂世立教,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政典史籍。我们应该认真阅读《尚书》,恢弘至道,兴我中华。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