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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悲剧的悲剧效果常以“以喜写悲“的艺术特点来实现，《窦娥冤》主要通过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悲喜手法掺杂并用和大团圆的结局的运用，体现了“以喜写悲”的艺术特点，同时指出这种以冲淡悲剧氛围为主要特征的艺术特点实质，是中华民族伦理本位的文化意识及心理结构直接作用下的产物。
[关键词]窦娥冤 古典悲剧 艺术特点 民族特色
悲剧是文学的最高形，它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用鲁迅的话说，悲剧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中国悲剧价值主要是道德同情，是一个“从怜悯、悲愤到崇敬的教化过程”。《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是个感天动地的大悲剧，诚如王国维所说“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它“以喜写悲，哀而不伤”的艺术特点，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悲剧特色。
一、塑造了有德、善良、柔弱、刚强的悲剧人物形象
《窦娥冤》的主人公窦娥，年仅7岁就被父亲用抵债的方式卖给别人作童养媳，后又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这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悲苦命运。后来，则是由于张驴儿的无理纠缠、蓄意陷害和官府的黑暗昏庸。窦娥本打算接受命运的安排，终生守节，侍奉婆婆。然而，由于邪恶势力的迫害，最终被推上断头台，成了屈死鬼。在社会面前她是十足的弱者，她的一生都受人操纵，始终处于被动受难的悲苦境地。她的刚强表现在对恶势力的仇恨和冤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窦娥冤》剧尾翻案伸冤，惩处坏人，无不叫人拍手称快，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这种悲剧中“喜”的运用，是为了能进一步增加悲剧效果，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现实的悲苦，人物命运的多厄。
由于道德上的完美和情感的坚贞，关汉卿在对窦娥命运的关注中，倾注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使，具有人文主义的光辉，作家对之寄予的不仅是怜悯与同情，更是歌颂与赞美。
我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大多是有德的弱者，女性化是其显著特点。善良柔弱是我国古典悲剧人物的鲜明特征。古典悲剧多在家常伦理处着墨，以弱者的苦境、苦情博取观众的眼泪。题材“琐屑”，情境悲苦，人物柔弱，是我国古典悲剧的鲜明特色。
我国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支撑封建大厦的主要经济支柱，始终是农业自然经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伦理精神则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注重血统、重农抑商的封建统治阶级视竞争为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以“不争”为大治，贬抑强者，同情弱者，成为我国传承历久的社会风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充分体现了农业社会贬损强者，同情弱者的文化精神。窦娥这一悲剧人物形象映照出这种文化精神。
二、情节安排上一波三折，悲喜手法掺杂并用
我国古典悲剧，它无不具有悲欢沓见、离合环生的双重快感。这种悲喜交融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以悲苦为主的前提下，大胆摄入喜乐成分，力求悲欢沓见，苦乐相错。《窦娥冤》呈现出悲喜杂糅的特点：赛卢医、张驴儿父子、桃杌太守既是反面人物，也是喜剧人物，蔡婆的胆小怯懦，同样不乏喜剧色彩。在整体的悲剧氛围下，穿插了喜剧性的小片段，让人们关注焦虑于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也发出会心的微笑。如赛卢医的上场诗：“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桃杌太守管告状的张驴儿叫“衣食父母”，要向他磕头。这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喜剧化的手法，但它却让人联想到了庸医误人、吏治腐败等社会现象，也可以起到批判作用。而就在这些闹剧的小片断中决定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并不会因为油滑而冲淡了全剧悲剧氛围，反而更使人感到可悲可叹。将“苦境”与“乐境”交叉编排，一波三折，以乐境写哀，使场上气氛不断转换，张弛有度。
中国古典悲剧悲喜手法混杂间用的明显差异，源于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在艺术效果上，表现出一种情理结合的“中和”之美，正如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三、大团圆结局模式
