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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才刚刚学会“扎马步”。顶多算是个中学生。如果经不住外人的鼓动，开始像明星一样“写回忆录，出写真集”，受益的是别人，吃亏的却是自己。
“六·一”儿童节那天，从"2005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上传出消息：沉寂100多年的徽商又以崭新姿态重登中国商界舞台了!由是奇瑞、江淮、海螺、比亚迪、洽洽……这些属于安徽或者安徽人的品牌，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响当当的代表，足以说明一个“新徽商”的时代已经开启。
10天以后，北大厉以宁教授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提出“新京商”的概念，当仁不让取得了对北京商人的冠名权，而且“填补了国内空白”。厉老人家说，北京的政治中心并不影响“京商”概念的提倡，你看，“英国伦敦是政治中心，但是伦敦的商人从13世纪起就一直延续至今，东京既是口本的政治中心，也同时是商业中心”，多好啊。
对此，笔者饶有兴趣地询问了在英国读MBA时结识的伦敦商人杰克：“您是否为自己是‘伦敦商人’而感到骄傲?”我的问题倒让这个留腮络胡子的英国人大吃一惊：“为‘伦敦商人’称号而感到骄傲?你大概是说伊丽莎白时代吧。今天，‘伦敦商人’跟‘曼彻斯特商人’没什么不同。无论‘伦敦商人’、‘巴黎商人’还是‘纽约商人’，除了说明他们住在‘那旮旯’之外，没什么特殊涵义。”
说这话的时候，杰克肯定在心里嘀咕：这小子读 MBA时是不是都去餐馆刷盘子挣英镑去了，怎么问了这么个二不挂五的问题?
尚好，我还算识趣，没有继续往下说，如果杰克知道了下面这些，更会一头雾水了——
除了最近“新徽商”的“卷土重来”和“新京商”的“横空出世”外，去年，太行山麓的一些媒体也为昔日的晋商戴上一顶“新”帽子，并把李海仓列为“新晋商”的代表。
今年6月18日，一批潮汕籍的巨贾，又在汕头拉开“首届潮商大会”的帷幕，共谋“潮商”的“第三次勃兴”。再加上风头愈劲的浙商，得改革风气之先的粤商，以及鲁商、闽商、苏商、豫商在各地媒体上被越炒越热，各种学术或民间研讨隔二岔五，丛书出版争先恐后，《胡雪岩》、《白银谷》等“商帮剧”也在各地热播，甚至还有好事者，为各商帮做出了影响力排行榜……在中国的商业版图上，一时间，“军阀”蜂起，好不热闹。
商帮真相
在对商帮的“疯炒”中，无一例外地是夸大他们的精神力量。
有人说，山西人天生就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视为“陶朱事业”；徽商则是讲究诚信、吃苦耐劳、注重文化传统的“徽骆驼”；广东商人敢拼敢闯，处处都想喝“头啖汤”；福建商人也不差，没事就爱用闽南话吼上两嗓子“鸭病才喂鸭(爱拼才会赢)”；浙商喜欢从小物件做起，成立商会、抱团发展。至于他们的不足，则往往被一笔带过了。
似乎正是这些特质成就了他们各自的商业辉煌，只要把各自的“成功 DNA”检测出来，坚持下去，便能顺着来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
遗憾的是，只要看看各个商帮兴起的真相，就能发现这是一个“人定胜天”的错误。
中国最先崛起的是晋商。他们的家乡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而且自然灾害频繁，仅光绪初年的旱灾，就夺取了山西1／3人口的性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正好位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处。明清之际，农产品与牧产品都相对充裕，大规模交换开始兴起，这就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
就这样，被迫“走西口”(西口是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的山西人闯出了一批身家以百万两、千万两白银计的“福布斯富豪”(1000万两白银约合现在的20亿元人民币，足以登上今天的“福布斯富豪榜”了)。
徽商的崛起也大同小异。在他们的根据地徽州，土地里打不出几袋粮食，但特产却很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却还方便，于是他们驾着舟楫，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通过长江到上海，顺海而下到广州，再到南洋，同时将外地的产品贩进来。很快，安徽也出了胡庆余、王致和、胡开文等一批“福布斯富豪”。
至于他们勤奋、敏锐、吃苦、诚信的素质，则是经商的基本要求。五体不勤、五谷不分，当旱涝保收的官老爷可以，做生意肯定忽悠不下去；而不讲诚信，做一锤子买卖的，却是海盗行径。
说到海盗，就又说到了近代的浙商和粤商。其实，在晋商和徽商如日中天的时候，以潮汕人为代表的粤商和以宁波人为代表的浙商也活跃起来。
