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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上世纪40至60年代是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无到有的初创时期，这期间在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下，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对古代壁画、塑像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完成了大型石窟的保护加固工程。
关键词：石窟保护；壁画维修；加固工程
中图分类号：K879．21；K8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203-16
我于1947年到敦煌，最初给我的任务是测绘木结构窟檐并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到50年代初的1952年，成立了石窟保管组，我从当时的美术组调到保管组，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在石窟保护工作岗位上工作了46年。对于上千年的石窟来说四十多年是短暂的，对我个人来说是从青年到老年的毕生精力。
新中国成立几年后即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已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并提上议事日程。对于敦煌这样有着极高艺术价值且又庞大的三处石窟群，如何进行保护，真是无从下手，当时有关石窟文物的保护，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石窟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工作千头万绪，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在过去的50年中，我见证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感受最深的是我们的保护工作一直是在国家文物局的具体领导和关注下进行的，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现在我虽然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是敦煌的石窟保护工作依然使我魂牵梦绕不能忘怀。
前几年我在莫高窟期间，曾为保护研究所的年青同志简单谈过石窟保护工作的过去，为他们提供一点石窟保护的历史资料，现在根据我当时的思路，写成这一份保护工作的回忆录。这些工作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所以只能是一种概括的记述。保护工作中的有些事情做了就过去了，不可能留下什么痕迹，譬如说从四五十年代以后长期进行的清除窟前的积沙，累计有三四万立方米，清除了就完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塑像壁画的维修也是同样的情形，塑像开裂或是即将倒塌，经过设计和修缮与以扶正加固。空鼓起甲的壁画经过加固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有的形象，今天看来它本该就是这样，修旧如旧，修了之后也没有留下什么，石窟保护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重任，已经伤痕累累而脆弱的文物，我们能够维持它的现状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我们的成绩所在。
在石窟保护工作中，石窟加固工程留下了大体量的挡墙石柱等构筑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石窟的外观形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内在保护条件，它的是非功过，已经有人评说，但一般都偏重在外观方面的居多，加固工程是否对石窟存在负面的影响，只有若干年以后才能得到证实，这是留给今后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者长期考虑和研究的任务。
一 20世纪40年代的石窟保护工作
我在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岗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经历了石窟保护从草创期到发展期的各个阶段。十年前退休之后，离开了保护工作现场，虽然我仍然时刻关注着它的发展，但限于地域条件限制，对石窟保护的发展已经不甚了解，想为它做点什么已经不可能了。可是我是从半个世纪前走过来的，把我的保护工作经历写成回忆录，为以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一点历史素材。
以下所述的各项保护工作绝大多数是我经历或是直接经手的事情，大致按年代顺序进行叙述。
1．1943年修建围墙
我虽没有参与修建围墙，但我到莫高窟时围墙还是完整的，所以这里一并加以叙述。修建围墙是常书鸿所长1943年初到敦煌的第一件大事，1943年秋天完成。围墙只包括南区石窟，南起第131窟南侧直到上寺以南，再沿现在窟前柏油路的西侧，到达上中寺之间留有一道大车门，这是一段。然后从上中寺后院之间向东到达河岸约七八米处折而向北，一直到达下寺以北折向第1窟。这道围墙的范围是将上寺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在1943年时，上寺还没有收归国有的原故。现在第1窟北边山坡上通往上山小道的一个门和旁边一段几十米的残垣断壁是当时围墙的历史见证和遗物。
这一围墙高约2米，平均厚约50厘米，全长约1000多米。基本是就地取土夯筑而成。1958年的莫高窟地形测绘图上可能标注了围墙的位置。关于修建围墙的艰难过程可参见常书鸿先生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在当时的条件下，修筑这么长的围墙是十分艰难的工程，围墙的修建完成加强了石窟的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毁损林木。修筑围墙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它明确地向人们宣告莫高窟进入有人管理的状态，有了保护机构，再不能任人破坏了。
2．40年代的治沙工作
上个世纪40年代石窟前堆积很多流沙，南区从第131窟到第153窟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直到第二层石窟的地面。从第129窟到第109窟流沙堆积到了石窟门口。第108窟到第100窟流沙已经封堵了窟门。从第79窟到第21窟流沙普遍比下层石窟地面高出几十厘米到一两米，这一段石窟中的多数石窟特别是大型石窟如第76、61、55、53窟等的窟门都被流沙封堵了，第71～46窟一段还有不少的大沙堆比下层石窟的窟门高。经常要用人工把窟门前的沙子清除，否则下层石窟根本进不去。当时有人曾提出用水冲沙，即把大泉河的水引到窟前，用沙土堆筑几十厘米高的临时水坝，等水聚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放水冲沙，这样沙堆固然可以削去一些，但是并没有冲去多远，只是把它平摊到大范围的树林中了。这个办法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作用不大就停止了。
1946年以后开始在石窟的山崖边上修建防沙墙，第196、233窟及第256窟几处重点流沙处，相继修建了土坯防沙墙，墙高约150厘米(图1)。防沙墙的作用在于把流送聚集在墙的后面，减少经常飘落到窟前的流沙。过上一两年防沙墙后面就被流沙填满，如不及时清除，流沙就溢出墙外，防沙墙也就失去了作用，但当时别无良法，虽是消极的，但暂时能起到一些控制流沙的作用。
3．修建石窟之间的临时通道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上面几层石窟的上下是很困难的，据说张大千为了上第161窟，搭了一个蜈蚣梯，人是上去了，但是不敢下来，为了等人来帮助，他闲得无聊就在甬道北面(甬道北壁是素壁)用土红色画了一幅大胡子自画像，至今尚在。1944年常书鸿所长上到第196窟，因为扶梯倒了，无法从洞窟下来，又没有胆量从山坡上爬上山顶，最后是工人窦占彪从洞窟爬到山顶，再从九层楼的楼梯下来，取了绳索后才把常所长拉上山顶，可见当时洞窟之间的交通是何等困难。
