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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有关于徐永昌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但至今还没有对徐永昌研究现状的梳理。本综述收集了现有的关于徐永昌的研究，大致包括综述性的，回忆、日记性的，断代性的，专题性的四大类研究成果，以期对学界关于徐永昌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徐永昌；研究综述；《徐永昌日记》
徐永昌，字次宸，室名求已斋，生于1877年（清光绪十三年）卒于1959年，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人。徐永昌曾任绥远、河北、山西省的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等诸多要职，在民国军届素有“政能治民，武善治军”之美誉。他曾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被誉为“受降将军”。至台湾后，继续担任要职。著有《徐永昌日记》i，《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ii等。丰富的人生经历加之详尽的史料，使徐永昌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虽然目前海内外直接以徐永昌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和成果为数不多，但以其日记，回忆录，函电资料等史料为基础加以论述的学术研究却是成果斐然。概而言之，这些研究大体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是综述性的。这类著作的首要代表就是依据徐永昌本人回忆录及日记而编写的传记，即赵正楷所著的《徐永昌传》，本书共分二十七章，较为完整的介绍了徐永昌的生平。在编者序中，有言“以夙昔所志及《求己斋回忆录》与其日记为经，以近代关系史料为纬，编述徐公本传，自励励人。”iii赵正楷与徐永昌有同乡之谊，协助徐永昌完成《徐永昌日记》，《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另与陈存恭共同著有《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iv，并参与编写了《徐永昌先生纪念集》v。赵正楷可以说是关于徐永昌研究的开创者。此外，陈存恭所著的《现代专业军人的典范—徐永昌》一文，运用前述的史料来详述徐永昌在各个阶段中对于时事的态度及处理方法，结论认为其堪称现代军人的典范。此外，综述性文章还具体有张锦富所著的《徐永昌勋名有自》，乔家才所著的《徐永昌将军的传奇》，徐士瑚所著的《从孤儿到将军》，吴相湘所著的《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中的徐永昌传，《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受降将军徐永昌》等论著。这些综述性的文章虽然较为完整的论述了徐永昌的生平事迹，颇具史料价值，但面面俱到的结果就是每一个层次都不够深入，显得凌乱，难以抓到重点。
其次是回忆、日记性的。这类论著中，首推由徐永昌自己所写的《徐永昌日记》和《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徐永昌勤于写作，自1916年1月4日至1959年6月17日病危辍笔，前后四十三年间所有内争外患都留有约300万字的完整日记，从中可以略窥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演变轨迹。此外，王尊光所著的《我所了解的徐永昌》，李居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徐永昌》，由赵正楷口述，陈存恭访问，陈美惠记录的《赵正楷先生访问纪录》，周玳所著的《我和受降将军徐永昌的交往》，等文章都是与徐永昌有过交往的人所著的关于徐永昌的纪实记录，这些文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大多由徐永昌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所遗留，对徐永昌行为叙述多做肯定或否定之评价，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免失之客观，很难还原当时历史的全貌，在阅读和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比较甄别。
再次是断代性的。即截取徐永昌政治生涯的某一特定时段进行研究，这一类文章截取的时间段一般较短，应用史料较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有的学术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代表有：黄毓芳写就的硕士论文《阎锡山与战前中国政局（1931-1937年）》中描述了徐永昌在山西的地位及其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邓野所著的《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以徐永昌日记为基础对东征之役的过程及其所牵连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叙述。
第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代表有：蒋永敬所著的《从<徐永昌日记>看台儿庄大战》以徐永昌日记来对台儿庄大战的前因，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论述。蒋永敬所著的《抗战史论》，引用了徐永昌日记内的记录，突出了徐永昌对抗战某些事件上的一些观点。杨奎松所著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一文中，则提到徐永昌以及军令部在新四军事件中，对新四军的意见与规划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王奇生所著的《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则对于徐永昌与军令部在面对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挑战，所相应做出的对策进行探讨。除此之外，徐士瑚所著的《徐永昌东京湾受降》徐永昌受降的过程有详细的论述。
第三是国共内战时期。代表是邓野所著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中针对徐永昌前往绥远劝阻傅作义投靠共产党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对于徐永昌在国共战争中的角色定位很有价值。
最后是专题性的。除了上述各研究成果外，有关徐永昌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是他的人际关系。在阎锡山的晋系势力中，徐永昌极为特别，他是以一客卿身份率所部入晋，后才转向阎锡山，但深得阎锡山信任，在徐永昌进入中央后，仍与阎锡山保有良好的关系。中原大战之际，徐永昌曾参加晋方反蒋作战，然而战后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逐渐受蒋介石倚重，进入中央后担任了诸多要职。由此可见，徐永昌与阎锡山，蒋介石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确值得探究。这一专题的代表著作有：吴振汉所著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中认为自辛亥革命前后，徐永昌与阎锡山是基于共同的保守意识形态而结下终身合作的关系。雒春普所著的《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中认为徐永昌在军事之外还具有政治协调的优势，与阎锡山之间具有一种主帅幕僚兼及朋友的关系。智效民所著的《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利用《徐永昌日记》来解读了中原大战至抗战前后期的蒋阎关系，认为他们微妙关系是趋向缓和的。此外还有周玳所著的《徐永昌是怎样和阎锡山合作的》，辜达岸所著的《徐永昌与阎锡山的离合》，王翔主编的《阎锡山与晋系》，刘存善所著的《徐永昌与阎锡山》都叙述了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的复杂关系，前二者的作者都是曾与徐永昌和阎锡山有过1密切接触的晋系人员，作为回忆自述类的文章，更富有时代感。