他们也以贸易流通为主，但主要经营国际贸易，尤其是粤商，充当国际二道贩子，将西方的毛制品、工业品，后来甚至将印度的鸦片倒了进来，将茶叶、丝绸贩往西方。独特的贸易形式以及天高皇帝远的地理区位，让他们在生意顺利的时候，是规矩的商人，贸易受阻或亏损连连的时候，就成了“夜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强盗。这种亦商亦盗的双重角色，也是环境使然。
靠独特的地理优势而崛起的早期商帮，注定有着短命的宿命。当各商帮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优势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的出现而丧失时，其衰落就成为历史的定局。
无论是晋商、徽商的吃苦耐劳，还是粤商的敢闯敢拼，都既不是他们脱颖而出的原因，也无法成为让他们免于消亡的诺亚方舟。他们的兴起，更多是环境所赐，而他们各自的特质，是对不同商业环境的适应而已。
昔日晋商和徽商诞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期，而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赋予了现代粤商和浙商崛起的天时地利。
改革的前15年，香港几乎是中国与西方对接的惟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全国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托给香港这个扣球手，香港再将球扣向全世界。如果当初开放的前沿阵地不选在广东，很难想象，今天的广东商人能咬着一口半生半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于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
当广东人大举“北伐”的时候，山多地少的浙江，不仅笼罩在计划经济的云雾中，而且国家投资却怎么也“计划”不到自己头上来。这些农家子弟穷怕了，纷纷背井离乡，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就在许多观者都替他们流下一把辛酸泪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炼狱之火的磨炼，“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又是时代的风向把浙商吹到了潮头。浦东开发，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的整体崛起，整个中国也开始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让“先吃苦中苦”的浙商们不仅在浙江，在全国各地都率先成了“人上人”。否则，没有天时地利之变，纵有三头六臂，他们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新商帮忧患
与山东商人大碗端酒就能谈成的生意，而与沪商则须锱铢必较、处处“拎清”；当京商正在大侃国际国内政治而眉飞色舞时，粤商则可能早在合同上“签字花押”了；当藏商诡秘地在藏袍袖筒中互掐手指谈价时，东北商已率直地说：“大哥，还说哈 (啥)老鼻子话呐!”
各个商帮特点迥异，有鲜明的优点，也有着明显的群体缺陷。无锡一位知名企业家，就曾这样评价各商帮——
广东商人敢闯，务实，但也因为过于务实，两眼只盯着眼前的利润，前瞻性不足使得他们在皮鞋、纺织、小商品等多个领域失去了在全国的领跑地位。 山东商人兼有北方人的务实和南方人的精明，作为孙子和老子的后人，他们左手拿《孙子兵法》冲杀，右手拿《道德经》摘阴阳调和，已经成为北派商人的代表。但他们受国营模式影响太大，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决定其荣辱，在现代企业制度探索方面几乎毫无作为。
“爱拼才会赢”代表着闽南商帮的特点，闽南企业有意识、有钱、有研发生产能力，但往往是纯粹的家族生意，人力资源缺乏已经成为最大的瓶颈。
北京商人实在、讲究信誉、易合作，但安于平庸、说多做少，无显著优势行当：河南商人态度好，肯做一些别人不做的行当，但信用相对不足，也无显著的优势行当；安徽商人和山西商人依然能吃苦耐劳，却保留了太多原来晋商和徽商那种“轻法而近官”的痕迹。
……
中国向来缺乏商业传统。今天的商帮，虽然经过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摸爬滚打，形成了这样那样的优点，但在现代商业要求的标尺下，也仅仅是学会了“扎马步”，顶多是个中学生，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是当务之急。
如果好事者看到某些优点就忍不住吹吹打打，还要归纳出个“一二三四”，并贴上“X商”的标签，则无异于像对待娱乐明星一样，鼓动一个中学生写回忆录，出写真集，岂不是害人不浅?