为了解决石窟之间的交通，王圆禄把石窟之间的南北壁打通作为通道，破坏了大量的壁画，现在二层以上的石窟普遍如此。举例说吧，从第428窟可以通过洞窟之间的穿洞一直到达三层楼，从第285窟可以穿到第317窟(图2)。下层 洞窟通往二层及二层通往三层的垂直交通，往往利用藻井较薄的部位向上打洞，从第72窟的藻井上打洞通到第254窟中心柱的北侧，第257窟中心柱的北侧有洞向上通到第258窟，第263窟窟顶打洞通到第264窟，第442窟西壁有洞通到第446窟(这个洞比较大，有台阶上下)。之所以烦琐的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之初，连上洞窟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下层洞窟被沙封堵，上层洞窟之间没有通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我是1947年到敦煌的，我来的时候，洞窟之间的交通已经初步改观了，如前面说的第161窟前已经有了简单的走道；第194窟到第196窟前修了10多米长的走廊及台阶；第249窟至第251窟、第259窟至第263窟、第315窟至第320窟、第276窟至第280窟原来都没有通道，以后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地修建了走廊。方法和材料就是在窟前的树林中间伐一些树木，作成檩条和椽子搭建成栈道，椽子上铺树枝，上面再铺草泥。这样的栈道走起来尽管还有点软幌幌的，但还是可以比较方便和安全的上下洞窟了。这些极其简易的走廊栈道在20世纪50年代都曾重新作了翻建，显得稍为整齐一些，也更为坚固一点(图3)。20世纪60年代在全面进行石窟加固工程时全部拆除了。
4．安装洞窟门
原来洞窟是否有门不得而知，常书鸿先生为了保护洞窟，对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如第428、61、98窟等都安装了洞窟门，这些大部分是下层洞窟。当时没有经费，常先生在敦煌县城动员士绅官商们做功德捐献窟门，大概做了大小不等的几十副洞窟门。这些窟门一直使用到60年代加固工程时才拆除。
上面提到的是解放前的修缮工作，都是在缺少经费、材料的情况下在老所长常书鸿先生亲自策划和领导下完成的。
二 50年代对石窟保护的探索
1950年7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成为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的直属单位，此后敦煌石窟的重大保护项目和举措都是在文化部和文物局的领导和关注下进行的。以下按时间顺序说明。
1．敦煌石窟考察组
1951年6月，文物局委派北京大学赵正之、宿白教授，清华大学莫宗江教授以及古代建筑修整所(现中国文物研究所)余鸣谦工程师四位专家，组成工作组来莫高窟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莫高窟进行全面考察：(1)自然环境、(2)各洞窟的损害情况、(3)石窟崖面原状研究、(4)洞窟的建造年代、(5)窟檐情况、(6)提出修理意见。上述考察情况由古建筑学家陈明达写成《敦煌石窟勘察报告》一文发表在1955年第二期《文物参考资料》上。报告的第六部分实际就是敦煌石窟维修保护和研究工作的中长期的工作规划，成为国家文物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长期进行保护工作的纲要。报告在发表之前曾在文物研究所展开讨论，并由常书鸿所长及我写成《对“敦煌石窟勘察报告”的补充意见》与上文同时发表。
国家文物局要求四位专家在进行考察的同时，可以进行一些临时性的修缮工程，为此拨了若干万斤小米的经费(解放初期因为物价还不稳定，单位的经费和个人的工资都是以小米计算，并以小米的市场价格折合成当时的货币)，为了取得敦煌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还成立了莫高窟修建委员会。在当年进行并完成了以下一些维修工程：
(1)第427、431、444窟宋初窟檐的局部修缮(撤换部分椽檩，添配门窗等)。
(2)第437窟窟檐的落架大修(添配部分椽檩及斗拱、门窗，但施工时因为专家已经离开，我又出差在外，工人因为看不懂图，复原时窟檐结构发生错误，有些问题后来作了处理，有的问题至今没有纠正)。
(3)为第458、459、159、194窟修建临时窟檐，以保护露天的窟龛塑像，这几处窟檐至今尚在。
(4)为第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窟修建临时窟檐，保护前室的壁画，此处窟檐在1963年加固工程时拆除(图4)。
(5)为第156、205窟前室建土坯墙，在第292窟前室建砖墙支顶第435窟悬空岩体。
(6)为改善职工生活修建了饭厅、厨房、厕所以及客房等临时建筑。
(7)拆除千像塔。该塔为王圆禄所修，塔现在大牌坊的西北角处，距离石窟前约三四十米，二层八边形，下层塔身外面包砖，塔的形象并不完整，好象没有修完就停止了；塔的用途是王圆禄把石窟中的残破塑像集中起来，存放在塔内；塔的西面有“千像塔记”石碑一通。为了弄清楚塔内究竟存放了些什么，经拆除后，塔中确实存放了不少的残破塑像，这些塑像后来存放在洞窟内，50年代我和窦占彪同志选择了一些较好的或是有参考价值的收藏在第450窟，对于一些可以看出部分形象，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则将其竖立起来，做一个基座，便于保存和观览。
(8)第469窟的发现。据我后来了解，在他们工作期间，窦占彪同志在53洞北壁发现有洞窟痕迹，霍熙亮同志请来了四位专家，在大家的注视下把封堵石窟的土坯拆除，发现有一个小窟，但窟内没有塑像和壁画，石窟的三面都有壁橱，但没有存放东西，只有少数的经轴，可以说明此窟原来是作为藏经之用的，在封闭之前又把藏经搬走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个石窟，编号为469窟。
(9)发现并测绘了“慈氏之塔”。后来宿白先生及肖默先生都曾撰文研究和介绍此塔，1981年为妥善保护此塔，经上级批准，现迁建在莫高窟园林中。
2．1953年发现新洞窟
现在的第470～475窟六个洞窟前，原有一个大土台，土台上有台阶直上第233窟(图5)。土台南侧有两间简陋房屋，马姓和全姓的两位汉人喇嘛偶尔在这里居住，房屋东侧有喂牲口的槽。1949年以后喇嘛们不再来了，我们即把破房子拆了，发现土台南面与岩体之间有大缝隙，透过缝隙可以看见一个小洞窟。
1953年为了利用土台子的土，拓制土坯，在一边挖土一边拓制土坯过程中，于5月1日在土台南边又发现一个小洞，到5月29日土台已所剩不多，当时的业务人员们急切地想看新洞窟，大家拿来杠子套上绳子，齐心协力把剩下的土堆拉倒了，里面出现四个唐代小洞窟，加上前面先发现的两个，共有六个洞窟，从南面依次编号为第470、471、472、473、474、475窟六个号(图6)。这批洞窟刚发现时，窟门内堆了很多流沙，第474窟龛中的塑像，散乱地倒在流沙中，塑像造型很好，可惜都破碎了，当时没有修复残破塑像的技术，只得收存起来。新发现的洞窟里的壁画特别是第474窟的壁画线描、造型及色彩俱佳，由于洞窟长期封闭，一经打开在暴露的空气中，壁画出现大片起甲，地仗也有严重的酥碱现象。
关于这一批新洞窟的发现情况及洞窟内容调 查，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十二期《敦煌千佛洞新发现的洞窟内容调查》一文。
3．第459窟塑像倒塌
1953年9月18日，第459窟佛龛南侧一身唐代菩萨塑像倒塌，菩萨头部及手臂受损较严重，但可以修复，其他部分尚完好，倒塌原因系土蜂在腿根部筑巢，把菩萨的木骨蛀空，因没有及时发现而倒塌。
4．露天壁画边沿加固
在调查的基础上，1953年第二季度对第94、130、203、431、432、428、454窟等窟外崖面上的五代、宋初露天壁画做了边沿加固。在这些露天壁画的边沿剥落处，用麻刀石灰浆作加固处理，原露天壁画的表面是用石灰浆内搀和麻刀及少量的红土，在我们的修复中，所用石灰浆中也加入麻刀和少量红土，使其与原壁画协调。经过加固的壁画至今保持完好(图7新拍)。
(1953年)及防雨棚(1965年前后)
5．最上层洞窟顶部风化破碎岩体的封护
这批洞窟中以159窟及196窟最为严重。在石窟内，顶部岩体严重风化，卵石沙砾经常掉落，有时成片成块的掉落，在洞窟地面上成堆的堆积着卵石沙砾，清扫之后不久又会掉下一堆，对于工作和参观很不安全。为此，首先在159、196窟进行加固试验并取得成功，以后又陆续进行第194、258、260、264、445、444窟等的加固，并对顶部的风化岩体用水泥沙浆进行了封护，效果很好，50年过去了，没有发现这批洞窟岩体剥落的现象。在封护时注意到对封护材料的颜色应与洞窟壁画相协调，如第159、196窟，在灰色的水泥沙浆上再抹一遍白灰沙浆，第444、445窟因为壁画已被烟火熏黑，水泥沙浆的灰色也是协调的。以上所说的是洞窟内部风化岩体的封护。在这一批洞窟中的第196、258、260、264、444、445窟外部的山坡上，也普遍抹了水泥沙浆，目的是防止雨水渗入窟内，在工作完成的当年，因为忽略了排水处理，在下雨时雨水随着山坡往下流，污损了第444、445窟下面的第438、439、440窟等上部的五代露天壁画，造成一定损失。但由此发现用合适的材料封护山坡是可以减少雨水向高层洞窟的渗透。
6．空鼓破损壁画的边沿加固
1953年在一些洞窟内作了空鼓破损壁画的边沿加固工作。有第65、66、70、54、71、26、87、88、99、470、471、472、473、474、475、121、115、45、128、221、223、225、249窟，在23个洞窟中进行，边沿加固153平方米。
1954年5月23日前在第67、64、54、467、53、53、51、50、49、46、45、43、42、41、38、35窟，共16个洞窟，进行边沿加固116平方米。同年又在293、283、282、281、280、279、278、277、450、459、460(图8)、449、61、76、75、85、89、240、252、257、259、320、346、344、335、334、265、263、95、29、22窟共31个洞窟中进行壁画边沿加固325．5平方米。
当时的记录不是很完整，但在这两年中，曾普遍对破损壁画的边沿进行了加固。1956年对榆林窟大部分洞窟中的大面积剥落的壁画进行边沿加固。这个工作一般都只用草泥修补，墁抹得也比较粗糙，最后的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经过边沿加固的壁画再没有发现继续剥落的现象。
7．治沙工作
(1)清除窟前的流沙
