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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唱团》的大卖，让邵忠（出版人）看到了文学杂志走商业渠道的盈利可能和空间。我有心，他有钱，《天南》这本杂志才能诞生。所以我说，我要感谢韩寒。”
采访那天，天气突然暴热。出现在现场的欧宁黑色短袖，黑色长裤，黑色背包，黑框眼镜，光头。个子不高，沉稳，不多话。手臂健硕有力，你可以想象他扛着摄像机在城市中奔走时候的稳健。他将POLO衫的衣服领子竖起来，不免让人想到《奋斗》里面主角的装束——欧宁不是80后，严格地说，70后也不是。这样的他，既不老化，也不毛躁，身上永远有一种向前、向上的斗志，你觉得他精力十足。
欧宁最近的名声大噪是因为他办了本纯文学杂志《天南》，如果说要给这本双月刊读物找个同类，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收获》和《人民文学》，将配图、插图抽走，是一本视觉上纯文字的书。封面上，根据拼音从A到Z排列着作者名字，整个开本看起来很有设计感，品相很潮。
念高中的时候，欧宁开始写诗，主编诗集《心灵与媒体》，与黄灿然创办诗刊《声音》，参与编辑《现代汉诗》；大学毕业3年后，1996年欧宁创办设计工作室，之后创办电影团体；2003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参加双年展；此后开始以各种艺术呈现形式参加国内外双年展。在文学圈、艺术圈、设计圈，他都足够有名。只是这次，他又成功地将“小众兴趣”变成了“大众关注”。
落实在大地上
“当我看着黄浦江开阔的江面，听着海关大楼传来的钟声，这个城市的历史感像一颗致命的子弹命中了我，我站定在那里，眼眶湿润，灵魂一瞬间接驳上了许许多多我崇拜的、曾经在此生活工作战斗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刻，我决意以后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纵使命途坎坷，也要一往而深。”（这一段变体字或色）
在《致母亲书》里，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肖像，他尚年轻、激情四溢；他有一点迷茫，却被模糊中称之为理想的东西点燃、灼烧，急于想要将它们实现——那便是17岁的欧宁。80年代，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出版界大量引进外国各种思潮，文学和人文氛围都很活跃。80年代，也是欧宁最好的青春年代，在这种氛围熏陶下，习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的他开始写诗，出集子，结社，办地下文学刊物，和各地诗人来往。物质上的贫瘠并不能阻止精神层面的丰饶。那时候，要去外地一趟不容易，每次和朋友见面，欧宁都不舍得睡觉，与友人彻夜长谈，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现在我也常常会有冲动，想要写诗，但瞬间的激情很多时候通过其他形式抒发了，比如发一条微博替代。”
或许60、70年代的文艺青年和现在大众概念里80后代表的“文青”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身上更多地带有知识分子的特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密切关注和探讨国家局面、政治动向、社会民生，不仅要在圈子里舞文弄墨，还要将文学的生命带回到生活里，落实到大地上。
这些年，不论是拍纪录片、做音乐或是当策展人，欧宁都一贯强调工作跟社会的关系，他要的是对社会有触动、有建设性的东西，这也是他在兴趣标准之外，唯一的原则。“文学就是跟现实紧密联系的，就是有担当的，不是仅作消遣。我总觉得，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的人太不注重方法，强调所谓的精神纯洁性，比如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化妆。其实做运动要吸纳各种不同力量，特别是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接触大众的方式。文学就是很好的媒体，有很多细节，有感情抒发。用文学的方式处理社会议题，特别能够触动大家关怀。”
梦游症患者
外人眼里的欧宁精力无限，伙伴说他很抠细节，多半是有强迫症。在欧宁自己的眼里，做一本杂志，只要很发烧、很狂热，就一定会有好的反应。“我的表达欲望太强。做《天南》，我在4个城市有8场演讲。我狂热，亢奋，有话要说，兴趣让我变得精力旺盛，分享的冲动让我不知疲倦。”