中国古典悲剧不象西方悲剧那样，以大悲惨大毁灭结束，而是在悲剧结束之后又长出一条欢乐的尾巴，来表达人们的愿望。中国古代悲剧中的人物在遭受苦难而死后有些异化为鬼神，虫鸟，实际上是变相的活着。确实地表现苦难，但从来不把苦难作为悲剧的最终目的，在表面形成了情节的大团圆结局：以对恶者的严酷惩治而告终，善恶赏罚终于完成。
《窦娥冤》第四折中，窦娥死不暝目，向做了官的父亲托梦告状，冤枉得以昭雪，贪官污吏、流氓无赖都受到应有的惩罚。鬼魂复仇，窦父平冤，为剧本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呈现出大团圆结局。这种大团圆结局并不是单纯的情感需要的产物，它的主要因素（即善恶的赏罚）为观众所接受，从而给人以一种积极的振奋，而不是消极的慰籍。“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的艺术体现，它不但能让人看到光明的前途，鼓起生命的风帆，而且有一种愉悦心志，使人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更符合审美要求。
中国古代悲剧大团圆结局源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古人早就指出“天人相类”的观点，人是有意识的要胜天，人胜天就是人的积极抗争，也是人的社会特征。从中国古代悲剧看，一方面，悲剧情节中主人公受难乃至死亡等要素，正是“命缘天定”的结果，社会中的统治阶级，道德败坏者等均可造成悲剧；而另一方面，悲剧主人公虽然身处冷酷的现实（“天”的化身），但从不会放弃抗争，就连死后化鬼也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加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早以积淀在整个民族的心理之中。最终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告诉我们“人定胜天”、善必胜恶，的道理。这是有我们民族特色的一种悲剧观念。
由此可见，《窦娥冤》是一部真正体现民族悲剧精神的大悲剧，它不仅是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奇葩，而且成为世界文艺宝库中的珍品，闪烁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张平仁《中国古典‘悲剧’研究反思》，《艺术百家》2001年第三期.
[2]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3]熊元义《大团圆与中国戏曲悲剧观》，《戏剧文学》1995年第12期.
[4]范丽敏《中国古典悲剧价值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
（作者单位：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西安）
[关键词]窦娥冤 古典悲剧 艺术特点 民族特色
悲剧是文学的最高形，它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用鲁迅的话说，悲剧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中国悲剧价值主要是道德同情，是一个“从怜悯、悲愤到崇敬的教化过程”。《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是个感天动地的大悲剧，诚如王国维所说“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它“以喜写悲，哀而不伤”的艺术特点，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悲剧特色。
一、塑造了有德、善良、柔弱、刚强的悲剧人物形象
《窦娥冤》的主人公窦娥，年仅7岁就被父亲用抵债的方式卖给别人作童养媳，后又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这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悲苦命运。后来，则是由于张驴儿的无理纠缠、蓄意陷害和官府的黑暗昏庸。窦娥本打算接受命运的安排，终生守节，侍奉婆婆。然而，由于邪恶势力的迫害，最终被推上断头台，成了屈死鬼。在社会面前她是十足的弱者，她的一生都受人操纵，始终处于被动受难的悲苦境地。她的刚强表现在对恶势力的仇恨和冤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窦娥冤》剧尾翻案伸冤，惩处坏人，无不叫人拍手称快，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这种悲剧中“喜”的运用，是为了能进一步增加悲剧效果，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现实的悲苦，人物命运的多厄。
由于道德上的完美和情感的坚贞，关汉卿在对窦娥命运的关注中，倾注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使，具有人文主义的光辉，作家对之寄予的不仅是怜悯与同情，更是歌颂与赞美。
我国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大多是有德的弱者，女性化是其显著特点。善良柔弱是我国古典悲剧人物的鲜明特征。古典悲剧多在家常伦理处着墨，以弱者的苦境、苦情博取观众的眼泪。题材“琐屑”，情境悲苦，人物柔弱，是我国古典悲剧的鲜明特色。
