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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神话是东西方民族智慧的结晶，人们爱戴神、敬畏神，但中西神话中都有一定的渎神精神的体现，这是一种矛盾而又奇特的文化现象，必然引起我们对这种现象的重新审视与解读。
【关键词】中国；希腊；神话；渎神
大自然和人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几乎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类的祖先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生存的问题。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向大自然索取，与大自然斗争。在人类与大自然关系上，中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观念，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而西方则主张“天人对立”，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中西神话中都有渎神精神的体现。
一、希腊神话中的渎神精神
西方的文明，导源于古希腊，因为“没有希腊和罗马帝国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希腊神话是西方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的源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句中就说到：“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以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2]，黑格尔也表达“一提到希腊整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当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到了尧舜时代的时候，当印度河文明比较发达的时候，当尼罗河文明在繁盛的时候，希腊民族还过着近似半人半兽的比较原始的生活，可是，超乎我们预料的就是到了公元前15世纪左右，希腊文明就突然崛起了，及至公元前6世纪左右，希腊文明已经与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的文明并驾齐驱。因此，要了解西方文明，探索西方人“天人对立”观念的由来，必须从古希腊神话说起。
在古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纵情欢乐，不但不同情过着蒙昧饥寒生活的人类，还常常捉弄甚至三番五次地想毁灭人类。正如《荷马史诗》所说：“神给可怜的人以恐惧和痛苦，神自己则幸福而无忧地生活着。”特别是主神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当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为人间带来光明和温暖时，宙斯竟将普罗米修斯钉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震怒的雷神还派了潘多拉来到人间，潘多拉的盒子给人间带来了灾难和瘟疫，甚至为了继续泄愤，宙斯又发动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企图消灭全部人类。又如在《荷马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人神对立的场景，在帕里斯拐走了美女海伦之后，希腊联军和特洛伊进行的十年战争的过程之中，神参与了人间斗争。当希腊联军和特洛伊两军相遇后，经历了一番鏖战仍然不分胜负的时候，众神之主宙斯拿出金天平，在天平两边放上了两个死亡的砝码，代表希腊人的一边立即垂下，于是宙斯拿起霹雳火惩罚希腊联军，神的参与虽然是《荷马史诗》的一条副线，但却彰显了神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人神对立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比比皆是，这表明希腊神话本身就存在渎神因素。所以，当人类进入到奴隶制社会，宙斯演变成专制王权的象征后，在希腊神话这块沃土上，立即产生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剧中，这位被马克思誉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旨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气贯长虹地宣告：“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种彻底渎神的斗士形象，这种除了理性和正义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的精神，吸引了西方后世无数先进的文学家、艺术家，如卡里德朗、伏尔泰、赫尔德、雪莱、歌德、贝多芬、李斯特等等，他们都不断地以普罗米修斯为题材进行创作，并从他身上找到新的时代精神的胚胎。
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中这种人神对立精神，使专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本土的希腊文化视为异端，而把外来的基督教尊为国教，倡导基督教的“原罪说”，以便让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上帝来帮助地上的人君维护专制统治。以后的中世纪历代统治者亦起而效尤，欧洲遂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因为不听上帝命令，偷食了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所以，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在上帝面前犯了罪，犯罪就得赎罪，就须拜倒在上帝脚下，俯首听命。但君士坦丁终其一生也未皈依基督教，可见他强行推行基督教并非出于自身的宗教偏见，而是出于帝国政治统一的需要。在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时期，一直与教会势力有矛盾的各国封建君主也不得不对多神教做出若干妥协。
在欧洲的民间，自古以来就深入西方人心的人神对立观念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因此，整个中世纪时期，西方在嫉妒一神教的笼罩下，古希腊人的传统意识只能成为潜流。文艺复兴后，希腊神话与希伯来神话、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相渗透、交融。基督教文化中的崇神精神与希腊神话中的渎神意识相互浸润与改造，使二者成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泉，但希腊文化的独身精神时有表现。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坛三杰的作品：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的《末日审判图》，虽都取材于《圣经》，但他们却都把神从天上降到人间，把神变成了人，把神性化为人性。特别是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把《圣经》中渎神的撒旦写成了反叛的英雄，却把至圣的上帝写成了暴君，这一切都与希腊神话中的渎神精神一脉相承。