《天南》的英文名是“Chutzpah”，意思是“放肆”。是对既有的规则、规范的挑战。它包含着杂志形态以及其他的文体创新，也包含了打破主流文学杂志陈规陋矩的勇气，反抗制度系统对文学创作者的权力操控——欧宁故意要将自己放在一个小众和新锐的位置上，“主流文化太强大了，几乎垄断了所有人的选择，这样很单一。文化生产和主流文化价值观本身的机制决定了它需要不断获取活力，寻找新的东西。而开头时候是小众的东西，最终会被吸收，纳入大众的框架里面。我不愿意被收编，不想被大众和主流的东西捕捉到，所以我要不断调整，永远跑在大众前面。”
2000年，欧宁从深圳跑到广州，一待就是6年。“以前的深圳已经没有了，当年特有的朝气找不回来。城市太小，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厌倦了那些圈子。广州有历史，媒体工业很发达，人文也深厚一些，这让我很着迷。”当时，他认识了前女友曹斐，一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两人一起租了“别馆”，开始剪片子、做设计。
2006年，由于系列纪录片“城中村三部曲”的第二部《大栅栏》的拍摄，欧宁又辗转搬到了北京，很多人感叹“广州最好玩儿的人离开了”。事实上，走到今天的欧宁唯一担忧的就是时间不够用，工作做得不够，以及社会的各种动荡。因为焦虑，他患梦游症十几年，每星期2、3次。最严重的一次他从梦里冲出来，踢伤了自己的脚趾。
贫困是一种财富
《天南》创刊号的专题是“农业故乡”，欧宁和同伴用“故乡”来定义农业。在欧宁眼里，农业是人类最基础的东西，农村是自己的故乡。然而早些年他并不这样认为。1969年，他出生于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作为家里的大哥，欧宁还有1个妹妹，3个弟弟。贫穷的家庭、长子的责任，让他出落得正直而敏感，此时，诗歌给了他追求理想的空间。也是因为写诗，他被保送到深圳大学。那个时代，一个人可以把写诗当作事业，欧宁也会为了一个韵脚、一个比喻的推敲而彻夜难眠。当同学嘲笑说，诗人只能回湛江农村去，他忿忿不平，开始为能够留在城市、有立脚之地而奔波——那时候“农村”的字眼，于他而言意味着自卑和绝望。
由于拍摄纪录片不停造访城中村和贫民窟，欧宁得以接近大量背井离乡的人们，也开始思念自己的根。“我好像看到我自己。我跟他们都一样，来自农业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面对很多挑战、处理很多问题，我对他们有很强烈的认同感。”
2005年，36岁的欧宁在生日那天写道，“在这个我降生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我的家，我成长的地方，至今老父老妈仍然厮守在那里。可恨的是，一个离家太远太久的人，总是望不见自己的起点和来路，家乡在我心中已成模糊一片。”此后，他开始尽可能地多表达对农村的关注，包括09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年龄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贫困是一种财富，贫困也不是什么让人羞耻的事情。贫民窟和城中村在每个城市都很有存在的必要，不仅能舒缓低收入人群和主流人群之间的矛盾，为这些人提供成本较低的暂时落脚的地方，作为缓冲地带是社会安定的必要。另外也向这些人群允诺了阶级升迁的可能性，让他们有能通过个人奋斗而上升到另一个阶层的希望。要不是贫困，你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那种老是想拆掉城中村的做法是很荒诞的。”
租房，是一个人的革命
“现在买房了没？”临走之前，我问欧宁。
他摇摇头。
“还是租着？”
“恩，我反对买房。因为拍纪录片，我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是建立在一种毁灭中国的社会公正之上的——暴力和掠夺。开发是从农民和旧城区那里征地，给房主补偿很少，但出售的价格却很高，获得暴利。政府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土地买卖增加行政收入，政府和开发商都占了大头，原来的产权人分享到的东西就很少，这就是不公正。
这样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是无意义的，就如同撒哈拉沙漠里捧沙走路企图改变沙漠面貌的人，这时候你会觉得欧宁有一点理想主义，可他有自己的坚持。“这是我个人的反抗行为。社会的变革不是一个人可以实现的，可是，社会的变革是从个人实践开始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社会就有可能变革。一点点，一天天地变。革命的代价和成本很高，我们的国家已经经受不起，只能寄希望于个人行动。通过很多很多的个人行为，汇聚成为一个社会的、浩浩荡荡的行动，这个时候社会变革可能发生。”
