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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欧阳修与石介的关于书法的争辩切入，考察书法与宋初文道之辩的关系。欧阳修和石介的关于书法的争辩是宋初文道关系之争的一部分，在欧阳修看来书法有关斯文，而石介却不以为然。这其中隐藏着宋初各学术派别之间的学术之争。在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文化和学术对书法的影响可见一斑。以古文家为中心的宋代文人在以斯文斯道为己任的理想引导下，把书法加入到“文”的讨论范畴中，他们以士人的身份介入了书法品评，并开始掌握了书法批评的话语权。
关键词：欧阳修;石介;苏轼;文;道;学术之争
宋初的文、道关系之争，其实质是“道统”和“文统”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基本上是儒家士大夫们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构建起的被后人称作“道统”和“文统”的体系中作延续性的讨论。宋初的士人们一般认为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所以斯文斯道一脉之传，全集与韩愈一身。在柳开、孙复、石介这些被后人称为宋代道学的前身的学者的心目中，韩愈是能以斯文斯道之重自任者，而他们之所自期，也即在继韩愈之道与文。郭绍虞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称他们是经学家，与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相对。经学家和古文家在在学术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文“的观念上，后人以他们文艺观和文艺实践的差别来区分他们的派别。经学家主张”文统”和“道统”一元论；古文家则更接近韩愈 “道统”和“文统”各有其统的观点，“文”、“道”分离，更强调文艺。在此背景下，欧阳修和石介关于书法的讨论实际上把书法引入到“斯文”的讨论范畴中。
景佑二年《与石推官第一书》中，欧阳修批评石介作书信“骇然不可识”，而且认定石介非不能书，实则有法不为，是石介对于书法的态度有偏差，“好异以取高”、“近怪自异”、“昂然自异以惊世人”。<1>但对于欧阳修的批评和规劝，石介并不以为然。石介回复《答欧阳永叔书》，针对欧阳修信中提到的“是不能乎书者耶？曰：非不能也”，他解释为：“自幼学殆于弱冠，至于壮积三十年矣，岁月非不久也。功非不专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独于书迄无所成。此亦不能强其所能也，岂非身有所不具乎？仆常深病之，实无可奈何。少时乡里应举，礼须见在仕者，未尝能自写一刺，必倩能者，及为吏，岁时当以书记通问，大官亦皆倩于人。有无人可倩时，则废其礼。或时急要文字，必奔走邻里，祈请于人，此为之不能也。”<2>但在接下来的行文中，石介给我们道出了事情的另一面。石介说：“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技以事上者，与夫皋陶前、伯禹后、周公左而召公右，漠明弼谐，坐而论道者，不亦远哉?古之圣人大儒有孔子、有周公、有孟柯、有荀卿、有杨雄、有文中子、有韩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皋陶、有伊尹、有萧张、有房魏，皆不闻善于书。数千百年间，独钟王虞柳辈，以书垂名。今视钟王虞柳其道其德，孰与荀孟诸儒、皋夔众臣胜哉?”<3>这其实是一个不打自招的辩解，恰恰印证欧阳修对他的批评——石介对于书法“非不能也”，实在是能为之而不作为。在石介看来，书法不过六艺之一而已，其中流露着对书法等六艺的不屑。
欧阳修复信。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他的反驳显得更为斩截：“足下谓世之善书者，能钟、王、虞、柳，不过一艺，己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夫所谓钟、王、虞、柳之书者，非独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然至于书，不可无法。”<4>“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5>所谓“常法”，就是：“譬若设撰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之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饭实酒危而食，日我行尧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于世可乎？不可也。”<6>欧阳修在此把书法风格的表现比作人们日常的基本行事礼法，来强调书法不可无法，不可以为怪。当然，在信中欧阳修还至少涉及到书法风格和道德楷模等问题，在欧阳公看来书法态度和书风面貌是一个有关斯文传承和道德建设的问题。
关于欧阳修和石介的这次辩论，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从欧阳修对石介书写的态度批评出发作了介绍和论述。梁培先先生在硕士论文《从书斋走向神龛——北宋中后期的颜书热现象考辩》中也把它作为重要事件作了阐述。二者都从欧阳公作为卫道和传承斯文的角度解读这次辩论对北宋书法史的意义和作用。梁培先注意到：“当时的精英文人圈内确实存在着以道学高自标持、贬低书法的现象，道学气的文艺观相当有市场。欧阳修的观念澄清，虽然在其思想体系中或许并不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甚至他和石介争论多少还要打着道学的招牌，并且最关键的是，两人争论的本质也不在于书法是否重要；但是，对于整个北宋书坛来说，其意义却不容小觑；欧阳修以一元论的‘道’的指引，将书法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常法”和“道”的系列中，就意味着书法至少也是‘斯文’、‘文’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等而下之的‘末技’。也就是说，通过这场争论，欧阳修己经迂回地将书法抬升到与文章、策论等经国之‘斯文’、‘文’相类似的高度来认识。”诚如梁先生所言，在往复的信件中欧阳修和石介都打着道学的招牌。但我们却要问，为什么在同一招牌下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向的对书法的态度呢。梁先生回答，欧、石讨论的本质不在于书法是否重要，而在于一元论的“道”。这没错。我们认为至少对于欧阳修来说书法是很重要的。梁先生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欧阳修和石介关于书法的争论实际是一个书法与“道”的关系问题。