除此之外，赵正楷所著的《少言勿怒—徐永昌先生的修养及其事功》以徐永昌的人生信条“少言勿怒”为主题来探究其人生成功的原因。赵正楷与陈存恭共同编著的《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则是以徐永昌曾经与各政要间的电文和言论为主题儿编撰而成。赖炜写就的硕士论文《从地方到中央到地方：论徐永昌与民国（1927-1949）》则是从徐永昌职业军人这一身份入手，通过对徐永昌与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在军令部长任职期间的决策作为，来说明徐永昌是真正国家观念的现代军人。
从以上梳理可知，从现有的对徐永昌的研究来看，著作和论文都有一定的数量，有着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但也存在的可以扩展的空间。
首先，大多数研究徐永昌的学者都是以徐本身的史料为基础，较少利用其同时期的其他档案，特别的大陆的学者，对台湾国史馆所藏的原始档案很少利用，今后应加强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
其次，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综述类，专题性的文章数量较少，且多集中在徐永昌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阎锡山的关系。其实，徐永昌人生经历丰富且留有详实的史料，研究视角可以在进一步扩展，既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体现大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关怀；又可以关注徐永昌个人的方面，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立体感强的军事家，政治家形象。
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前贤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基本局限于历史学，研究者多以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作为主要的方法论，而缺少新的视角，这样就使得有关徐永昌研究的学理深度受到了某种限制。其实，可以适当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以便能拿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研究成果。
注释：
i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ii徐永昌：《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iii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年2月，17页。
iv赵正楷、陈存恭：《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
v徐永昌先生治丧委员会、徐永昌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徐永昌先生纪念集》，台北，1962年。
【关键词】徐永昌；研究综述；《徐永昌日记》
徐永昌，字次宸，室名求已斋，生于1877年（清光绪十三年）卒于1959年，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人。徐永昌曾任绥远、河北、山西省的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等诸多要职，在民国军届素有“政能治民，武善治军”之美誉。他曾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被誉为“受降将军”。至台湾后，继续担任要职。著有《徐永昌日记》i，《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ii等。丰富的人生经历加之详尽的史料，使徐永昌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虽然目前海内外直接以徐永昌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和成果为数不多，但以其日记，回忆录，函电资料等史料为基础加以论述的学术研究却是成果斐然。概而言之，这些研究大体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是综述性的。这类著作的首要代表就是依据徐永昌本人回忆录及日记而编写的传记，即赵正楷所著的《徐永昌传》，本书共分二十七章，较为完整的介绍了徐永昌的生平。在编者序中，有言“以夙昔所志及《求己斋回忆录》与其日记为经，以近代关系史料为纬，编述徐公本传，自励励人。”iii赵正楷与徐永昌有同乡之谊，协助徐永昌完成《徐永昌日记》，《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另与陈存恭共同著有《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iv，并参与编写了《徐永昌先生纪念集》v。赵正楷可以说是关于徐永昌研究的开创者。此外，陈存恭所著的《现代专业军人的典范—徐永昌》一文，运用前述的史料来详述徐永昌在各个阶段中对于时事的态度及处理方法，结论认为其堪称现代军人的典范。此外，综述性文章还具体有张锦富所著的《徐永昌勋名有自》，乔家才所著的《徐永昌将军的传奇》，徐士瑚所著的《从孤儿到将军》，吴相湘所著的《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中的徐永昌传，《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受降将军徐永昌》等论著。这些综述性的文章虽然较为完整的论述了徐永昌的生平事迹，颇具史料价值，但面面俱到的结果就是每一个层次都不够深入，显得凌乱，难以抓到重点。
其次是回忆、日记性的。这类论著中，首推由徐永昌自己所写的《徐永昌日记》和《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徐永昌勤于写作，自1916年1月4日至1959年6月17日病危辍笔，前后四十三年间所有内争外患都留有约300万字的完整日记，从中可以略窥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演变轨迹。此外，王尊光所著的《我所了解的徐永昌》，李居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徐永昌》，由赵正楷口述，陈存恭访问，陈美惠记录的《赵正楷先生访问纪录》，周玳所著的《我和受降将军徐永昌的交往》，等文章都是与徐永昌有过交往的人所著的关于徐永昌的纪实记录，这些文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大多由徐永昌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所遗留，对徐永昌行为叙述多做肯定或否定之评价，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免失之客观，很难还原当时历史的全貌，在阅读和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比较甄别。