采访那天，天气突然暴热。出现在现场的欧宁黑色短袖，黑色长裤，黑色背包，黑框眼镜，光头。个子不高，沉稳，不多话。手臂健硕有力，你可以想象他扛着摄像机在城市中奔走时候的稳健。他将POLO衫的衣服领子竖起来，不免让人想到《奋斗》里面主角的装束——欧宁不是80后，严格地说，70后也不是。这样的他，既不老化，也不毛躁，身上永远有一种向前、向上的斗志，你觉得他精力十足。
欧宁最近的名声大噪是因为他办了本纯文学杂志《天南》，如果说要给这本双月刊读物找个同类，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收获》和《人民文学》，将配图、插图抽走，是一本视觉上纯文字的书。封面上，根据拼音从A到Z排列着作者名字，整个开本看起来很有设计感，品相很潮。
念高中的时候，欧宁开始写诗，主编诗集《心灵与媒体》，与黄灿然创办诗刊《声音》，参与编辑《现代汉诗》；大学毕业3年后，1996年欧宁创办设计工作室，之后创办电影团体；2003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参加双年展；此后开始以各种艺术呈现形式参加国内外双年展。在文学圈、艺术圈、设计圈，他都足够有名。只是这次，他又成功地将“小众兴趣”变成了“大众关注”。
落实在大地上
“当我看着黄浦江开阔的江面，听着海关大楼传来的钟声，这个城市的历史感像一颗致命的子弹命中了我，我站定在那里，眼眶湿润，灵魂一瞬间接驳上了许许多多我崇拜的、曾经在此生活工作战斗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一刻，我决意以后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纵使命途坎坷，也要一往而深。”（这一段变体字或色）
在《致母亲书》里，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肖像，他尚年轻、激情四溢；他有一点迷茫，却被模糊中称之为理想的东西点燃、灼烧，急于想要将它们实现——那便是17岁的欧宁。80年代，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出版界大量引进外国各种思潮，文学和人文氛围都很活跃。80年代，也是欧宁最好的青春年代，在这种氛围熏陶下，习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的他开始写诗，出集子，结社，办地下文学刊物，和各地诗人来往。物质上的贫瘠并不能阻止精神层面的丰饶。那时候，要去外地一趟不容易，每次和朋友见面，欧宁都不舍得睡觉，与友人彻夜长谈，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现在我也常常会有冲动，想要写诗，但瞬间的激情很多时候通过其他形式抒发了，比如发一条微博替代。”
或许60、70年代的文艺青年和现在大众概念里80后代表的“文青”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身上更多地带有知识分子的特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密切关注和探讨国家局面、政治动向、社会民生，不仅要在圈子里舞文弄墨，还要将文学的生命带回到生活里，落实到大地上。
这些年，不论是拍纪录片、做音乐或是当策展人，欧宁都一贯强调工作跟社会的关系，他要的是对社会有触动、有建设性的东西，这也是他在兴趣标准之外，唯一的原则。“文学就是跟现实紧密联系的，就是有担当的，不是仅作消遣。我总觉得，世界各地社会运动的人太不注重方法，强调所谓的精神纯洁性，比如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化妆。其实做运动要吸纳各种不同力量，特别是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接触大众的方式。文学就是很好的媒体，有很多细节，有感情抒发。用文学的方式处理社会议题，特别能够触动大家关怀。”
梦游症患者
外人眼里的欧宁精力无限，伙伴说他很抠细节，多半是有强迫症。在欧宁自己的眼里，做一本杂志，只要很发烧、很狂热，就一定会有好的反应。“我的表达欲望太强。做《天南》，我在4个城市有8场演讲。我狂热，亢奋，有话要说，兴趣让我变得精力旺盛，分享的冲动让我不知疲倦。”