然而，以文学批评史的观点看来欧阳修和石介这次书信往复中的争辩，他们并非就书法而论书法；文体和文风之争才是真正的的焦点所在。关于书法的问题只是争论的一部分，或者说关于书法的争辩是文风之争的展开，欧阳修这位古文家把文风之争扩展到书学上来。曾枣庄先生认为欧阳修和石介的三封往来书信，就是一场文体之辨，他似乎忽视了在三封书信中存在的二分之一篇幅的讨论有关书法的文字。而曾先生对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研究的着眼点也与研究书法史的学者明显不同——他更强调欧阳修对石介的文风批判。他认为，石介对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杨亿的批判太过激烈，所以招来欧阳修的批评：“石介对杨亿的批评显然太过激了，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谓其‘自许太高，诋时太过’”。<7>石介曾著有《怪说》三篇，以佛、老、时文为“三怪”，进行激烈批评，其中“时文”就是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石介把文风的批判和思想批判并举，是宋初学术斗争的一个缩影。对于石介的写作风格，学界称之为“太学体”。曾枣庄先生认为：“太学体是石介(1005年—1045年)在太学任教时所逐渐形成的文体。石介庆历二年（1042年）为国子监直讲，以师道自任，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8>张方平（1007年——1091年）于庆历六年（1046年）所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中，曾猛烈批评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他认为：“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9>我们不难发现，张方平对他排抑的“太学体”文风描述与欧阳修所批评的石介的书法风格如此接近，几乎相同。欧阳修太学体古文的排抑在嘉佑二年达到顶峰，据《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所谓的“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实际上，一种文风和思想压倒了其他的竞争者，占据了主导优势，而与之如影相随的斗争同时也激化起来，“街逻不能制”。曾枣庄把欧阳修嘉佑二年知贡举视为结束宋初长期存在的文道之争的标志，他罢黜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是形成宋代平易流畅的文风的关节点，这是欧阳修的重要贡献。<10>曾先生认为，欧阳修在宋初的文道之争中在嘉佑二年知贡举时取得了決定性的胜利。在这次科举考试中受恩于欧阳修的苏洵父子是欧阳修文艺思想的坚决支持者。
在苏轼进士及第后作的《谢欧阳内翰启》中说：“轼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质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11>苏轼认为太学体虽“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但“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真是“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他把太学体古文视为新的弊病来批判。在这场有关文道关系的争辩过程中，苏轼站在了欧阳修的一边。作为欧阳修的后学，他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文艺理想，并做了史观性的总结。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苏轼在知登州军州事并以礼部郎中等待召还京师、交接登州事务期间，为当地收藏家史全叔所藏吴道子画作做了《书吴道子画后》的题跋：“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颇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12>在此，苏轼不仅把文、诗、书、画并举，还把“君子之学”和“百工之技”并立。他扩展了“文”的范畴，同时使与“道”息息相关的“君子之学”与文章、诗、书法、绘画等，特别是与书法和绘画这种传统上的“百工之技”建立了联系。苏轼以宣言似的方式赋予了书画之于士大夫的合法性。可以这样讲，自苏轼起，士大夫们开始牢牢地掌握了书画品评的话语权。自宋以来的士大夫们对书画品评的话语权，是通过宋代士大夫内部的学术之争的才一步步地得以确立。掌握书画话语权的真正的障碍来自于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士大夫们之间关于文道关系的争辩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掌控力量。