再次是断代性的。即截取徐永昌政治生涯的某一特定时段进行研究，这一类文章截取的时间段一般较短，应用史料较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有的学术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代表有：黄毓芳写就的硕士论文《阎锡山与战前中国政局（1931-1937年）》中描述了徐永昌在山西的地位及其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邓野所著的《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以徐永昌日记为基础对东征之役的过程及其所牵连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叙述。
第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代表有：蒋永敬所著的《从<徐永昌日记>看台儿庄大战》以徐永昌日记来对台儿庄大战的前因，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论述。蒋永敬所著的《抗战史论》，引用了徐永昌日记内的记录，突出了徐永昌对抗战某些事件上的一些观点。杨奎松所著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一文中，则提到徐永昌以及军令部在新四军事件中，对新四军的意见与规划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王奇生所著的《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则对于徐永昌与军令部在面对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挑战，所相应做出的对策进行探讨。除此之外，徐士瑚所著的《徐永昌东京湾受降》徐永昌受降的过程有详细的论述。
第三是国共内战时期。代表是邓野所著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中针对徐永昌前往绥远劝阻傅作义投靠共产党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对于徐永昌在国共战争中的角色定位很有价值。
最后是专题性的。除了上述各研究成果外，有关徐永昌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是他的人际关系。在阎锡山的晋系势力中，徐永昌极为特别，他是以一客卿身份率所部入晋，后才转向阎锡山，但深得阎锡山信任，在徐永昌进入中央后，仍与阎锡山保有良好的关系。中原大战之际，徐永昌曾参加晋方反蒋作战，然而战后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逐渐受蒋介石倚重，进入中央后担任了诸多要职。由此可见，徐永昌与阎锡山，蒋介石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确值得探究。这一专题的代表著作有：吴振汉所著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中认为自辛亥革命前后，徐永昌与阎锡山是基于共同的保守意识形态而结下终身合作的关系。雒春普所著的《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中认为徐永昌在军事之外还具有政治协调的优势，与阎锡山之间具有一种主帅幕僚兼及朋友的关系。智效民所著的《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利用《徐永昌日记》来解读了中原大战至抗战前后期的蒋阎关系，认为他们微妙关系是趋向缓和的。此外还有周玳所著的《徐永昌是怎样和阎锡山合作的》，辜达岸所著的《徐永昌与阎锡山的离合》，王翔主编的《阎锡山与晋系》，刘存善所著的《徐永昌与阎锡山》都叙述了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的复杂关系，前二者的作者都是曾与徐永昌和阎锡山有过1密切接触的晋系人员，作为回忆自述类的文章，更富有时代感。
除此之外，赵正楷所著的《少言勿怒—徐永昌先生的修养及其事功》以徐永昌的人生信条“少言勿怒”为主题来探究其人生成功的原因。赵正楷与陈存恭共同编著的《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则是以徐永昌曾经与各政要间的电文和言论为主题儿编撰而成。赖炜写就的硕士论文《从地方到中央到地方：论徐永昌与民国（1927-1949）》则是从徐永昌职业军人这一身份入手，通过对徐永昌与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在军令部长任职期间的决策作为，来说明徐永昌是真正国家观念的现代军人。
从以上梳理可知，从现有的对徐永昌的研究来看，著作和论文都有一定的数量，有着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但也存在的可以扩展的空间。
首先，大多数研究徐永昌的学者都是以徐本身的史料为基础，较少利用其同时期的其他档案，特别的大陆的学者，对台湾国史馆所藏的原始档案很少利用，今后应加强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
其次，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综述类，专题性的文章数量较少，且多集中在徐永昌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阎锡山的关系。其实，徐永昌人生经历丰富且留有详实的史料，研究视角可以在进一步扩展，既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体现大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关怀；又可以关注徐永昌个人的方面，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立体感强的军事家，政治家形象。
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前贤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基本局限于历史学，研究者多以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作为主要的方法论，而缺少新的视角，这样就使得有关徐永昌研究的学理深度受到了某种限制。其实，可以适当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以便能拿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研究成果。
注释：
i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ii徐永昌：《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iii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年2月，17页。
iv赵正楷、陈存恭：《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
v徐永昌先生治丧委员会、徐永昌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徐永昌先生纪念集》，台北，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