比如说，“新京商”就被归纳出了四个特点，其中两个是：一，“新京商”一定掌握现代最新科技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已的特色品牌；二，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新京商”应该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可是，各地企业都正面临着做大做强和国际化的挑战，谁不应该重视现代科技、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再说，树立社会责任感又仅仅是北京企业的事情吗?
都说粤商的特点是敢闯，可各地商人中，有几个是在风平浪静、一路莺歌燕舞中成功的?都说上海人精明，难道其他地方的商人眼里都能揉进沙子，心里一本糊涂账?
为商帮们摇旗呐喊，做总结，各地媒体自然是非常乐意的。有了新的噱头来炒作不说，借机树立几个典型企业，少不了还可以顺便拉些广告。各地官员自然也很开心，在自己的任期内，本土的商帮无论异军突起还是卷土重来，都是花团锦簇、挣脸面的事情。
真正受害的倒可能恰恰是商人，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总结、发扬优良商业传统”的高分贝中，难保不头脑发热，错失取长补短的良机还在其次，栽一跟头才追悔莫及。
事实上，如果把不该总结的总，结进去了，反而还容易贻害后人。
浙江有近40万家民营企业，第一代创业者普遍超过了60岁，10年内，将是新生代浙商的接班大潮。
商业文化的第二次融合。
浙江一位老板，出身草根却不甘贫苦，一番激情打拼之后，保险柜里“钱满为患”，多得几辈子也花不完。结果，这位老兄因为“看不清未来生活的目标”终日无聊透顶，开着宝马车猛撞路边的大树，然后住进压院和护士调情，有滋有味地打发时光。
这当然有点极端，但在商人中，有钱之后，“包二奶”、去赌场，声色自娱，甚至吸毒自戮的“富人无聊病”四处蔓延却是不争的事实吧。
1904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到美国考察，并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这本人类永恒的经典中提山；正是美国商人身上那种清教徒般的禁欲主义和把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宗教信仰的精神，造就了尸个充满活力、蓬勃上升的美国。
而“富人无聊病”的盛行，恰恰说明我们的骨子里还缺乏这种“新教伦理精神”。如果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换血，那么，培养一个商业贵族也是如此，因而，各商帮文化之间的融合，培养具有杂交优势的“商业混血儿”，就显得格外迫切。
事实上，中国各商帮文化之间，有过一次很好的融合。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繁荣，就是一个各地商帮文化融合的结果。上海人以精明和谨慎著称，正是大量来自外地的商人，没有妨碍它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这种融合，在上海方言中有着明显的痕迹。如果说上海话是个金字塔，那么处于塔尖的部分方首是潮州话，比如形容一个人精明无比，就说“潮州人的门槛”。金字塔中部，类似于职业经理人阶层，则以宁波人为主，故上海话中有宁波方言的色彩。再往下，很多小商小贩则是安徽人、苏北人。所以，潮汕人、宁波人、苏北人、安徽人，共同造就了昔日的“东方巴黎”，他们的语言，也共同构成了上海话。在今天上海淮河路上留下的100多年前的大商家的公馆中，规模较大的都属于潮汕商人，最气派的就是广东商人陈氏兄弟修建的，而规模较小的则属于宁波商人。
计划经济把中国商业的第一次融合拦腰斩断。而今天，经历了27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早已是“市场不分东西，商人不分南北”，现代商业竞争对粤商的要求是半斤，对京商就不可能给个面子打折到7两。“学天下”，才能“赢天下”，中国各地商业文化迫切需要第二次融合。
时光总是在悄无声息中一页一页翻过。眼下，在联想、明基刚刚成功购并IBM的个人电脑和西门子的手机业务后，海尔和中海油又开始竞购美国的美泰和优尼科，没有中国企业参与的全球跨国购并已成为历史，中国的商业洪流，穿山越岭，万里跋涉，终于开始汇人世界商业的汪洋大海。
所以，拜托，在中国商人本应有更大的胸襟和气度的今天，别再给那些老旧的“出身论”、“血统论”加上一个“新”字，以“发扬光大”啦。