二、中国神话中的渎神精神
与古希腊神话中人神对立的情形相反，中国古代神话则多写神对人的赐福和人对天的顺应。我国古代的大神多是爱人类的，对人也很友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他们纷纷为人造福，替民除害，盘古为人类开天辟地；伏羲教民结网捕鱼；神农尝百草，播百谷。因此，在我们祖先的眼中，神是造物的圣者，救民于水火的英雄，是“某种手艺的能手，人类的教师和同事”[3]，而不是处处与人人类做对的凶神恶煞。
这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大自然总是怀有亲切的感情，尊敬它，但不惧怕它；感激它，却又不唯它而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搞“郊祀”“封禅”等大典，正说明了人与自然这种关系。诚如歌德所说：“在中国，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听，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4]在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神灵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被视为世界的主宰。所以，《诗经·小雅·何人斯》才有“不畏于天”之言，《左传·桓公六年》才有“夫民，神之主”之语，就连孔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5]
因此，中华民族的祖先，以至生活在漫长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在神灵面前一般都没有犯罪感。他们对神灵往往是“敬而不畏”，这种“信则灵”的实用的理性精神，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西方人那种狂迷的宗教精神，也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执着、虔诚、真正意义的宗教文学。所以范文澜说：“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使有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 [6]
三、结语
总而言之，古希腊人的“天人对应”思想和古代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都有其社会思想根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民族对神的谱系的认知，对神话故事的不断完善，乃至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都表达了该。民族对神的敬仰，也体现了他们的渎神精神。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如此，爱戴神祇但并不完全痴迷，尚有理性精神贯穿其中，这都是渎神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M].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24.
[3]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4]《歌德谈话录》，第112页。
[5]《论语·述而》
[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第149页。
【关键词】中国；希腊；神话；渎神
大自然和人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几乎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类的祖先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生存的问题。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向大自然索取，与大自然斗争。在人类与大自然关系上，中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观念，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而西方则主张“天人对立”，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中西神话中都有渎神精神的体现。
一、希腊神话中的渎神精神
西方的文明，导源于古希腊，因为“没有希腊和罗马帝国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希腊神话是西方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的源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句中就说到：“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以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2]，黑格尔也表达“一提到希腊整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当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到了尧舜时代的时候，当印度河文明比较发达的时候，当尼罗河文明在繁盛的时候，希腊民族还过着近似半人半兽的比较原始的生活，可是，超乎我们预料的就是到了公元前15世纪左右，希腊文明就突然崛起了，及至公元前6世纪左右，希腊文明已经与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的文明并驾齐驱。因此，要了解西方文明，探索西方人“天人对立”观念的由来，必须从古希腊神话说起。
