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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主角的身份和故事的情节发展上面都是十分相似的，这两个故事的结局也都是以悲剧告终，但是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舆论走向，这种相反的舆论既与作者本人有关系，同时也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
【关键词】：《莺莺传》；《霍小玉传》；比较；舆论走向
唐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极富有魅力的文化宝藏，其中讲述缠绵悱恻的爱情篇章尤受人关注，例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任氏传》等，除了故事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因为这些篇章塑造的一批敢爱敢恨、为爱而生的性格丰满的女性角色。其中《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人物和故事情节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的结果和舆论却有着极大的反差。对此我们将对比这两篇传奇，并分析这种反差的原因。
《霍小玉传》被称为“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水平”，《莺莺传》则是“唐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这两篇传奇原本就在唐传奇的诸多篇章里面都是极优秀的作品，《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主角的身份和故事的情节发展上面都是十分相似的，这两个故事的结局也都是以悲剧告终，这种相似性可以看做是唐代士子生活的一种模式。下面将在相似处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
一、主角的身份相同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中详细的考证了莺莺的身份问题，他认为莺莺很有可能是妓女身份。由《莺莺传》里面的“会真诗”三十韵，陈寅恪先生详细考究了“会真”一词的涵义，讲到“会真”与“会仙”同义，“仙”“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尽管《莺莺传》中以张生的角度得到莺莺与他是“中表之亲”的身份，但莺莺实际的娼妓身份和《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的身份暗合。《霍小玉传》不同于《莺莺传》的隐晦和托词，明显的表现了霍小玉的身份。《霍小玉传》中十分明确的表示，由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明确霍小玉的身份。
不同于女性角色的隐晦，男性角色都是求学待考的士子书生。《莺莺传》里面的张生和《霍小玉传》里面的李益不仅在传奇里面是待考书生，在现实中也都有原型，并且都是唐代的士子，在唐代读书人和妓女之间的交往也是十分普遍的。
二、故事模式与结局相似
在上面交代过这两篇传奇的男性角色都是待考的书生，这两个故事的发展都和唐代的科举考试关系密切。这两个故事情节的推动发展都是因为科举考试。在《莺莺传》里面，张生和莺莺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时光，一直到张生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两个人面临了感情的分岔路口，尽管张生写信安慰，但是去了京城之后，张生借口莺莺的回信断绝感情，并讲这个故事告诉了自己身边的朋友，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尤物“妖孽”的言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同样由科举考试推动二人故事发展的情节也出现在了《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传》中“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李益由于在选拔考试中出类拔萃而登科，要去郑县上任，并回东都洛阳省亲。在离开之前，霍小玉非常悲伤的对李益说自己只要求和李郎再欢爱相守八年，之后任李益与名门淑女结亲，李益却信誓旦旦的表白霍小玉要相守一生。可是在回家之后任由自己和卢姓表妹的亲事，也不敢反抗。最后霍小玉苦苦等著李益的消息，却等不到李益的回信和任何消息，最后积郁成疾，家财散尽。许多风流人士知道了霍小玉的事情都为之感叹，有一黄杉豪士替霍小玉不平遂带着李益去见了霍小玉的最后一面。
这两个故事的模式都是待考的书生士子与姿色才情过人的娼门女子之间的爱情，并且都是书生以自己的才华挑逗女子，女子爱慕书生的才华自荐枕席，在一段恩爱生活之后由于科举考试分开，最后书生变心与旧爱断绝情谊另娶高门。这两个故事的结局都是爱情的悲剧，《莺莺传》中的莺莺在作者的安排下还算有个不错的结局。她拒绝和变心的张生再见面，也显示出自己的尊严和坚决。但是《霍小玉传》里面的结局就显得更惨烈了，霍小玉在死之前都是对李益变心的恨意，于是发了毒誓誓要李益往后的生活鸡犬不宁，李益也确实像是中了邪似的怀疑自己的妻子，猜忌虐待几任妻子，再无安定的生活。
三、舆论的不同
尽管《莺莺传》和《霍小玉传》的主角身份、故事情节发展乃至于爱情的结局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但是这两个处于唐代的相似故事却有了不同的舆论方向。《莺莺传》中张生和莺莺的故事由于“友闻之者，莫不耸异”“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张生对于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做了解释，于是有了“尤物妖孽论”和“忍情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时人不禁为之感叹。我们从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里面可以得出，当时的舆论对于张生或者说元稹抛弃身份低微的娼门女子另娶高门贵族女子的行为容忍度比较高，不认为是道德有损，毕竟在唐代士子的婚姻生活并不是简单的爱情选择，而是一种政治追求。