“六·一”儿童节那天，从"2005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上传出消息：沉寂100多年的徽商又以崭新姿态重登中国商界舞台了!由是奇瑞、江淮、海螺、比亚迪、洽洽……这些属于安徽或者安徽人的品牌，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响当当的代表，足以说明一个“新徽商”的时代已经开启。
10天以后，北大厉以宁教授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提出“新京商”的概念，当仁不让取得了对北京商人的冠名权，而且“填补了国内空白”。厉老人家说，北京的政治中心并不影响“京商”概念的提倡，你看，“英国伦敦是政治中心，但是伦敦的商人从13世纪起就一直延续至今，东京既是口本的政治中心，也同时是商业中心”，多好啊。
对此，笔者饶有兴趣地询问了在英国读MBA时结识的伦敦商人杰克：“您是否为自己是‘伦敦商人’而感到骄傲?”我的问题倒让这个留腮络胡子的英国人大吃一惊：“为‘伦敦商人’称号而感到骄傲?你大概是说伊丽莎白时代吧。今天，‘伦敦商人’跟‘曼彻斯特商人’没什么不同。无论‘伦敦商人’、‘巴黎商人’还是‘纽约商人’，除了说明他们住在‘那旮旯’之外，没什么特殊涵义。”
说这话的时候，杰克肯定在心里嘀咕：这小子读 MBA时是不是都去餐馆刷盘子挣英镑去了，怎么问了这么个二不挂五的问题?
尚好，我还算识趣，没有继续往下说，如果杰克知道了下面这些，更会一头雾水了——
除了最近“新徽商”的“卷土重来”和“新京商”的“横空出世”外，去年，太行山麓的一些媒体也为昔日的晋商戴上一顶“新”帽子，并把李海仓列为“新晋商”的代表。
今年6月18日，一批潮汕籍的巨贾，又在汕头拉开“首届潮商大会”的帷幕，共谋“潮商”的“第三次勃兴”。再加上风头愈劲的浙商，得改革风气之先的粤商，以及鲁商、闽商、苏商、豫商在各地媒体上被越炒越热，各种学术或民间研讨隔二岔五，丛书出版争先恐后，《胡雪岩》、《白银谷》等“商帮剧”也在各地热播，甚至还有好事者，为各商帮做出了影响力排行榜……在中国的商业版图上，一时间，“军阀”蜂起，好不热闹。
商帮真相
在对商帮的“疯炒”中，无一例外地是夸大他们的精神力量。
有人说，山西人天生就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视为“陶朱事业”；徽商则是讲究诚信、吃苦耐劳、注重文化传统的“徽骆驼”；广东商人敢拼敢闯，处处都想喝“头啖汤”；福建商人也不差，没事就爱用闽南话吼上两嗓子“鸭病才喂鸭(爱拼才会赢)”；浙商喜欢从小物件做起，成立商会、抱团发展。至于他们的不足，则往往被一笔带过了。
似乎正是这些特质成就了他们各自的商业辉煌，只要把各自的“成功 DNA”检测出来，坚持下去，便能顺着来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
遗憾的是，只要看看各个商帮兴起的真相，就能发现这是一个“人定胜天”的错误。
中国最先崛起的是晋商。他们的家乡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而且自然灾害频繁，仅光绪初年的旱灾，就夺取了山西1／3人口的性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正好位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处。明清之际，农产品与牧产品都相对充裕，大规模交换开始兴起，这就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
就这样，被迫“走西口”(西口是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的山西人闯出了一批身家以百万两、千万两白银计的“福布斯富豪”(1000万两白银约合现在的20亿元人民币，足以登上今天的“福布斯富豪榜”了)。
徽商的崛起也大同小异。在他们的根据地徽州，土地里打不出几袋粮食，但特产却很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却还方便，于是他们驾着舟楫，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通过长江到上海，顺海而下到广州，再到南洋，同时将外地的产品贩进来。很快，安徽也出了胡庆余、王致和、胡开文等一批“福布斯富豪”。
至于他们勤奋、敏锐、吃苦、诚信的素质，则是经商的基本要求。五体不勤、五谷不分，当旱涝保收的官老爷可以，做生意肯定忽悠不下去；而不讲诚信，做一锤子买卖的，却是海盗行径。
说到海盗，就又说到了近代的浙商和粤商。其实，在晋商和徽商如日中天的时候，以潮汕人为代表的粤商和以宁波人为代表的浙商也活跃起来。
他们也以贸易流通为主，但主要经营国际贸易，尤其是粤商，充当国际二道贩子，将西方的毛制品、工业品，后来甚至将印度的鸦片倒了进来，将茶叶、丝绸贩往西方。独特的贸易形式以及天高皇帝远的地理区位，让他们在生意顺利的时候，是规矩的商人，贸易受阻或亏损连连的时候，就成了“夜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强盗。这种亦商亦盗的双重角色，也是环境使然。