关于宋初的“文”与“道”的争论，郭绍虞先生认为：“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可以视作韩愈之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之复现。”<13>无论是石介，还是欧阳修等都已以韩愈之道为道，并都以斯文斯道自任。如石介在《上张兵部书》中云：“介尝读《易》至《序卦》曰‘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故受之以复。’……今斯文也，剥已极矣，而不复，天岂遂丧斯文哉！斯文丧，则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见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于斯，未尝不流涕横席，终夜不寝也。顾己无孟轲、荀卿、扬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复斯文，其心亦不敢须臾忘。”<14>欧阳修是后世公认的与韩愈并列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自然不必费笔墨再说他是如何继承发扬韩愈的道统和文统。但石介与欧阳修所理解的斯文毕竟不同。在欧阳修看来文是道的体现，道因文而成，斯文有别，则道自然不同。欧阳修更强调“文”。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把宋初的文道运动分为三派：经学家、古文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宋初士大夫们集官、学、文于一身，很难确定的细分他们的身份，郭先生根据他们对“道”、“文”、“用”的强调与侧重进行划分对我们理解他们的文风区别有很大的帮助。石介和欧阳修对于书法的不同态度的真正原因也即在此。士大夫们对于“学”，如何“学”，如何理解用以表达“学”的“文”有不同的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纠正别人的思想，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统绪。
欧阳修和石介的那次争辩其实质就是北宋时期的文道关系之争，书法也以“文”的身份进入了他们争论的视野。这是当时学术思想斗争的缩影。方笑一先生在讨论北宋文风变革时，显得很深刻。他用“一元化”这个概念来概括说明当时士人们统绪之争和以道自任的真实状况。在《北宋学术一元化暗流与实用文学观——以古文家为中心》一文中他也提到了欧阳修和石介的争论，认为：“在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中，孙复、石介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并没有为欧阳修一系的文坛中坚所认同。欧阳修就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与石推官第一书》）、‘自以为异，是待天下无君子之与己同也’（《第二书》），苏轼后来则以孙复、石介为‘迂阔矫诞之士’（《议学校贡举状》）。欧、苏都主张文道并重，对骈文也较为宽容。而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力斥石介倡导的“太学体”古文，更是大大削弱了他的影响力。”<15>方先生首先预设了“革新”和“中坚”的前提，他把这种文体之争视为作为当时文坛中坚的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一部分，并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观点来考察北宋的文艺思想的发展，认为北宋学术存在着学术一元化和实用文学观念的暗流。我们认为，这种学术一元化的思想其实质是宋代士大夫们的“统”的观念——士大夫们在学术上以一己或以一派为出发点，在“统”的观念下，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对于我们，从欧阳修和石介的辩论中更应该看到是书法在宋初文道之争中的影子。
距此次辩论并不久远的道学家朱熹曾说：“有杨亿、刘筠者，……守道（石介）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后欧、苏复主杨大年（亿）”<16>朱熹对这场文体之争的派别界定很清晰，他以这样的方式参与进来。他认为欧阳修和苏轼都支持杨亿（杨大年）的文风。结合朱熹的文艺观念，这里显然隐藏着对欧、苏文风的批判。朱熹在讨论苏轼的书法时也曾说，“字被苏黄乱写坏了！仅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17>对于苏、黄书法的批评也一定与学术思想有关。朱熹对苏轼书法的批评似乎是欧阳和石介文风之辨的延续，如其说是朱熹对欧阳修和苏轼等古文运动的反动，毋宁认为思想意识和文风的争辩是一种永远进行的时态。文道之争是宋代思想意识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在宋初书法便逐渐以独立的身份充实到这一争辩中来；因此，学术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法的品评。
书法作为一种“小道”和“末事”，存在于宋代的有关文风的讨论之中。欧阳修和石介关于书法争辩的中心问题是——书法是否可以载道——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各派人物以各自的文艺思想为主导进行一种意图性的选择。书法属于那个时代“斯文”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3>《徂徕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4><5><6>《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7><8><10>曾枣庄：《文星璀璨的嘉佑二年恭举》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
<9><16>转引自曾枣庄：《文星璀璨的嘉佑二年恭举》 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
<11>《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孔凡礼校点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1页.