这种舆论并没有在《霍小玉传》中表现出来。《霍小玉传》中对于当时人对李益始乱终弃的行为都是不赞同甚至批判的，这一点在原文中就可以看出来，霍小玉差婢女卖簪子时遇到的玉工“凄然下泣”，并说“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当时的延光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甚至李益的表弟崔允明也替霍小玉不平，将李益的行径都告诉霍小玉，到最后“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整个长安中知道霍小玉和李益故事的人都为之愤懑。最后有黄杉豪侠带着李益去见了霍小玉最后一面。
这两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却有了两种不同的舆论走向，这显然是值得人深思的。关于这两种舆论不同产生的原因，也是从作者隐藏意图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两个大的方便来探讨。 （一）作者隐藏意图
由于这两篇传奇的作者在写故事的时候都带入了主观的因素，因此在考察这两篇作品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的之从文本做体现的角度来考察真实的舆论走向，必须结合作者写传奇的背景来考量作品本身。《莺莺传》的主角张生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可能是作者元稹本人，而《莺莺传》的爱情故事也是根据元稹自己的经历而写。由此《莺莺传》的写作有主观蓄意之嫌，《莺莺传》是元稹为了维护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行为的主观叙事。在这个背景上再看《莺莺传》的写作，似乎可以从写作本身看出一点端倪，作者写张生出示莺莺“贻书”而“粗载于此”，莺莺回信的全部内容并不可知，所凸显出来的部分是莺莺知后会无期而缠绵欲绝的心意，“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 ”在收到信之前，是张生主动先与莺莺断情，主导着爱情的走向，而此时接到书信的他却似乎被动地接受了诀别，所以才有了文中张生彷徨犹豫的反应，这种描写让始乱终弃这个行为带有无辜的意味。并且作者在结局让莺莺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宿——再嫁，让一切归于平淡的日常生活，因此很容易被人接受。
作为《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似乎没有元稹那么多个人隐情在其中。由于主角李益实为中唐时期之人，并且还是当时有才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一切又不那么简单了。后世有人认为《霍小玉传》是中唐政治斗争“牛李党争”的产物。唐穆宗时期，小说中的李益和作者蒋防分属于不同的党派，李属牛党，而蒋隶李党。于是蒋防欲此传使李益声名狼藉，起到打击其党派的作用。卞孝萱先生认为“蒋防不直接批评李益道德败坏，而借传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之曰发表议论，这种手法也是很狡猾的”。
由此可见，这两篇传奇的作者写作意图都不是单纯的，但是有着自己隐藏的倾向，由此造成了在作品中两种相似结果下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倾向。
（二）社会道德文化变迁
这两篇爱情传奇中体现出来的舆论不同也体现了与社会文化道德变化的关联，两篇传奇都涉及到中唐道德观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唐代士人的婚姻道德观的问题。是否在唐代男性对女性的抛弃是可以被社会道德所包容的。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从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可知，其时无道理的“始乱终弃”的行为是遭到社会否定的，但是抛弃寒门女子，另结高门，是符合当时唐人的婚姻道德观的，这也与当时唐代的山东旧族门阀之势力有关系。唐代士子尽管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身官场，但是通过与当时的高门大姓如所谓的五姓七家陇西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的政治联姻而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谋求政治发展空间，是当时的读书人普遍渴望的，也在时人的道德范围内。
这种道德的认可在蒋防的《霍小玉传》中却崩塌了，一方面有上述作者潜在写作隐含因素，另一面也体现了这种社会道德并不是统一无异议的，而是处在一个变更的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势力分布，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道德的转型和混乱。“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在关中旧势力的影响下的社会道德在此社会转型时期已经无法牢牢抓住所有人，在民间这种社会道德已经由政治联姻向真情方面转化，因此在《霍小玉传》中对霍小玉抱有同情的人大多都是民间底层人民，也不乏上层的贵族和读书人。
通过对《莺莺传》和《霍小玉传》这两篇故事情节等方面极为相似的传奇的比较，以及对相似结果的爱情故事得到的不同的社会道德舆论走向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浅浅的窥探到中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从中隐含的中唐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转型，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唐这个在整个唐代由盛而衰的时期，和留下来的那些瑰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汪辟疆.唐人傳奇[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城市舆论的接受与颠覆———论《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之情感道德倾向表现[J]，陈燕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2）.