靠独特的地理优势而崛起的早期商帮，注定有着短命的宿命。当各商帮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优势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的出现而丧失时，其衰落就成为历史的定局。
无论是晋商、徽商的吃苦耐劳，还是粤商的敢闯敢拼，都既不是他们脱颖而出的原因，也无法成为让他们免于消亡的诺亚方舟。他们的兴起，更多是环境所赐，而他们各自的特质，是对不同商业环境的适应而已。
昔日晋商和徽商诞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期，而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则赋予了现代粤商和浙商崛起的天时地利。
改革的前15年，香港几乎是中国与西方对接的惟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全国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托给香港这个扣球手，香港再将球扣向全世界。如果当初开放的前沿阵地不选在广东，很难想象，今天的广东商人能咬着一口半生半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于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
当广东人大举“北伐”的时候，山多地少的浙江，不仅笼罩在计划经济的云雾中，而且国家投资却怎么也“计划”不到自己头上来。这些农家子弟穷怕了，纷纷背井离乡，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就在许多观者都替他们流下一把辛酸泪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炼狱之火的磨炼，“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又是时代的风向把浙商吹到了潮头。浦东开发，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的整体崛起，整个中国也开始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让“先吃苦中苦”的浙商们不仅在浙江，在全国各地都率先成了“人上人”。否则，没有天时地利之变，纵有三头六臂，他们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新商帮忧患
与山东商人大碗端酒就能谈成的生意，而与沪商则须锱铢必较、处处“拎清”；当京商正在大侃国际国内政治而眉飞色舞时，粤商则可能早在合同上“签字花押”了；当藏商诡秘地在藏袍袖筒中互掐手指谈价时，东北商已率直地说：“大哥，还说哈 (啥)老鼻子话呐!”
各个商帮特点迥异，有鲜明的优点，也有着明显的群体缺陷。无锡一位知名企业家，就曾这样评价各商帮——
广东商人敢闯，务实，但也因为过于务实，两眼只盯着眼前的利润，前瞻性不足使得他们在皮鞋、纺织、小商品等多个领域失去了在全国的领跑地位。 山东商人兼有北方人的务实和南方人的精明，作为孙子和老子的后人，他们左手拿《孙子兵法》冲杀，右手拿《道德经》摘阴阳调和，已经成为北派商人的代表。但他们受国营模式影响太大，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决定其荣辱，在现代企业制度探索方面几乎毫无作为。
“爱拼才会赢”代表着闽南商帮的特点，闽南企业有意识、有钱、有研发生产能力，但往往是纯粹的家族生意，人力资源缺乏已经成为最大的瓶颈。
北京商人实在、讲究信誉、易合作，但安于平庸、说多做少，无显著优势行当：河南商人态度好，肯做一些别人不做的行当，但信用相对不足，也无显著的优势行当；安徽商人和山西商人依然能吃苦耐劳，却保留了太多原来晋商和徽商那种“轻法而近官”的痕迹。
……
中国向来缺乏商业传统。今天的商帮，虽然经过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摸爬滚打，形成了这样那样的优点，但在现代商业要求的标尺下，也仅仅是学会了“扎马步”，顶多是个中学生，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是当务之急。
如果好事者看到某些优点就忍不住吹吹打打，还要归纳出个“一二三四”，并贴上“X商”的标签，则无异于像对待娱乐明星一样，鼓动一个中学生写回忆录，出写真集，岂不是害人不浅?