我国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支撑封建大厦的主要经济支柱，始终是农业自然经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伦理精神则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注重血统、重农抑商的封建统治阶级视竞争为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以“不争”为大治，贬抑强者，同情弱者，成为我国传承历久的社会风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充分体现了农业社会贬损强者，同情弱者的文化精神。窦娥这一悲剧人物形象映照出这种文化精神。
二、情节安排上一波三折，悲喜手法掺杂并用
我国古典悲剧，它无不具有悲欢沓见、离合环生的双重快感。这种悲喜交融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以悲苦为主的前提下，大胆摄入喜乐成分，力求悲欢沓见，苦乐相错。《窦娥冤》呈现出悲喜杂糅的特点：赛卢医、张驴儿父子、桃杌太守既是反面人物，也是喜剧人物，蔡婆的胆小怯懦，同样不乏喜剧色彩。在整体的悲剧氛围下，穿插了喜剧性的小片段，让人们关注焦虑于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也发出会心的微笑。如赛卢医的上场诗：“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桃杌太守管告状的张驴儿叫“衣食父母”，要向他磕头。这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喜剧化的手法，但它却让人联想到了庸医误人、吏治腐败等社会现象，也可以起到批判作用。而就在这些闹剧的小片断中决定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并不会因为油滑而冲淡了全剧悲剧氛围，反而更使人感到可悲可叹。将“苦境”与“乐境”交叉编排，一波三折，以乐境写哀，使场上气氛不断转换，张弛有度。
中国古典悲剧悲喜手法混杂间用的明显差异，源于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在艺术效果上，表现出一种情理结合的“中和”之美，正如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三、大团圆结局模式
中国古典悲剧不象西方悲剧那样，以大悲惨大毁灭结束，而是在悲剧结束之后又长出一条欢乐的尾巴，来表达人们的愿望。中国古代悲剧中的人物在遭受苦难而死后有些异化为鬼神，虫鸟，实际上是变相的活着。确实地表现苦难，但从来不把苦难作为悲剧的最终目的，在表面形成了情节的大团圆结局：以对恶者的严酷惩治而告终，善恶赏罚终于完成。
《窦娥冤》第四折中，窦娥死不暝目，向做了官的父亲托梦告状，冤枉得以昭雪，贪官污吏、流氓无赖都受到应有的惩罚。鬼魂复仇，窦父平冤，为剧本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呈现出大团圆结局。这种大团圆结局并不是单纯的情感需要的产物，它的主要因素（即善恶的赏罚）为观众所接受，从而给人以一种积极的振奋，而不是消极的慰籍。“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的艺术体现，它不但能让人看到光明的前途，鼓起生命的风帆，而且有一种愉悦心志，使人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更符合审美要求。
中国古代悲剧大团圆结局源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古人早就指出“天人相类”的观点，人是有意识的要胜天，人胜天就是人的积极抗争，也是人的社会特征。从中国古代悲剧看，一方面，悲剧情节中主人公受难乃至死亡等要素，正是“命缘天定”的结果，社会中的统治阶级，道德败坏者等均可造成悲剧；而另一方面，悲剧主人公虽然身处冷酷的现实（“天”的化身），但从不会放弃抗争，就连死后化鬼也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加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早以积淀在整个民族的心理之中。最终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告诉我们“人定胜天”、善必胜恶，的道理。这是有我们民族特色的一种悲剧观念。
由此可见，《窦娥冤》是一部真正体现民族悲剧精神的大悲剧，它不仅是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奇葩，而且成为世界文艺宝库中的珍品，闪烁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张平仁《中国古典‘悲剧’研究反思》，《艺术百家》2001年第三期.
[2]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3]熊元义《大团圆与中国戏曲悲剧观》，《戏剧文学》1995年第12期.
[4]范丽敏《中国古典悲剧价值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
（作者单位：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