<12>《东坡全集》卷九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14>《徂徕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5>方笑一：《北宋学术一元化暗流与实用文学观——以古文家为中心》，载于《文艺理论研究》 2004年第3期.
<17>（明）鍾人杰輯《性理会通·字学》引朱熹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关键词：欧阳修;石介;苏轼;文;道;学术之争
宋初的文、道关系之争，其实质是“道统”和“文统”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基本上是儒家士大夫们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构建起的被后人称作“道统”和“文统”的体系中作延续性的讨论。宋初的士人们一般认为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所以斯文斯道一脉之传，全集与韩愈一身。在柳开、孙复、石介这些被后人称为宋代道学的前身的学者的心目中，韩愈是能以斯文斯道之重自任者，而他们之所自期，也即在继韩愈之道与文。郭绍虞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称他们是经学家，与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相对。经学家和古文家在在学术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文“的观念上，后人以他们文艺观和文艺实践的差别来区分他们的派别。经学家主张”文统”和“道统”一元论；古文家则更接近韩愈 “道统”和“文统”各有其统的观点，“文”、“道”分离，更强调文艺。在此背景下，欧阳修和石介关于书法的讨论实际上把书法引入到“斯文”的讨论范畴中。
景佑二年《与石推官第一书》中，欧阳修批评石介作书信“骇然不可识”，而且认定石介非不能书，实则有法不为，是石介对于书法的态度有偏差，“好异以取高”、“近怪自异”、“昂然自异以惊世人”。<1>但对于欧阳修的批评和规劝，石介并不以为然。石介回复《答欧阳永叔书》，针对欧阳修信中提到的“是不能乎书者耶？曰：非不能也”，他解释为：“自幼学殆于弱冠，至于壮积三十年矣，岁月非不久也。功非不专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独于书迄无所成。此亦不能强其所能也，岂非身有所不具乎？仆常深病之，实无可奈何。少时乡里应举，礼须见在仕者，未尝能自写一刺，必倩能者，及为吏，岁时当以书记通问，大官亦皆倩于人。有无人可倩时，则废其礼。或时急要文字，必奔走邻里，祈请于人，此为之不能也。”<2>但在接下来的行文中，石介给我们道出了事情的另一面。石介说：“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技以事上者，与夫皋陶前、伯禹后、周公左而召公右，漠明弼谐，坐而论道者，不亦远哉?古之圣人大儒有孔子、有周公、有孟柯、有荀卿、有杨雄、有文中子、有韩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皋陶、有伊尹、有萧张、有房魏，皆不闻善于书。数千百年间，独钟王虞柳辈，以书垂名。今视钟王虞柳其道其德，孰与荀孟诸儒、皋夔众臣胜哉?”<3>这其实是一个不打自招的辩解，恰恰印证欧阳修对他的批评——石介对于书法“非不能也”，实在是能为之而不作为。在石介看来，书法不过六艺之一而已，其中流露着对书法等六艺的不屑。
欧阳修复信。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他的反驳显得更为斩截：“足下谓世之善书者，能钟、王、虞、柳，不过一艺，己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夫所谓钟、王、虞、柳之书者，非独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然至于书，不可无法。”<4>“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5>所谓“常法”，就是：“譬若设撰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之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饭实酒危而食，日我行尧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于世可乎？不可也。”<6>欧阳修在此把书法风格的表现比作人们日常的基本行事礼法，来强调书法不可无法，不可以为怪。当然，在信中欧阳修还至少涉及到书法风格和道德楷模等问题，在欧阳公看来书法态度和书风面貌是一个有关斯文传承和道德建设的问题。
关于欧阳修和石介的这次辩论，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从欧阳修对石介书写的态度批评出发作了介绍和论述。梁培先先生在硕士论文《从书斋走向神龛——北宋中后期的颜书热现象考辩》中也把它作为重要事件作了阐述。二者都从欧阳公作为卫道和传承斯文的角度解读这次辩论对北宋书法史的意义和作用。梁培先注意到：“当时的精英文人圈内确实存在着以道学高自标持、贬低书法的现象，道学气的文艺观相当有市场。欧阳修的观念澄清，虽然在其思想体系中或许并不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甚至他和石介争论多少还要打着道学的招牌，并且最关键的是，两人争论的本质也不在于书法是否重要；但是，对于整个北宋书坛来说，其意义却不容小觑；欧阳修以一元论的‘道’的指引，将书法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常法”和“道”的系列中，就意味着书法至少也是‘斯文’、‘文’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等而下之的‘末技’。也就是说，通过这场争论，欧阳修己经迂回地将书法抬升到与文章、策论等经国之‘斯文’、‘文’相类似的高度来认识。”诚如梁先生所言，在往复的信件中欧阳修和石介都打着道学的招牌。但我们却要问，为什么在同一招牌下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向的对书法的态度呢。梁先生回答，欧、石讨论的本质不在于书法是否重要，而在于一元论的“道”。这没错。我们认为至少对于欧阳修来说书法是很重要的。梁先生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欧阳修和石介关于书法的争论实际是一个书法与“道”的关系问题。