比如说，“新京商”就被归纳出了四个特点，其中两个是：一，“新京商”一定掌握现代最新科技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已的特色品牌；二，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新京商”应该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可是，各地企业都正面临着做大做强和国际化的挑战，谁不应该重视现代科技、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再说，树立社会责任感又仅仅是北京企业的事情吗?
都说粤商的特点是敢闯，可各地商人中，有几个是在风平浪静、一路莺歌燕舞中成功的?都说上海人精明，难道其他地方的商人眼里都能揉进沙子，心里一本糊涂账?
为商帮们摇旗呐喊，做总结，各地媒体自然是非常乐意的。有了新的噱头来炒作不说，借机树立几个典型企业，少不了还可以顺便拉些广告。各地官员自然也很开心，在自己的任期内，本土的商帮无论异军突起还是卷土重来，都是花团锦簇、挣脸面的事情。
真正受害的倒可能恰恰是商人，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总结、发扬优良商业传统”的高分贝中，难保不头脑发热，错失取长补短的良机还在其次，栽一跟头才追悔莫及。
事实上，如果把不该总结的总，结进去了，反而还容易贻害后人。
浙江有近40万家民营企业，第一代创业者普遍超过了60岁，10年内，将是新生代浙商的接班大潮。
商业文化的第二次融合。
浙江一位老板，出身草根却不甘贫苦，一番激情打拼之后，保险柜里“钱满为患”，多得几辈子也花不完。结果，这位老兄因为“看不清未来生活的目标”终日无聊透顶，开着宝马车猛撞路边的大树，然后住进压院和护士调情，有滋有味地打发时光。
这当然有点极端，但在商人中，有钱之后，“包二奶”、去赌场，声色自娱，甚至吸毒自戮的“富人无聊病”四处蔓延却是不争的事实吧。
1904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到美国考察，并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这本人类永恒的经典中提山；正是美国商人身上那种清教徒般的禁欲主义和把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宗教信仰的精神，造就了尸个充满活力、蓬勃上升的美国。
而“富人无聊病”的盛行，恰恰说明我们的骨子里还缺乏这种“新教伦理精神”。如果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换血，那么，培养一个商业贵族也是如此，因而，各商帮文化之间的融合，培养具有杂交优势的“商业混血儿”，就显得格外迫切。
事实上，中国各商帮文化之间，有过一次很好的融合。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繁荣，就是一个各地商帮文化融合的结果。上海人以精明和谨慎著称，正是大量来自外地的商人，没有妨碍它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这种融合，在上海方言中有着明显的痕迹。如果说上海话是个金字塔，那么处于塔尖的部分方首是潮州话，比如形容一个人精明无比，就说“潮州人的门槛”。金字塔中部，类似于职业经理人阶层，则以宁波人为主，故上海话中有宁波方言的色彩。再往下，很多小商小贩则是安徽人、苏北人。所以，潮汕人、宁波人、苏北人、安徽人，共同造就了昔日的“东方巴黎”，他们的语言，也共同构成了上海话。在今天上海淮河路上留下的100多年前的大商家的公馆中，规模较大的都属于潮汕商人，最气派的就是广东商人陈氏兄弟修建的，而规模较小的则属于宁波商人。
计划经济把中国商业的第一次融合拦腰斩断。而今天，经历了27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早已是“市场不分东西，商人不分南北”，现代商业竞争对粤商的要求是半斤，对京商就不可能给个面子打折到7两。“学天下”，才能“赢天下”，中国各地商业文化迫切需要第二次融合。
时光总是在悄无声息中一页一页翻过。眼下，在联想、明基刚刚成功购并IBM的个人电脑和西门子的手机业务后，海尔和中海油又开始竞购美国的美泰和优尼科，没有中国企业参与的全球跨国购并已成为历史，中国的商业洪流，穿山越岭，万里跋涉，终于开始汇人世界商业的汪洋大海。
所以，拜托，在中国商人本应有更大的胸襟和气度的今天，别再给那些老旧的“出身论”、“血统论”加上一个“新”字，以“发扬光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