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1954年前后)，一直把治沙列为保护工作中重点的日常工作，常所长认为“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
这里首先简单表述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石窟流沙的堆积情况，总的说来，石窟南端距离呜沙山比较近，流沙的情况比较严重，从石窟最南端第131窟至第155窟，积沙高度与第二层石窟地面等高。这一段石窟中的第146窟在下层，因为地势较低，很容易被流沙埋没，只得用人力经常清沙，在高约4～5米的沙堆之間，第146窟前形成一个缺口。第130窟下层窟门更低，也是经常有人清除才免于被流沙埋没。当时进入130窟的下层也是在沙堆上修的台阶，进入窟门要下十几步台阶才是窟内的甬道地面，里外有2．5～3米左右的高度差，第130窟以北的第129窟至第111窟一带，积沙与石窟地面等高。第108窟也是洞窟地面较外面的沙堆低1米左右。第108窟以北如第100、98、96(北大像)、94窟直至第85窟等都是大型洞窟，这一段是人群活动的中心，因为经常有人清理，所以积沙不太严重。由此往北从第79窟直到第45窟一带，是流沙堆积的严重地段，下层洞窟窟门大多被流沙掩埋，如第79、76、71、68、61、55、53窟等，在第55窟与61窟之间有7个唐代及唐以前的小窟早已被流沙埋没，后被发掘出来，编号为478、479、480、481、482、483、484窟，但壁画和塑像已经全部损坏了。
上述第76、61、55窟因为洞窟大，流沙仅封堵了甬道，形成30多度的斜坡流入窟内，甬道内被流沙掩埋的壁画全部遭到破坏。堆积的流沙也将水分带人甬道，甚至窟前树木的树根也窜进了甬道。当时61、55窟的窟门非常矮小，进入窟门后要顺着在沙堆上修的台阶向下走，才能进入洞窟。这一带第二层洞窟，如第56、57、58、59窟一段，沙堆几乎与洞窟地面等高，当时进入第285窟只须搭一个矮梯就能上去。第322窟以北下层洞窟距地面较高，流沙封堵的情况不太严重。
因为洞窟前普遍都有积沙，使得在窟前的活动，真是走一步退半步。对于开展石窟保护及其他日常工作都极不方便。1953年计划在洞窟前修一条临时的简易路面，所以首先要把窟前大量的积沙清除掉。于是在1954年4、5月间雇佣了莫高窟附近农民的几十辆大轱辘牛车，两个月集中在第61窟至第45窟一带清沙，共清除流沙3340立方米，当年及第二年又清除第33窟以北及第112窟以南的积沙总计在六七千立方米以上(图9)，第130窟以南的高大沙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进行第四期加固工程时才全部清除掉。清除积沙之后，窟前显得宽敞平坦多了，与清除前的积沙成堆、荒芜零乱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地面上还有沙子，走起路来仍然吃力，但必竟感觉到了有人管理的效果。
(2)修建防沙墙
5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仍然把防沙治沙作为石窟保护的重点，但是当时苦于对治沙缺少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践上的借鉴，只是凭着对石窟保护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解放前常书鸿所长就主持修了一些防沙墙，如233窟崖顶上有一段防沙墙，大约有10多米长，上面还有段文杰先生书写的“请爱护古迹”几个大字。1954年秋天，所里邀请了敦煌地方上的一些老先生座谈石窟保护及有 关问题，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又提出在石窟山崖边上修建防沙墙的建议，实际上1954年我们已经计划在几处流沙比较严重的地段，如第372、412、326、412、256、205、182、194、356窟山顶上靠近山崖的地方修建防沙墙，每一处防沙墙的长度大约在15米左右，第412窟顶上的防沙墙长在20米以上。
防沙墙全是土坯砌成，高约1．5米，厚0．35米，墙的两面用草泥墁抹，上述几处防沙墙相继在1954年至1955年完成，大部分承包给敦煌一个叫杨生全的泥工。防沙墙所用的土坯是在莫高窟就地取土拓成的，砌墙的泥土也是就地取土，取土的地点在靠近中寺一些较高的地块里。
这些防沙墙相继完成之后，当年石窟前的流沙的确减少了，看来是起了些作用，但是当防沙墙后面被流沙填满之后，流沙越过防沙墙的顶部，继续不断地顺着山崖向窟前飘落，这种情况当时也估计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快防沙墙就失去了作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出鸣沙山每年向莫高窟的输沙量是多少。
为了让防沙墙能继续起点作用，于是又在防沙墙的底部每隔两三米就打开一个洞，把防沙墙后面拦蓄的流沙放下来。在放沙的时候，防沙墙上面还得有工人把沙推向流沙孔，流沙的时候沙尘四处飘扬，使附近的洞窟也受到沙尘影响。为了控制放沙时的沙尘影响，想办法用帆布缝成30多厘米直径的布筒，长约20余米，布筒的上口紧靠在防沙墙的流沙孔上，下面固定在离洞窟较远的地方，用三角架固定起来，这样流沙可以有控制地流在一定的地方，集中成很大的沙堆，以方便用牛车运走。但是好景不长，流沙筒很快就被流沙磨蚀得千疮百孔，这种清沙的办法还是比较可行的，只是在当时经费困难的条件下，经常更换帆布流沙筒，有一定的经济困难(图10)。
这些防沙墙在后来进行石窟加固工程期间，大部分被陆续拆除了。我这里不是介绍治沙的成功经验，而是向后来者述说当时在石窟保护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
(3)挖防沙沟
在修防沙墙的后期，为了进一步防沙，1955年3月16日开始又在洞窟山顶上的平坦处开挖防沙沟，到4月4日共挖沟1014米，沟深120厘米，宽约200厘米(这1000米长的防沙沟用工471个)，挖出来的沙砾堆在沟的东面，目的也是拦蓄流沙，和洞窟山崖顶上的防沙墙作用相似(图11)。1955年相继完成了防沙墙和防沙沟，大概在两三年时间之内，洞窟前的流沙确实减少了。后来防沙沟也被流沙填满，现在山顶上隐约还能看见痕迹。
(4)在莫高窟召开治沙会议
在我们对治沙感到困惑的时候，1959年夏，国家文物局邀请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沙漠研究所的前身)陈明道队长、李鸣岗等治沙专家，会同甘肃省农林厅、酒泉地区林业局的领导在莫高窟开治沙会议，会议期间考察了莫高窟鸣沙山及莫高窟的流沙情况，李鸣岗研究员提出治沙的规划意见：
第一步：在莫高窟山顶上建立气象观测站，收集气象资料为治沙提供气象数据。
第二步：在莫高窟与鸣沙山之间设置高立式沙障，在鸣沙山下的沙丘之间布设草方格沙障。
第三步：在草方格中试验种植梭梭、柠条等耐旱植物。
在讨论中陈队长感概地说：“你们这里治沙也难哦，你们文化部门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李鸣岗研究员提出一个主意说：“包兰铁路沙坡头一段铁路边上，有大量的高立式沙障已经没有用处了，你们和铁路部门联系一下可以无偿地调拨给你们。”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拟订了一个治沙规划并上报文物局，当年冬天之前就从沙坡头运回来一火车皮沙障，同时在敦煌南湖收购了上万斤的芦苇(做草方格沙障)，并在鸣沙山下做了些实验。但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极端困难，也无力进行沙障的施工，到了1960年，研究所的大部分职工忙于生产自救，这次治沙工作就此中断下来了，仅把气象站建立起来并开始气象记录，马竞驰同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气象记录员。
气象观测站建在九层楼山顶上的平坦处，距离九层楼约四五十米，观测的项目有：风向、风速、降水、蒸发、日照、温度、相对湿度、地表和地中温度。因为只有一个记录员，每天只安排在8时、14时、20时三次做记录。每年的春、夏、秋三季记录工作没有多大困难，但是到了冬季以及冬季的前后两月是记录的困难时期，早晨的8点及晚上的20点两次记录大多是在天黑之后，摸黑上山顶观测站进行记录，一手拿着电筒，一手还提着马灯，吃力地爬上九层楼山顶，月黑之夜，戈壁上漆黑一片，孤身一人被黑暗包围着，不由得产生莫名的恐惧，因为天寒地冻仪器中的湿球结冰，按照记录的操作规程首先进行消冰，消冰之后要等三四十分钟才能记录，作一次观测记录上山下山，每次记录要花一个多小时，数九寒天观测站的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几度，真是天寒风似刀，在这样的条件下马竞驰坚持记录工作，我和李云鹤在他调休时顶班，所以也才有上述困难情况的体会。从1962年开始进行加固工程的前期工作，1963年加固工程开始，因为人手紧张，到1964年停止气象记录。
8．试验性加固工程
1956年夏秋之间，国家文物局委派古建研究所(现在的文物研究所)古建专家余鸣谦、杨烈、陆鸿年三位工程师来莫高窟调查研究，中心任务是为加固248～260窟一段北魏石窟收集资料，他们三人进行石窟测绘，我则配合他们进行地质挖探，为加固设计收集地质资料。
同年冬天我到北京古建所配合杨烈进行这一段石窟加固工程的设计，当时对石窟加固都没有经验，为了郑重其事，1957年1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古建所召开专家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文物局文物处的陈滋德处长、陈明达研究员，北京大学的赵正之，清华大学建筑系刘致平、莫中江教授、朱桂莘先生以及古建所的祁英涛、余明谦、杨烈等专家，当时我也在座。会上对石窟加固的原则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对第一次加固的几个方案中的第三方案作了肯定。第三方案的要点是：