在古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纵情欢乐，不但不同情过着蒙昧饥寒生活的人类，还常常捉弄甚至三番五次地想毁灭人类。正如《荷马史诗》所说：“神给可怜的人以恐惧和痛苦，神自己则幸福而无忧地生活着。”特别是主神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当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为人间带来光明和温暖时，宙斯竟将普罗米修斯钉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震怒的雷神还派了潘多拉来到人间，潘多拉的盒子给人间带来了灾难和瘟疫，甚至为了继续泄愤，宙斯又发动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企图消灭全部人类。又如在《荷马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人神对立的场景，在帕里斯拐走了美女海伦之后，希腊联军和特洛伊进行的十年战争的过程之中，神参与了人间斗争。当希腊联军和特洛伊两军相遇后，经历了一番鏖战仍然不分胜负的时候，众神之主宙斯拿出金天平，在天平两边放上了两个死亡的砝码，代表希腊人的一边立即垂下，于是宙斯拿起霹雳火惩罚希腊联军，神的参与虽然是《荷马史诗》的一条副线，但却彰显了神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人神对立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比比皆是，这表明希腊神话本身就存在渎神因素。所以，当人类进入到奴隶制社会，宙斯演变成专制王权的象征后，在希腊神话这块沃土上，立即产生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剧中，这位被马克思誉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旨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气贯长虹地宣告：“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种彻底渎神的斗士形象，这种除了理性和正义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的精神，吸引了西方后世无数先进的文学家、艺术家，如卡里德朗、伏尔泰、赫尔德、雪莱、歌德、贝多芬、李斯特等等，他们都不断地以普罗米修斯为题材进行创作，并从他身上找到新的时代精神的胚胎。
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希腊文化中这种人神对立精神，使专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把本土的希腊文化视为异端，而把外来的基督教尊为国教，倡导基督教的“原罪说”，以便让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上帝来帮助地上的人君维护专制统治。以后的中世纪历代统治者亦起而效尤，欧洲遂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时期。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因为不听上帝命令，偷食了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所以，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在上帝面前犯了罪，犯罪就得赎罪，就须拜倒在上帝脚下，俯首听命。但君士坦丁终其一生也未皈依基督教，可见他强行推行基督教并非出于自身的宗教偏见，而是出于帝国政治统一的需要。在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时期，一直与教会势力有矛盾的各国封建君主也不得不对多神教做出若干妥协。
在欧洲的民间，自古以来就深入西方人心的人神对立观念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因此，整个中世纪时期，西方在嫉妒一神教的笼罩下，古希腊人的传统意识只能成为潜流。文艺复兴后，希腊神话与希伯来神话、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互相渗透、交融。基督教文化中的崇神精神与希腊神话中的渎神意识相互浸润与改造，使二者成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泉，但希腊文化的独身精神时有表现。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坛三杰的作品：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的《末日审判图》，虽都取材于《圣经》，但他们却都把神从天上降到人间，把神变成了人，把神性化为人性。特别是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把《圣经》中渎神的撒旦写成了反叛的英雄，却把至圣的上帝写成了暴君，这一切都与希腊神话中的渎神精神一脉相承。
二、中国神话中的渎神精神
与古希腊神话中人神对立的情形相反，中国古代神话则多写神对人的赐福和人对天的顺应。我国古代的大神多是爱人类的，对人也很友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他们纷纷为人造福，替民除害，盘古为人类开天辟地；伏羲教民结网捕鱼；神农尝百草，播百谷。因此，在我们祖先的眼中，神是造物的圣者，救民于水火的英雄，是“某种手艺的能手，人类的教师和同事”[3]，而不是处处与人人类做对的凶神恶煞。
这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大自然总是怀有亲切的感情，尊敬它，但不惧怕它；感激它，却又不唯它而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搞“郊祀”“封禅”等大典，正说明了人与自然这种关系。诚如歌德所说：“在中国，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听，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4]在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神灵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被视为世界的主宰。所以，《诗经·小雅·何人斯》才有“不畏于天”之言，《左传·桓公六年》才有“夫民，神之主”之语，就连孔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5]
因此，中华民族的祖先，以至生活在漫长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在神灵面前一般都没有犯罪感。他们对神灵往往是“敬而不畏”，这种“信则灵”的实用的理性精神，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西方人那种狂迷的宗教精神，也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执着、虔诚、真正意义的宗教文学。所以范文澜说：“两周以后，宗教在华族里即使有盛行，却不曾获得绝对支配的权威。” [6]
三、结语
总而言之，古希腊人的“天人对应”思想和古代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都有其社会思想根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民族对神的谱系的认知，对神话故事的不断完善，乃至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都表达了该。民族对神的敬仰，也体现了他们的渎神精神。我们中华民族也是如此，爱戴神祇但并不完全痴迷，尚有理性精神贯穿其中，这都是渎神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M].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24.
[3]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4]《歌德谈话录》，第112页。
[5]《论语·述而》
[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