[4]空留余恨教人知—《霍小玉传》和《莺莺传》中的舆论呈现比较[J]，陈思敏.教育教学论坛.2014.7（30）.
【关键词】：《莺莺传》；《霍小玉传》；比较；舆论走向
唐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极富有魅力的文化宝藏，其中讲述缠绵悱恻的爱情篇章尤受人关注，例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任氏传》等，除了故事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因为这些篇章塑造的一批敢爱敢恨、为爱而生的性格丰满的女性角色。其中《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人物和故事情节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的结果和舆论却有着极大的反差。对此我们将对比这两篇传奇，并分析这种反差的原因。
《霍小玉传》被称为“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水平”，《莺莺传》则是“唐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这两篇传奇原本就在唐传奇的诸多篇章里面都是极优秀的作品，《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主角的身份和故事的情节发展上面都是十分相似的，这两个故事的结局也都是以悲剧告终，这种相似性可以看做是唐代士子生活的一种模式。下面将在相似处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
一、主角的身份相同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中详细的考证了莺莺的身份问题，他认为莺莺很有可能是妓女身份。由《莺莺传》里面的“会真诗”三十韵，陈寅恪先生详细考究了“会真”一词的涵义，讲到“会真”与“会仙”同义，“仙”“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尽管《莺莺传》中以张生的角度得到莺莺与他是“中表之亲”的身份，但莺莺实际的娼妓身份和《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的身份暗合。《霍小玉传》不同于《莺莺传》的隐晦和托词，明显的表现了霍小玉的身份。《霍小玉传》中十分明确的表示，由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明确霍小玉的身份。
不同于女性角色的隐晦，男性角色都是求学待考的士子书生。《莺莺传》里面的张生和《霍小玉传》里面的李益不仅在传奇里面是待考书生，在现实中也都有原型，并且都是唐代的士子，在唐代读书人和妓女之间的交往也是十分普遍的。
二、故事模式与结局相似
在上面交代过这两篇传奇的男性角色都是待考的书生，这两个故事的发展都和唐代的科举考试关系密切。这两个故事情节的推动发展都是因为科举考试。在《莺莺传》里面，张生和莺莺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时光，一直到张生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两个人面临了感情的分岔路口，尽管张生写信安慰，但是去了京城之后，张生借口莺莺的回信断绝感情，并讲这个故事告诉了自己身边的朋友，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尤物“妖孽”的言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同样由科举考试推动二人故事发展的情节也出现在了《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传》中“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李益由于在选拔考试中出类拔萃而登科，要去郑县上任，并回东都洛阳省亲。在离开之前，霍小玉非常悲伤的对李益说自己只要求和李郎再欢爱相守八年，之后任李益与名门淑女结亲，李益却信誓旦旦的表白霍小玉要相守一生。可是在回家之后任由自己和卢姓表妹的亲事，也不敢反抗。最后霍小玉苦苦等著李益的消息，却等不到李益的回信和任何消息，最后积郁成疾，家财散尽。许多风流人士知道了霍小玉的事情都为之感叹，有一黄杉豪士替霍小玉不平遂带着李益去见了霍小玉的最后一面。
这两个故事的模式都是待考的书生士子与姿色才情过人的娼门女子之间的爱情，并且都是书生以自己的才华挑逗女子，女子爱慕书生的才华自荐枕席，在一段恩爱生活之后由于科举考试分开，最后书生变心与旧爱断绝情谊另娶高门。这两个故事的结局都是爱情的悲剧，《莺莺传》中的莺莺在作者的安排下还算有个不错的结局。她拒绝和变心的张生再见面，也显示出自己的尊严和坚决。但是《霍小玉传》里面的结局就显得更惨烈了，霍小玉在死之前都是对李益变心的恨意，于是发了毒誓誓要李益往后的生活鸡犬不宁，李益也确实像是中了邪似的怀疑自己的妻子，猜忌虐待几任妻子，再无安定的生活。
三、舆论的不同
尽管《莺莺传》和《霍小玉传》的主角身份、故事情节发展乃至于爱情的结局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但是这两个处于唐代的相似故事却有了不同的舆论方向。《莺莺传》中张生和莺莺的故事由于“友闻之者，莫不耸异”“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张生对于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做了解释，于是有了“尤物妖孽论”和“忍情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时人不禁为之感叹。我们从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里面可以得出，当时的舆论对于张生或者说元稹抛弃身份低微的娼门女子另娶高门贵族女子的行为容忍度比较高，不认为是道德有损，毕竟在唐代士子的婚姻生活并不是简单的爱情选择，而是一种政治追求。
这种舆论并没有在《霍小玉传》中表现出来。《霍小玉传》中对于当时人对李益始乱终弃的行为都是不赞同甚至批判的，这一点在原文中就可以看出来，霍小玉差婢女卖簪子时遇到的玉工“凄然下泣”，并说“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当时的延光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甚至李益的表弟崔允明也替霍小玉不平，将李益的行径都告诉霍小玉，到最后“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整个长安中知道霍小玉和李益故事的人都为之愤懑。最后有黄杉豪侠带着李益去见了霍小玉最后一面。