(1)虽然是临时性的加固，但要和长远规划相结合。
(2)工程的结构部分如支顶危岩的柱子可以是永久性的，其他如隔断墙和装修等部分可以是临时性的。封闭王道士打的穿洞，修建外走廊。
(3)事先作好测绘及地质勘探工作。
后来国家文物局下达的文件中说明：这段工程是试验性的加固工程，方整石柱用石灰沙浆砌筑，一但有必要还可以拆除。加固工程是可逆的。在施工中我们是严格这样执行的。
1957年的第一、二季度为工程备料，首先在敦煌雇请石匠，在大泉的苦口泉开采花岗岩方整石，后来因为大泉河有一段称为“石碣子”的路段，交通很困难，又改去安西东坝头以北的塔儿泉开采石料。这里的花岗石料结晶稍粗一些，颜色偏暖一些，但还可以用。采石地点虽然远一些，但是可以用汽车运输。
塔儿泉远离城乡，生活十分艰苦，水也是苦咸的，吃的面粉可以一次多运去一些，菜蔬就没有办 法了，采石的工匠他们只有吃点咸菜下饭。我当时有一点体会就是莫高窟无论搞点什么，只要是需要劳动力的事情，离了当地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如果说研究所几十年来在石窟保护上做了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首先有敦煌地方和群众的一份贡献。
第248～260窟这段加固，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以后规模最大的工程，其主要的结构是方整石砌石柱，当地的泥瓦工还承担不了这项工程，当地的石匠只会开石料，不懂得工程技术，后来是常所长通过任震英先生从张掖找来一批退休的青岛石匠。1957年8月开始挖基础，9月开始砌石块，工程进行得很顺利。
1957年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气候已经非常紧张，莫高窟的山沟里也不是世外桃源，30几个人的单位，反右斗争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我白天在工地负责施工，夜晚参加会议。10月份以后，我正式受到批判和斗争，体力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但是对工程我不敢稍有马虎，只想戴罪立功。到年底入冬之前，这项支顶工程的所有石柱全部砌完，工程暂告一段落(图12)。1958年春继续施工，完成了柱子之间的隔断墙。因为墙并不承重，下层用土坯墙砌筑，上层用板条抹灰墙。砌墙之后又完成木结构的外走廊。
在工程顺利进行时，一时石料供应不上，经所里和七里镇石油运输公司联系，他们支援几辆大卡车去安西塔儿泉拉运石料，当时正在接受批判的段文杰、史苇湘、毕可和我都随车搬运石料，当然也有其他干部参加这一重体力劳动。在施工期间我和段文杰、史苇湘、毕可甚至李其琼也在施工现场搬运石料，一条一米长的料石约重四五百斤，对我来说也是严峻的考验，不过一咬牙也挺过来了，这是题外话。
施工期间常书鸿所长夫妇去日本访问，当他一回到所里，马上就到工地察看，因为这是所里第一处加固工程，他一直非常关切。这一段工程完工之后的若干年中，研究所的干部们都非常爱护这一段木结构走廊，冬天每当下雪之后，干部们就扛上铁锨、扫把很快把雪清理掉，保持走廊木地板的干燥。爱护加固工程，实际是体现了大家对石窟文物的爱护。
50年代的石窟保护工作，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我们在缺少文物保护经验和知识的情况下，努力进行外部的维修工作，如除沙、修走廊栈道、安装窟门等，尽量做到减少自然破坏。同时引导组织好群众的参观，减少人为破坏。而将根本性的保护修缮，留待时机成熟的之后再说。
我上面回忆的只是比较大的显著的项目，一些零星的修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能永远也是这样。总的说来，50年代石窟保护主要是调查研究和探索试验的阶段，当时我们还是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我们进行的主要工作都是在文物局的领导下进行的。
1954年8月常书鸿从北京带回一封文化部给敦煌研究所全体同志的公开信，信中对我所的中心任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护、研究和发扬。现在事隔50年，目前敦煌研究院仍然按照上述方针进行工作，只是它的深度和广度大大不同而矣。信中深刻地论述了研究和临摹的关系，同时严肃地指出“保护工作，首先应明确认识，保护敦煌石窟艺术不使其受到任何损坏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与此同时，“敦煌莫高窟考察报告”对莫高窟的维修加固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保护工作进入有章可循的阶段。
三 60年代大力进行石窟保护
50年代后期，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之后，196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进一步开展石窟保护，曾经陆续上报了几个工作报告：第一是关于进行鸣沙山防风治沙的规划；第二是清理石窟中所存清代末期丑恶塑像的报告；第三是进行石窟加固工程的报告。
1962年8月，文化部以徐平羽副部长为首的莫高窟考察团来敦煌考察，成员都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其中有王朝闻(美术理论家)、刘开渠(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家)、宿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陈明达(建筑研究院研究员、建筑史家)、李鸣岗(沙漠研究所研究员、治沙专家)、赵松乔(教授、地理学家)、余晓尧(文物出版社总编)、李槐之(省文化局局长)以及文物局派去波兰学习文物保护的留学生胡继高(大概是刚刚回国，行色匆匆，还是一身西服，当时看来非常显眼)。好像还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导等十余人。在莫高窟考察期间基本同意清除丑恶塑像60多身，开始还把这些塑像暂存在北区的洞窟中，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消毁了，这是后话。
1．关于治理流沙的问题
专家在考察了鸣沙山之后，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李鸣冈、赵松乔二位专家对莫高窟的治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各自有所依据的理论，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先生认为：为了防止流沙对石窟的危害，可以在莫高窟与鸣沙山之间近1000米的平戈壁上建立防沙障，在鸣沙山下的小沙丘之间设立草方格沙障阻挡流沙，否则长期的流沙可能把莫高窟淹没。赵教授则认为：在戈壁上设立各种人工障碍，风速降低后沙尘反而就沉降下来，年复一年戈壁上将形成新的沙丘，说得严重一点鸣沙山将近一步迫近莫高窟，到那时就更为严重了；现在莫高窟上的戈壁，是一种天然平台，是有利的自然地形，不在戈壁上设置沙障，在地理学上叫“不堆积”理论；至于现在流到石窟前面的沙，我估计数量有限，经常清理花费有限，洞窟也不会被埋掉。徐副部长说一时定不下来，就继续观察，首先加固洞窟。石窟加固了，也就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后来大概在1982年赵教授已是近80高龄的人，重访莫高窟时把我找到，问我石窟有没有被流沙埋掉，我告诉他说洞窟保护的很好，没有被沙埋掉，他很高兴，证明他原来的理论是正确的。
2．关于石窟全面加固工程的决策
专家在考察石窟的保护情况之后，认为石窟崖壁的裂隙严重威胁着石窟的安全，虽不一定会马上坍塌，但如果有个万一，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应该立即把石窟加固提到日程上来考虑。徐副部长当即给甘肃省委汪锋书记挂电话，要求省委派工程师来莫高窟勘察石窟的安全情况，并商谈加固问题。几天之后省上请来了铁道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地质处张总工程师及桥隧处谢英工程师。两位工程师都是富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专家，除了在石窟内外仔细勘测病害之外，为了摸清石窟的地质病害和崖壁上部的悬崖危石，张总不顾年高和危险，亲自从第1窟上部崖边边沿一直向南走了好几百米，看到一些在下面看不见的悬崖危石等地质病害，张总不怕艰险，我当然也就只得紧紧跟上，既可互相照顾，又可以向张总学习，但是下临深渊，也得小心翼翼。
经过几天的考察，两位工程师在会上汇报他们的看法，认为石窟应该加固，徐副部长在会议上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可能一时拿不出很多钱来，但是我想选择两三处重点工程，造个15万的预算，上报国务院大概可以批准。