然而，以文学批评史的观点看来欧阳修和石介这次书信往复中的争辩，他们并非就书法而论书法；文体和文风之争才是真正的的焦点所在。关于书法的问题只是争论的一部分，或者说关于书法的争辩是文风之争的展开，欧阳修这位古文家把文风之争扩展到书学上来。曾枣庄先生认为欧阳修和石介的三封往来书信，就是一场文体之辨，他似乎忽视了在三封书信中存在的二分之一篇幅的讨论有关书法的文字。而曾先生对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研究的着眼点也与研究书法史的学者明显不同——他更强调欧阳修对石介的文风批判。他认为，石介对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杨亿的批判太过激烈，所以招来欧阳修的批评：“石介对杨亿的批评显然太过激了，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谓其‘自许太高，诋时太过’”。<7>石介曾著有《怪说》三篇，以佛、老、时文为“三怪”，进行激烈批评，其中“时文”就是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石介把文风的批判和思想批判并举，是宋初学术斗争的一个缩影。对于石介的写作风格，学界称之为“太学体”。曾枣庄先生认为：“太学体是石介(1005年—1045年)在太学任教时所逐渐形成的文体。石介庆历二年（1042年）为国子监直讲，以师道自任，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8>张方平（1007年——1091年）于庆历六年（1046年）所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中，曾猛烈批评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他认为：“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9>我们不难发现，张方平对他排抑的“太学体”文风描述与欧阳修所批评的石介的书法风格如此接近，几乎相同。欧阳修太学体古文的排抑在嘉佑二年达到顶峰，据《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所谓的“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实际上，一种文风和思想压倒了其他的竞争者，占据了主导优势，而与之如影相随的斗争同时也激化起来，“街逻不能制”。曾枣庄把欧阳修嘉佑二年知贡举视为结束宋初长期存在的文道之争的标志，他罢黜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是形成宋代平易流畅的文风的关节点，这是欧阳修的重要贡献。<10>曾先生认为，欧阳修在宋初的文道之争中在嘉佑二年知贡举时取得了決定性的胜利。在这次科举考试中受恩于欧阳修的苏洵父子是欧阳修文艺思想的坚决支持者。
在苏轼进士及第后作的《谢欧阳内翰启》中说：“轼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质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11>苏轼认为太学体虽“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但“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真是“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他把太学体古文视为新的弊病来批判。在这场有关文道关系的争辩过程中，苏轼站在了欧阳修的一边。作为欧阳修的后学，他用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文艺理想，并做了史观性的总结。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苏轼在知登州军州事并以礼部郎中等待召还京师、交接登州事务期间，为当地收藏家史全叔所藏吴道子画作做了《书吴道子画后》的题跋：“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颇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12>在此，苏轼不仅把文、诗、书、画并举，还把“君子之学”和“百工之技”并立。他扩展了“文”的范畴，同时使与“道”息息相关的“君子之学”与文章、诗、书法、绘画等，特别是与书法和绘画这种传统上的“百工之技”建立了联系。苏轼以宣言似的方式赋予了书画之于士大夫的合法性。可以这样讲，自苏轼起，士大夫们开始牢牢地掌握了书画品评的话语权。自宋以来的士大夫们对书画品评的话语权，是通过宋代士大夫内部的学术之争的才一步步地得以确立。掌握书画话语权的真正的障碍来自于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士大夫们之间关于文道关系的争辩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掌控力量。