这两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却有了两种不同的舆论走向，这显然是值得人深思的。关于这两种舆论不同产生的原因，也是从作者隐藏意图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两个大的方便来探讨。 （一）作者隐藏意图
由于这两篇传奇的作者在写故事的时候都带入了主观的因素，因此在考察这两篇作品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的之从文本做体现的角度来考察真实的舆论走向，必须结合作者写传奇的背景来考量作品本身。《莺莺传》的主角张生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可能是作者元稹本人，而《莺莺传》的爱情故事也是根据元稹自己的经历而写。由此《莺莺传》的写作有主观蓄意之嫌，《莺莺传》是元稹为了维护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行为的主观叙事。在这个背景上再看《莺莺传》的写作，似乎可以从写作本身看出一点端倪，作者写张生出示莺莺“贻书”而“粗载于此”，莺莺回信的全部内容并不可知，所凸显出来的部分是莺莺知后会无期而缠绵欲绝的心意，“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 ”在收到信之前，是张生主动先与莺莺断情，主导着爱情的走向，而此时接到书信的他却似乎被动地接受了诀别，所以才有了文中张生彷徨犹豫的反应，这种描写让始乱终弃这个行为带有无辜的意味。并且作者在结局让莺莺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宿——再嫁，让一切归于平淡的日常生活，因此很容易被人接受。
作为《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似乎没有元稹那么多个人隐情在其中。由于主角李益实为中唐时期之人，并且还是当时有才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一切又不那么简单了。后世有人认为《霍小玉传》是中唐政治斗争“牛李党争”的产物。唐穆宗时期，小说中的李益和作者蒋防分属于不同的党派，李属牛党，而蒋隶李党。于是蒋防欲此传使李益声名狼藉，起到打击其党派的作用。卞孝萱先生认为“蒋防不直接批评李益道德败坏，而借传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之曰发表议论，这种手法也是很狡猾的”。
由此可见，这两篇传奇的作者写作意图都不是单纯的，但是有着自己隐藏的倾向，由此造成了在作品中两种相似结果下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倾向。
（二）社会道德文化变迁
这两篇爱情传奇中体现出来的舆论不同也体现了与社会文化道德变化的关联，两篇传奇都涉及到中唐道德观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唐代士人的婚姻道德观的问题。是否在唐代男性对女性的抛弃是可以被社会道德所包容的。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从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可知，其时无道理的“始乱终弃”的行为是遭到社会否定的，但是抛弃寒门女子，另结高门，是符合当时唐人的婚姻道德观的，这也与当时唐代的山东旧族门阀之势力有关系。唐代士子尽管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身官场，但是通过与当时的高门大姓如所谓的五姓七家陇西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的政治联姻而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谋求政治发展空间，是当时的读书人普遍渴望的，也在时人的道德范围内。
这种道德的认可在蒋防的《霍小玉传》中却崩塌了，一方面有上述作者潜在写作隐含因素，另一面也体现了这种社会道德并不是统一无异议的，而是处在一个变更的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势力分布，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道德的转型和混乱。“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在关中旧势力的影响下的社会道德在此社会转型时期已经无法牢牢抓住所有人，在民间这种社会道德已经由政治联姻向真情方面转化，因此在《霍小玉传》中对霍小玉抱有同情的人大多都是民间底层人民，也不乏上层的贵族和读书人。
通过对《莺莺传》和《霍小玉传》这两篇故事情节等方面极为相似的传奇的比较，以及对相似结果的爱情故事得到的不同的社会道德舆论走向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浅浅的窥探到中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从中隐含的中唐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转型，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唐这个在整个唐代由盛而衰的时期，和留下来的那些瑰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汪辟疆.唐人傳奇[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城市舆论的接受与颠覆———论《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之情感道德倾向表现[J]，陈燕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2）.
[4]空留余恨教人知—《霍小玉传》和《莺莺传》中的舆论呈现比较[J]，陈思敏.教育教学论坛.2014.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