徐平羽副部长对石窟加固的决策，很快就推动了石窟加固工作的进程，他回到北京以后，随即将莫高窟加固问题上报国务院，得到陈毅副总理 的关注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此后徐副部长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联系，得到吕部长的全力支持，命令铁道部西北勘测设计院承担勘测设计任务。同年11月，设计院100多人的勘测队伍进入莫高窟。在寒冷的季节开展地质调查、地质钻探、地形和洞窟测绘等浩繁的前期工程，为石窟全面加固工程拉开了序幕。
附带说一下，在地质钻探过程中，当在第332窟前钻孔时，发现距地表20余米有地下水，我当即向常书鸿所长作了汇报，大家都非常兴奋和高兴，觉得将来可以打井吃到好水了，可惜后来经过分析和化验，钻孔里的水和莫高窟的地表水基本一样，水量也不大。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在现在保卫处的南面打了一口约30多米的浅井，基本用上了较为清洁的井水，不再直接从大泉河里打水饮用了。大泉河水在夏天的洪水季节及洪水过后还有一段时间里，全部是浑浊的泥浆水，不能直接饮用，往往在打上来后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有了井水后，尽管水质仍然不好，但生活上多少有了一些改进。在莫高窟的饮水问题上，几十年来国家文物局一直很关心，多次提供经费帮助解决这里的用水饮水困难，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
3．石窟加固工程方案的确定
1963年第一、二季度，铁道部兰州第一设计院桥隧处和地质处，加紧进行莫高窟第一期加固工程的初步设计(第一、二期加固工程，经商定为两阶段设计，即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初步设计经论证和批准之后再进行施工设计，这样可以保证文物与保护之间的协调和工程本身的设计质量)。四月份甘肃省文化局在兰州召开第一期加固工程初步设计论证会，常书鸿所长及文物局派来的余鸣谦工程师出席会议，我事前为会议画了一张第六工点的透视图(效果图)，会后知道会议同意加固工程的大原则：即用支顶结构支撑危岩，用重力档墙防止岩体坍塌，刷除突出悬崖危石。在此期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也在多方征求意见，特别是征求了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意见，梁先生曾以《关于敦煌维护工程方案的意见》一信答复了文物局，原信全文抄录如下：
关于敦煌维护工程方案的意见
一、同意方案从外面砌墙加固的总原则
推测从符秦到元朝约一千年间，数以百计的洞窟陆续开凿。一面新窟陆续出现，一面旧窟陆续残破坍塌。可以想象，在敦煌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恐怕没有过全部完整修洁的日子。即使有，也只能维持极短的几年。因此，“破破烂烂”就是千年来敦煌的正常外貌——少数完整的窟廊或殿阁，其余就是满崖残破的窟窿眼。这就是敦煌给人的基本印象。今天我以砌墙为主，基本上保持这一面貌，我们也只能做到这样。所以我同意这一总原则。
二、需要注意上部的维护
崖壁是从上面边缘逐渐风化崩塌的。方案主要从崖脚上加固，似应相应地，或者更重要的是防止从上面崩塌的问题。
三、注意新砌的墙基下陷的问题
新墙和崖壁不是一个整体。墙砌好后可能沉降，方案中有沉降缝，是已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望在基础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特别注意这一点。
四、新墙上不要加任何雕饰
新墙最好完全朴素无饰。要注意的是洞窟的比例，各段墙上上下左右凹凸的比例、阴影、墙的颜色等等的艺术效果。绝不可喧宾夺主。
我没有到过敦煌，对于这样的工程结构更是外行，只觉得敦煌的一切主要都在洞内，除了少数窟廊外，外部只是留下大自然破坏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在保护洞内的东西——从外面加固去保护它，因此这一目的必须明确。
此外为了保护绝大多数洞窟，如工程上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时，我想破坏少数次要的洞窟也是可以的。当然，若能“先破后立”例如先揭下壁画，移开塑像将洞拆改、加固，再将壁画贴回洞内壁上，恢复原状，那就更好了。
几点不成熟意见，仅提供参考。
梁思成1963年8月9日
梁先生的信，我和同事肖默当时都没有看到，凭着我们对文物保护和石窟建筑艺术的理解，在每一工点的设计进行论证时都提出对石窟有利的修改意见，例如要根据石窟本身的大小来设计挡墙上的开口，使加固工程的外观不要过于整齐，结合原来石窟崖体的变化，新砌挡墙也要使其高低起伏。对于几座唐宋木结构窟檐要保持它悬挑凌飞的姿态，把挡墙适当的收缩一点。但铁道设计院是一个大单位，我和肖默经过多次争辩也说不服人家，只好听之任之了。待工程完工过了20多年后，我又遇见当时的工程项目负责人，谈起当时的情况，他反省说：我们当时太年轻，不懂得艺术更不懂得文物，事已至此，反正石窟不会垮就行了。
在加固工程进行时，国家文物局提出：这一工程要成为可逆的，到必要时可以部分拆除或全部拆除。所以挡墙用浆砌片石，其它多采用预制混凝土过梁和其他构件，在设计和施工中严格遵照办理。事后证明，由于施工质量较好，浆砌片石粘接得异常牢固，要拆除一部分是相当困难的。
4．关于加固工程的施工
1963年铁道部西北铁路工程局接受莫高窟加固工程的施工任务，铁道部在下达任务时，要求铁路局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组织一个优秀的施工队伍。同年5月哈密工程处组织了120人左右的综合施工队，安排有队长、政委、工程师、施工员等的施工队伍进驻莫高窟施工现场。
为了接待这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临时在上寺的东面修了20间土坯房，上寺的南面原有的临时工住房作厨房和库房，中寺的正殿作他们的队部办公兼住房。还在上寺东南老榆树林中搭了许多帐篷，供他们有家属的人居住。莫高窟长期以来就只有我们单位几十人居住，突然增加上百号的人，一下感到热闹起来了。
为了配合工程队的施工，省文化厅成立工程办公室，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毅任加固工程办公室主任，并调来苏发春任会计，我任甲方代表，国家文物局调文物研究所的余鸣谦任监理工程师(余不在敦煌期间由我代理这一工作)。
根据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协议，施工单位除开采片石之外，其余工程材料都由建设单位供应。加固工程所需工程材料种类不多，但数量较大，很多材料都要从兰州调拨和运输。所以由兰州调拨和运输材料的事由省文化厅文物处负责，文物处当时大概只有三四个人，吴怡如处长和彭岚峰两位同志可以说是全力以赴。而在莫高窟现场，人少事多，我当时也没有调离保护组，既要管工程，还要兼顾保护组的工作。工程队是休大礼拜(两星期休息一天)，我们也得跟着上班。三年多的加固工程期间，莫高窟就是两三个人跟着施工队忙碌。
施工期间，为了开采片石购进了成吨的炸药和上万的雷管，炸药交给工程队保存在山沟里，由他们看管，按规定炸药和雷管不能在一起存放，我和苏发春把雷管放在一个安全地点，当取雷管时，总是趁中午大家开饭的时候我们才单独活动，以免被人发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了安全，我们把剩余的炸药、雷管、导火索全部处理给有关单位。
1963年6月，第一期加固工程第六工点首先
关键词：石窟保护；壁画维修；加固工程
中图分类号：K879．21；K8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203-16
我于1947年到敦煌，最初给我的任务是测绘木结构窟檐并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到50年代初的1952年，成立了石窟保管组，我从当时的美术组调到保管组，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在石窟保护工作岗位上工作了46年。对于上千年的石窟来说四十多年是短暂的，对我个人来说是从青年到老年的毕生精力。
新中国成立几年后即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已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并提上议事日程。对于敦煌这样有着极高艺术价值且又庞大的三处石窟群，如何进行保护，真是无从下手，当时有关石窟文物的保护，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石窟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工作千头万绪，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在过去的50年中，我见证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感受最深的是我们的保护工作一直是在国家文物局的具体领导和关注下进行的，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现在我虽然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是敦煌的石窟保护工作依然使我魂牵梦绕不能忘怀。