关于宋初的“文”与“道”的争论，郭绍虞先生认为：“宋初之文与道的运动，可以视作韩愈之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之复现。”<13>无论是石介，还是欧阳修等都已以韩愈之道为道，并都以斯文斯道自任。如石介在《上张兵部书》中云：“介尝读《易》至《序卦》曰‘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故受之以复。’……今斯文也，剥已极矣，而不复，天岂遂丧斯文哉！斯文丧，则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见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于斯，未尝不流涕横席，终夜不寝也。顾己无孟轲、荀卿、扬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复斯文，其心亦不敢须臾忘。”<14>欧阳修是后世公认的与韩愈并列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自然不必费笔墨再说他是如何继承发扬韩愈的道统和文统。但石介与欧阳修所理解的斯文毕竟不同。在欧阳修看来文是道的体现，道因文而成，斯文有别，则道自然不同。欧阳修更强调“文”。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把宋初的文道运动分为三派：经学家、古文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宋初士大夫们集官、学、文于一身，很难确定的细分他们的身份，郭先生根据他们对“道”、“文”、“用”的强调与侧重进行划分对我们理解他们的文风区别有很大的帮助。石介和欧阳修对于书法的不同态度的真正原因也即在此。士大夫们对于“学”，如何“学”，如何理解用以表达“学”的“文”有不同的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纠正别人的思想，试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统绪。
欧阳修和石介的那次争辩其实质就是北宋时期的文道关系之争，书法也以“文”的身份进入了他们争论的视野。这是当时学术思想斗争的缩影。方笑一先生在讨论北宋文风变革时，显得很深刻。他用“一元化”这个概念来概括说明当时士人们统绪之争和以道自任的真实状况。在《北宋学术一元化暗流与实用文学观——以古文家为中心》一文中他也提到了欧阳修和石介的争论，认为：“在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中，孙复、石介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并没有为欧阳修一系的文坛中坚所认同。欧阳修就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与石推官第一书》）、‘自以为异，是待天下无君子之与己同也’（《第二书》），苏轼后来则以孙复、石介为‘迂阔矫诞之士’（《议学校贡举状》）。欧、苏都主张文道并重，对骈文也较为宽容。而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力斥石介倡导的“太学体”古文，更是大大削弱了他的影响力。”<15>方先生首先预设了“革新”和“中坚”的前提，他把这种文体之争视为作为当时文坛中坚的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一部分，并以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观点来考察北宋的文艺思想的发展，认为北宋学术存在着学术一元化和实用文学观念的暗流。我们认为，这种学术一元化的思想其实质是宋代士大夫们的“统”的观念——士大夫们在学术上以一己或以一派为出发点，在“统”的观念下，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对于我们，从欧阳修和石介的辩论中更应该看到是书法在宋初文道之争中的影子。
距此次辩论并不久远的道学家朱熹曾说：“有杨亿、刘筠者，……守道（石介）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后欧、苏复主杨大年（亿）”<16>朱熹对这场文体之争的派别界定很清晰，他以这样的方式参与进来。他认为欧阳修和苏轼都支持杨亿（杨大年）的文风。结合朱熹的文艺观念，这里显然隐藏着对欧、苏文风的批判。朱熹在讨论苏轼的书法时也曾说，“字被苏黄乱写坏了！仅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17>对于苏、黄书法的批评也一定与学术思想有关。朱熹对苏轼书法的批评似乎是欧阳和石介文风之辨的延续，如其说是朱熹对欧阳修和苏轼等古文运动的反动，毋宁认为思想意识和文风的争辩是一种永远进行的时态。文道之争是宋代思想意识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在宋初书法便逐渐以独立的身份充实到这一争辩中来；因此，学术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法的品评。
书法作为一种“小道”和“末事”，存在于宋代的有关文风的讨论之中。欧阳修和石介关于书法争辩的中心问题是——书法是否可以载道——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各派人物以各自的文艺思想为主导进行一种意图性的选择。书法属于那个时代“斯文”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释：
<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3>《徂徕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4><5><6>《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7><8><10>曾枣庄：《文星璀璨的嘉佑二年恭举》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
<9><16>转引自曾枣庄：《文星璀璨的嘉佑二年恭举》 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
<11>《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孔凡礼校点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1页.
<12>《东坡全集》卷九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14>《徂徕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5>方笑一：《北宋学术一元化暗流与实用文学观——以古文家为中心》，载于《文艺理论研究》 2004年第3期.
<17>（明）鍾人杰輯《性理会通·字学》引朱熹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