《天南》的英文名是“Chutzpah”，意思是“放肆”。是对既有的规则、规范的挑战。它包含着杂志形态以及其他的文体创新，也包含了打破主流文学杂志陈规陋矩的勇气，反抗制度系统对文学创作者的权力操控——欧宁故意要将自己放在一个小众和新锐的位置上，“主流文化太强大了，几乎垄断了所有人的选择，这样很单一。文化生产和主流文化价值观本身的机制决定了它需要不断获取活力，寻找新的东西。而开头时候是小众的东西，最终会被吸收，纳入大众的框架里面。我不愿意被收编，不想被大众和主流的东西捕捉到，所以我要不断调整，永远跑在大众前面。”
2000年，欧宁从深圳跑到广州，一待就是6年。“以前的深圳已经没有了，当年特有的朝气找不回来。城市太小，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厌倦了那些圈子。广州有历史，媒体工业很发达，人文也深厚一些，这让我很着迷。”当时，他认识了前女友曹斐，一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两人一起租了“别馆”，开始剪片子、做设计。
2006年，由于系列纪录片“城中村三部曲”的第二部《大栅栏》的拍摄，欧宁又辗转搬到了北京，很多人感叹“广州最好玩儿的人离开了”。事实上，走到今天的欧宁唯一担忧的就是时间不够用，工作做得不够，以及社会的各种动荡。因为焦虑，他患梦游症十几年，每星期2、3次。最严重的一次他从梦里冲出来，踢伤了自己的脚趾。
贫困是一种财富
《天南》创刊号的专题是“农业故乡”，欧宁和同伴用“故乡”来定义农业。在欧宁眼里，农业是人类最基础的东西，农村是自己的故乡。然而早些年他并不这样认为。1969年，他出生于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作为家里的大哥，欧宁还有1个妹妹，3个弟弟。贫穷的家庭、长子的责任，让他出落得正直而敏感，此时，诗歌给了他追求理想的空间。也是因为写诗，他被保送到深圳大学。那个时代，一个人可以把写诗当作事业，欧宁也会为了一个韵脚、一个比喻的推敲而彻夜难眠。当同学嘲笑说，诗人只能回湛江农村去，他忿忿不平，开始为能够留在城市、有立脚之地而奔波——那时候“农村”的字眼，于他而言意味着自卑和绝望。
由于拍摄纪录片不停造访城中村和贫民窟，欧宁得以接近大量背井离乡的人们，也开始思念自己的根。“我好像看到我自己。我跟他们都一样，来自农业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面对很多挑战、处理很多问题，我对他们有很强烈的认同感。”
2005年，36岁的欧宁在生日那天写道，“在这个我降生的日子里，我特别想念我的家，我成长的地方，至今老父老妈仍然厮守在那里。可恨的是，一个离家太远太久的人，总是望不见自己的起点和来路，家乡在我心中已成模糊一片。”此后，他开始尽可能地多表达对农村的关注，包括09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年龄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贫困是一种财富，贫困也不是什么让人羞耻的事情。贫民窟和城中村在每个城市都很有存在的必要，不仅能舒缓低收入人群和主流人群之间的矛盾，为这些人提供成本较低的暂时落脚的地方，作为缓冲地带是社会安定的必要。另外也向这些人群允诺了阶级升迁的可能性，让他们有能通过个人奋斗而上升到另一个阶层的希望。要不是贫困，你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那种老是想拆掉城中村的做法是很荒诞的。”
租房，是一个人的革命
“现在买房了没？”临走之前，我问欧宁。
他摇摇头。
“还是租着？”
“恩，我反对买房。因为拍纪录片，我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是建立在一种毁灭中国的社会公正之上的——暴力和掠夺。开发是从农民和旧城区那里征地，给房主补偿很少，但出售的价格却很高，获得暴利。政府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土地买卖增加行政收入，政府和开发商都占了大头，原来的产权人分享到的东西就很少，这就是不公正。
这样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是无意义的，就如同撒哈拉沙漠里捧沙走路企图改变沙漠面貌的人，这时候你会觉得欧宁有一点理想主义，可他有自己的坚持。“这是我个人的反抗行为。社会的变革不是一个人可以实现的，可是，社会的变革是从个人实践开始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社会就有可能变革。一点点，一天天地变。革命的代价和成本很高，我们的国家已经经受不起，只能寄希望于个人行动。通过很多很多的个人行为，汇聚成为一个社会的、浩浩荡荡的行动，这个时候社会变革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