前几年我在莫高窟期间，曾为保护研究所的年青同志简单谈过石窟保护工作的过去，为他们提供一点石窟保护的历史资料，现在根据我当时的思路，写成这一份保护工作的回忆录。这些工作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所以只能是一种概括的记述。保护工作中的有些事情做了就过去了，不可能留下什么痕迹，譬如说从四五十年代以后长期进行的清除窟前的积沙，累计有三四万立方米，清除了就完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塑像壁画的维修也是同样的情形，塑像开裂或是即将倒塌，经过设计和修缮与以扶正加固。空鼓起甲的壁画经过加固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有的形象，今天看来它本该就是这样，修旧如旧，修了之后也没有留下什么，石窟保护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重任，已经伤痕累累而脆弱的文物，我们能够维持它的现状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我们的成绩所在。
在石窟保护工作中，石窟加固工程留下了大体量的挡墙石柱等构筑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石窟的外观形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内在保护条件，它的是非功过，已经有人评说，但一般都偏重在外观方面的居多，加固工程是否对石窟存在负面的影响，只有若干年以后才能得到证实，这是留给今后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者长期考虑和研究的任务。
一 20世纪40年代的石窟保护工作
我在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岗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经历了石窟保护从草创期到发展期的各个阶段。十年前退休之后，离开了保护工作现场，虽然我仍然时刻关注着它的发展，但限于地域条件限制，对石窟保护的发展已经不甚了解，想为它做点什么已经不可能了。可是我是从半个世纪前走过来的，把我的保护工作经历写成回忆录，为以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一点历史素材。
以下所述的各项保护工作绝大多数是我经历或是直接经手的事情，大致按年代顺序进行叙述。
1．1943年修建围墙
我虽没有参与修建围墙，但我到莫高窟时围墙还是完整的，所以这里一并加以叙述。修建围墙是常书鸿所长1943年初到敦煌的第一件大事，1943年秋天完成。围墙只包括南区石窟，南起第131窟南侧直到上寺以南，再沿现在窟前柏油路的西侧，到达上中寺之间留有一道大车门，这是一段。然后从上中寺后院之间向东到达河岸约七八米处折而向北，一直到达下寺以北折向第1窟。这道围墙的范围是将上寺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在1943年时，上寺还没有收归国有的原故。现在第1窟北边山坡上通往上山小道的一个门和旁边一段几十米的残垣断壁是当时围墙的历史见证和遗物。
这一围墙高约2米，平均厚约50厘米，全长约1000多米。基本是就地取土夯筑而成。1958年的莫高窟地形测绘图上可能标注了围墙的位置。关于修建围墙的艰难过程可参见常书鸿先生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在当时的条件下，修筑这么长的围墙是十分艰难的工程，围墙的修建完成加强了石窟的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毁损林木。修筑围墙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它明确地向人们宣告莫高窟进入有人管理的状态，有了保护机构，再不能任人破坏了。
2．40年代的治沙工作
上个世纪40年代石窟前堆积很多流沙，南区从第131窟到第153窟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直到第二层石窟的地面。从第129窟到第109窟流沙堆积到了石窟门口。第108窟到第100窟流沙已经封堵了窟门。从第79窟到第21窟流沙普遍比下层石窟地面高出几十厘米到一两米，这一段石窟中的多数石窟特别是大型石窟如第76、61、55、53窟等的窟门都被流沙封堵了，第71～46窟一段还有不少的大沙堆比下层石窟的窟门高。经常要用人工把窟门前的沙子清除，否则下层石窟根本进不去。当时有人曾提出用水冲沙，即把大泉河的水引到窟前，用沙土堆筑几十厘米高的临时水坝，等水聚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放水冲沙，这样沙堆固然可以削去一些，但是并没有冲去多远，只是把它平摊到大范围的树林中了。这个办法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作用不大就停止了。
1946年以后开始在石窟的山崖边上修建防沙墙，第196、233窟及第256窟几处重点流沙处，相继修建了土坯防沙墙，墙高约150厘米(图1)。防沙墙的作用在于把流送聚集在墙的后面，减少经常飘落到窟前的流沙。过上一两年防沙墙后面就被流沙填满，如不及时清除，流沙就溢出墙外，防沙墙也就失去了作用，但当时别无良法，虽是消极的，但暂时能起到一些控制流沙的作用。
3．修建石窟之间的临时通道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上面几层石窟的上下是很困难的，据说张大千为了上第161窟，搭了一个蜈蚣梯，人是上去了，但是不敢下来，为了等人来帮助，他闲得无聊就在甬道北面(甬道北壁是素壁)用土红色画了一幅大胡子自画像，至今尚在。1944年常书鸿所长上到第196窟，因为扶梯倒了，无法从洞窟下来，又没有胆量从山坡上爬上山顶，最后是工人窦占彪从洞窟爬到山顶，再从九层楼的楼梯下来，取了绳索后才把常所长拉上山顶，可见当时洞窟之间的交通是何等困难。
为了解决石窟之间的交通，王圆禄把石窟之间的南北壁打通作为通道，破坏了大量的壁画，现在二层以上的石窟普遍如此。举例说吧，从第428窟可以通过洞窟之间的穿洞一直到达三层楼，从第285窟可以穿到第317窟(图2)。下层 洞窟通往二层及二层通往三层的垂直交通，往往利用藻井较薄的部位向上打洞，从第72窟的藻井上打洞通到第254窟中心柱的北侧，第257窟中心柱的北侧有洞向上通到第258窟，第263窟窟顶打洞通到第264窟，第442窟西壁有洞通到第446窟(这个洞比较大，有台阶上下)。之所以烦琐的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之初，连上洞窟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下层洞窟被沙封堵，上层洞窟之间没有通道，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我是1947年到敦煌的，我来的时候，洞窟之间的交通已经初步改观了，如前面说的第161窟前已经有了简单的走道；第194窟到第196窟前修了10多米长的走廊及台阶；第249窟至第251窟、第259窟至第263窟、第315窟至第320窟、第276窟至第280窟原来都没有通道，以后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地修建了走廊。方法和材料就是在窟前的树林中间伐一些树木，作成檩条和椽子搭建成栈道，椽子上铺树枝，上面再铺草泥。这样的栈道走起来尽管还有点软幌幌的，但还是可以比较方便和安全的上下洞窟了。这些极其简易的走廊栈道在20世纪50年代都曾重新作了翻建，显得稍为整齐一些，也更为坚固一点(图3)。20世纪60年代在全面进行石窟加固工程时全部拆除了。
4．安装洞窟门
原来洞窟是否有门不得而知，常书鸿先生为了保护洞窟，对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如第428、61、98窟等都安装了洞窟门，这些大部分是下层洞窟。当时没有经费，常先生在敦煌县城动员士绅官商们做功德捐献窟门，大概做了大小不等的几十副洞窟门。这些窟门一直使用到60年代加固工程时才拆除。
上面提到的是解放前的修缮工作，都是在缺少经费、材料的情况下在老所长常书鸿先生亲自策划和领导下完成的。
二 50年代对石窟保护的探索
1950年7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成为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的直属单位，此后敦煌石窟的重大保护项目和举措都是在文化部和文物局的领导和关注下进行的。以下按时间顺序说明。
1．敦煌石窟考察组
1951年6月，文物局委派北京大学赵正之、宿白教授，清华大学莫宗江教授以及古代建筑修整所(现中国文物研究所)余鸣谦工程师四位专家，组成工作组来莫高窟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莫高窟进行全面考察：(1)自然环境、(2)各洞窟的损害情况、(3)石窟崖面原状研究、(4)洞窟的建造年代、(5)窟檐情况、(6)提出修理意见。上述考察情况由古建筑学家陈明达写成《敦煌石窟勘察报告》一文发表在1955年第二期《文物参考资料》上。报告的第六部分实际就是敦煌石窟维修保护和研究工作的中长期的工作规划，成为国家文物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长期进行保护工作的纲要。报告在发表之前曾在文物研究所展开讨论，并由常书鸿所长及我写成《对“敦煌石窟勘察报告”的补充意见》与上文同时发表。
国家文物局要求四位专家在进行考察的同时，可以进行一些临时性的修缮工程，为此拨了若干万斤小米的经费(解放初期因为物价还不稳定，单位的经费和个人的工资都是以小米计算，并以小米的市场价格折合成当时的货币)，为了取得敦煌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还成立了莫高窟修建委员会。在当年进行并完成了以下一些维修工程：
(1)第427、431、444窟宋初窟檐的局部修缮(撤换部分椽檩，添配门窗等)。
(2)第437窟窟檐的落架大修(添配部分椽檩及斗拱、门窗，但施工时因为专家已经离开，我又出差在外，工人因为看不懂图，复原时窟檐结构发生错误，有些问题后来作了处理，有的问题至今没有纠正)。
(3)为第458、459、159、194窟修建临时窟檐，以保护露天的窟龛塑像，这几处窟檐至今尚在。
(4)为第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窟修建临时窟檐，保护前室的壁画，此处窟檐在1963年加固工程时拆除(图4)。
(5)为第156、205窟前室建土坯墙，在第292窟前室建砖墙支顶第435窟悬空岩体。
(6)为改善职工生活修建了饭厅、厨房、厕所以及客房等临时建筑。
(7)拆除千像塔。该塔为王圆禄所修，塔现在大牌坊的西北角处，距离石窟前约三四十米，二层八边形，下层塔身外面包砖，塔的形象并不完整，好象没有修完就停止了；塔的用途是王圆禄把石窟中的残破塑像集中起来，存放在塔内；塔的西面有“千像塔记”石碑一通。为了弄清楚塔内究竟存放了些什么，经拆除后，塔中确实存放了不少的残破塑像，这些塑像后来存放在洞窟内，50年代我和窦占彪同志选择了一些较好的或是有参考价值的收藏在第450窟，对于一些可以看出部分形象，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则将其竖立起来，做一个基座，便于保存和观览。
(8)第469窟的发现。据我后来了解，在他们工作期间，窦占彪同志在53洞北壁发现有洞窟痕迹，霍熙亮同志请来了四位专家，在大家的注视下把封堵石窟的土坯拆除，发现有一个小窟，但窟内没有塑像和壁画，石窟的三面都有壁橱，但没有存放东西，只有少数的经轴，可以说明此窟原来是作为藏经之用的，在封闭之前又把藏经搬走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个石窟，编号为469窟。
(9)发现并测绘了“慈氏之塔”。后来宿白先生及肖默先生都曾撰文研究和介绍此塔，1981年为妥善保护此塔，经上级批准，现迁建在莫高窟园林中。
2．1953年发现新洞窟
现在的第470～475窟六个洞窟前，原有一个大土台，土台上有台阶直上第233窟(图5)。土台南侧有两间简陋房屋，马姓和全姓的两位汉人喇嘛偶尔在这里居住，房屋东侧有喂牲口的槽。1949年以后喇嘛们不再来了，我们即把破房子拆了，发现土台南面与岩体之间有大缝隙，透过缝隙可以看见一个小洞窟。
1953年为了利用土台子的土，拓制土坯，在一边挖土一边拓制土坯过程中，于5月1日在土台南边又发现一个小洞，到5月29日土台已所剩不多，当时的业务人员们急切地想看新洞窟，大家拿来杠子套上绳子，齐心协力把剩下的土堆拉倒了，里面出现四个唐代小洞窟，加上前面先发现的两个，共有六个洞窟，从南面依次编号为第470、471、472、473、474、475窟六个号(图6)。这批洞窟刚发现时，窟门内堆了很多流沙，第474窟龛中的塑像，散乱地倒在流沙中，塑像造型很好，可惜都破碎了，当时没有修复残破塑像的技术，只得收存起来。新发现的洞窟里的壁画特别是第474窟的壁画线描、造型及色彩俱佳，由于洞窟长期封闭，一经打开在暴露的空气中，壁画出现大片起甲，地仗也有严重的酥碱现象。
关于这一批新洞窟的发现情况及洞窟内容调 查，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十二期《敦煌千佛洞新发现的洞窟内容调查》一文。
3．第459窟塑像倒塌
1953年9月18日，第459窟佛龛南侧一身唐代菩萨塑像倒塌，菩萨头部及手臂受损较严重，但可以修复，其他部分尚完好，倒塌原因系土蜂在腿根部筑巢，把菩萨的木骨蛀空，因没有及时发现而倒塌。
4．露天壁画边沿加固
在调查的基础上，1953年第二季度对第94、130、203、431、432、428、454窟等窟外崖面上的五代、宋初露天壁画做了边沿加固。在这些露天壁画的边沿剥落处，用麻刀石灰浆作加固处理，原露天壁画的表面是用石灰浆内搀和麻刀及少量的红土，在我们的修复中，所用石灰浆中也加入麻刀和少量红土，使其与原壁画协调。经过加固的壁画至今保持完好(图7新拍)。
(1953年)及防雨棚(1965年前后)
5．最上层洞窟顶部风化破碎岩体的封护
这批洞窟中以159窟及196窟最为严重。在石窟内，顶部岩体严重风化，卵石沙砾经常掉落，有时成片成块的掉落，在洞窟地面上成堆的堆积着卵石沙砾，清扫之后不久又会掉下一堆，对于工作和参观很不安全。为此，首先在159、196窟进行加固试验并取得成功，以后又陆续进行第194、258、260、264、445、444窟等的加固，并对顶部的风化岩体用水泥沙浆进行了封护，效果很好，50年过去了，没有发现这批洞窟岩体剥落的现象。在封护时注意到对封护材料的颜色应与洞窟壁画相协调，如第159、196窟，在灰色的水泥沙浆上再抹一遍白灰沙浆，第444、445窟因为壁画已被烟火熏黑，水泥沙浆的灰色也是协调的。以上所说的是洞窟内部风化岩体的封护。在这一批洞窟中的第196、258、260、264、444、445窟外部的山坡上，也普遍抹了水泥沙浆，目的是防止雨水渗入窟内，在工作完成的当年，因为忽略了排水处理，在下雨时雨水随着山坡往下流，污损了第444、445窟下面的第438、439、440窟等上部的五代露天壁画，造成一定损失。但由此发现用合适的材料封护山坡是可以减少雨水向高层洞窟的渗透。
6．空鼓破损壁画的边沿加固
1953年在一些洞窟内作了空鼓破损壁画的边沿加固工作。有第65、66、70、54、71、26、87、88、99、470、471、472、473、474、475、121、115、45、128、221、223、225、249窟，在23个洞窟中进行，边沿加固153平方米。
1954年5月23日前在第67、64、54、467、53、53、51、50、49、46、45、43、42、41、38、35窟，共16个洞窟，进行边沿加固116平方米。同年又在293、283、282、281、280、279、278、277、450、459、460(图8)、449、61、76、75、85、89、240、252、257、259、320、346、344、335、334、265、263、95、29、22窟共31个洞窟中进行壁画边沿加固325．5平方米。
当时的记录不是很完整，但在这两年中，曾普遍对破损壁画的边沿进行了加固。1956年对榆林窟大部分洞窟中的大面积剥落的壁画进行边沿加固。这个工作一般都只用草泥修补，墁抹得也比较粗糙，最后的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经过边沿加固的壁画再没有发现继续剥落的现象。
7．治沙工作
(1)清除窟前的流沙
从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1954年前后)，一直把治沙列为保护工作中重点的日常工作，常所长认为“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
这里首先简单表述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石窟流沙的堆积情况，总的说来，石窟南端距离呜沙山比较近，流沙的情况比较严重，从石窟最南端第131窟至第155窟，积沙高度与第二层石窟地面等高。这一段石窟中的第146窟在下层，因为地势较低，很容易被流沙埋没，只得用人力经常清沙，在高约4～5米的沙堆之間，第146窟前形成一个缺口。第130窟下层窟门更低，也是经常有人清除才免于被流沙埋没。当时进入130窟的下层也是在沙堆上修的台阶，进入窟门要下十几步台阶才是窟内的甬道地面，里外有2．5～3米左右的高度差，第130窟以北的第129窟至第111窟一带，积沙与石窟地面等高。第108窟也是洞窟地面较外面的沙堆低1米左右。第108窟以北如第100、98、96(北大像)、94窟直至第85窟等都是大型洞窟，这一段是人群活动的中心，因为经常有人清理，所以积沙不太严重。由此往北从第79窟直到第45窟一带，是流沙堆积的严重地段，下层洞窟窟门大多被流沙掩埋，如第79、76、71、68、61、55、53窟等，在第55窟与61窟之间有7个唐代及唐以前的小窟早已被流沙埋没，后被发掘出来，编号为478、479、480、481、482、483、484窟，但壁画和塑像已经全部损坏了。
上述第76、61、55窟因为洞窟大，流沙仅封堵了甬道，形成30多度的斜坡流入窟内，甬道内被流沙掩埋的壁画全部遭到破坏。堆积的流沙也将水分带人甬道，甚至窟前树木的树根也窜进了甬道。当时61、55窟的窟门非常矮小，进入窟门后要顺着在沙堆上修的台阶向下走，才能进入洞窟。这一带第二层洞窟，如第56、57、58、59窟一段，沙堆几乎与洞窟地面等高，当时进入第285窟只须搭一个矮梯就能上去。第322窟以北下层洞窟距地面较高，流沙封堵的情况不太严重。
因为洞窟前普遍都有积沙，使得在窟前的活动，真是走一步退半步。对于开展石窟保护及其他日常工作都极不方便。1953年计划在洞窟前修一条临时的简易路面，所以首先要把窟前大量的积沙清除掉。于是在1954年4、5月间雇佣了莫高窟附近农民的几十辆大轱辘牛车，两个月集中在第61窟至第45窟一带清沙，共清除流沙3340立方米，当年及第二年又清除第33窟以北及第112窟以南的积沙总计在六七千立方米以上(图9)，第130窟以南的高大沙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进行第四期加固工程时才全部清除掉。清除积沙之后，窟前显得宽敞平坦多了，与清除前的积沙成堆、荒芜零乱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地面上还有沙子，走起路来仍然吃力，但必竟感觉到了有人管理的效果。
(2)修建防沙墙
5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仍然把防沙治沙作为石窟保护的重点，但是当时苦于对治沙缺少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践上的借鉴，只是凭着对石窟保护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解放前常书鸿所长就主持修了一些防沙墙，如233窟崖顶上有一段防沙墙，大约有10多米长，上面还有段文杰先生书写的“请爱护古迹”几个大字。1954年秋天，所里邀请了敦煌地方上的一些老先生座谈石窟保护及有 关问题，敦煌名士任子宜先生又提出在石窟山崖边上修建防沙墙的建议，实际上1954年我们已经计划在几处流沙比较严重的地段，如第372、412、326、412、256、205、182、194、356窟山顶上靠近山崖的地方修建防沙墙，每一处防沙墙的长度大约在15米左右，第412窟顶上的防沙墙长在20米以上。
防沙墙全是土坯砌成，高约1．5米，厚0．35米，墙的两面用草泥墁抹，上述几处防沙墙相继在1954年至1955年完成，大部分承包给敦煌一个叫杨生全的泥工。防沙墙所用的土坯是在莫高窟就地取土拓成的，砌墙的泥土也是就地取土，取土的地点在靠近中寺一些较高的地块里。
这些防沙墙相继完成之后，当年石窟前的流沙的确减少了，看来是起了些作用，但是当防沙墙后面被流沙填满之后，流沙越过防沙墙的顶部，继续不断地顺着山崖向窟前飘落，这种情况当时也估计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快防沙墙就失去了作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出鸣沙山每年向莫高窟的输沙量是多少。
为了让防沙墙能继续起点作用，于是又在防沙墙的底部每隔两三米就打开一个洞，把防沙墙后面拦蓄的流沙放下来。在放沙的时候，防沙墙上面还得有工人把沙推向流沙孔，流沙的时候沙尘四处飘扬，使附近的洞窟也受到沙尘影响。为了控制放沙时的沙尘影响，想办法用帆布缝成30多厘米直径的布筒，长约20余米，布筒的上口紧靠在防沙墙的流沙孔上，下面固定在离洞窟较远的地方，用三角架固定起来，这样流沙可以有控制地流在一定的地方，集中成很大的沙堆，以方便用牛车运走。但是好景不长，流沙筒很快就被流沙磨蚀得千疮百孔，这种清沙的办法还是比较可行的，只是在当时经费困难的条件下，经常更换帆布流沙筒，有一定的经济困难(图10)。
这些防沙墙在后来进行石窟加固工程期间，大部分被陆续拆除了。我这里不是介绍治沙的成功经验，而是向后来者述说当时在石窟保护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
(3)挖防沙沟
在修防沙墙的后期，为了进一步防沙，1955年3月16日开始又在洞窟山顶上的平坦处开挖防沙沟，到4月4日共挖沟1014米，沟深120厘米，宽约200厘米(这1000米长的防沙沟用工471个)，挖出来的沙砾堆在沟的东面，目的也是拦蓄流沙，和洞窟山崖顶上的防沙墙作用相似(图11)。1955年相继完成了防沙墙和防沙沟，大概在两三年时间之内，洞窟前的流沙确实减少了。后来防沙沟也被流沙填满，现在山顶上隐约还能看见痕迹。
(4)在莫高窟召开治沙会议
在我们对治沙感到困惑的时候，1959年夏，国家文物局邀请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沙漠研究所的前身)陈明道队长、李鸣岗等治沙专家，会同甘肃省农林厅、酒泉地区林业局的领导在莫高窟开治沙会议，会议期间考察了莫高窟鸣沙山及莫高窟的流沙情况，李鸣岗研究员提出治沙的规划意见：
第一步：在莫高窟山顶上建立气象观测站，收集气象资料为治沙提供气象数据。
第二步：在莫高窟与鸣沙山之间设置高立式沙障，在鸣沙山下的沙丘之间布设草方格沙障。
第三步：在草方格中试验种植梭梭、柠条等耐旱植物。
在讨论中陈队长感概地说：“你们这里治沙也难哦，你们文化部门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李鸣岗研究员提出一个主意说：“包兰铁路沙坡头一段铁路边上，有大量的高立式沙障已经没有用处了，你们和铁路部门联系一下可以无偿地调拨给你们。”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拟订了一个治沙规划并上报文物局，当年冬天之前就从沙坡头运回来一火车皮沙障，同时在敦煌南湖收购了上万斤的芦苇(做草方格沙障)，并在鸣沙山下做了些实验。但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极端困难，也无力进行沙障的施工，到了1960年，研究所的大部分职工忙于生产自救，这次治沙工作就此中断下来了，仅把气象站建立起来并开始气象记录，马竞驰同志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气象记录员。
气象观测站建在九层楼山顶上的平坦处，距离九层楼约四五十米，观测的项目有：风向、风速、降水、蒸发、日照、温度、相对湿度、地表和地中温度。因为只有一个记录员，每天只安排在8时、14时、20时三次做记录。每年的春、夏、秋三季记录工作没有多大困难，但是到了冬季以及冬季的前后两月是记录的困难时期，早晨的8点及晚上的20点两次记录大多是在天黑之后，摸黑上山顶观测站进行记录，一手拿着电筒，一手还提着马灯，吃力地爬上九层楼山顶，月黑之夜，戈壁上漆黑一片，孤身一人被黑暗包围着，不由得产生莫名的恐惧，因为天寒地冻仪器中的湿球结冰，按照记录的操作规程首先进行消冰，消冰之后要等三四十分钟才能记录，作一次观测记录上山下山，每次记录要花一个多小时，数九寒天观测站的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几度，真是天寒风似刀，在这样的条件下马竞驰坚持记录工作，我和李云鹤在他调休时顶班，所以也才有上述困难情况的体会。从1962年开始进行加固工程的前期工作，1963年加固工程开始，因为人手紧张，到1964年停止气象记录。
8．试验性加固工程
1956年夏秋之间，国家文物局委派古建研究所(现在的文物研究所)古建专家余鸣谦、杨烈、陆鸿年三位工程师来莫高窟调查研究，中心任务是为加固248～260窟一段北魏石窟收集资料，他们三人进行石窟测绘，我则配合他们进行地质挖探，为加固设计收集地质资料。
同年冬天我到北京古建所配合杨烈进行这一段石窟加固工程的设计，当时对石窟加固都没有经验，为了郑重其事，1957年1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古建所召开专家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文物局文物处的陈滋德处长、陈明达研究员，北京大学的赵正之，清华大学建筑系刘致平、莫中江教授、朱桂莘先生以及古建所的祁英涛、余明谦、杨烈等专家，当时我也在座。会上对石窟加固的原则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对第一次加固的几个方案中的第三方案作了肯定。第三方案的要点是：
(1)虽然是临时性的加固，但要和长远规划相结合。
(2)工程的结构部分如支顶危岩的柱子可以是永久性的，其他如隔断墙和装修等部分可以是临时性的。封闭王道士打的穿洞，修建外走廊。
(3)事先作好测绘及地质勘探工作。
后来国家文物局下达的文件中说明：这段工程是试验性的加固工程，方整石柱用石灰沙浆砌筑，一但有必要还可以拆除。加固工程是可逆的。在施工中我们是严格这样执行的。
1957年的第一、二季度为工程备料，首先在敦煌雇请石匠，在大泉的苦口泉开采花岗岩方整石，后来因为大泉河有一段称为“石碣子”的路段，交通很困难，又改去安西东坝头以北的塔儿泉开采石料。这里的花岗石料结晶稍粗一些，颜色偏暖一些，但还可以用。采石地点虽然远一些，但是可以用汽车运输。
塔儿泉远离城乡，生活十分艰苦，水也是苦咸的，吃的面粉可以一次多运去一些，菜蔬就没有办 法了，采石的工匠他们只有吃点咸菜下饭。我当时有一点体会就是莫高窟无论搞点什么，只要是需要劳动力的事情，离了当地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如果说研究所几十年来在石窟保护上做了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首先有敦煌地方和群众的一份贡献。
第248～260窟这段加固，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以后规模最大的工程，其主要的结构是方整石砌石柱，当地的泥瓦工还承担不了这项工程，当地的石匠只会开石料，不懂得工程技术，后来是常所长通过任震英先生从张掖找来一批退休的青岛石匠。1957年8月开始挖基础，9月开始砌石块，工程进行得很顺利。
1957年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气候已经非常紧张，莫高窟的山沟里也不是世外桃源，30几个人的单位，反右斗争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我白天在工地负责施工，夜晚参加会议。10月份以后，我正式受到批判和斗争，体力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但是对工程我不敢稍有马虎，只想戴罪立功。到年底入冬之前，这项支顶工程的所有石柱全部砌完，工程暂告一段落(图12)。1958年春继续施工，完成了柱子之间的隔断墙。因为墙并不承重，下层用土坯墙砌筑，上层用板条抹灰墙。砌墙之后又完成木结构的外走廊。
在工程顺利进行时，一时石料供应不上，经所里和七里镇石油运输公司联系，他们支援几辆大卡车去安西塔儿泉拉运石料，当时正在接受批判的段文杰、史苇湘、毕可和我都随车搬运石料，当然也有其他干部参加这一重体力劳动。在施工期间我和段文杰、史苇湘、毕可甚至李其琼也在施工现场搬运石料，一条一米长的料石约重四五百斤，对我来说也是严峻的考验，不过一咬牙也挺过来了，这是题外话。
施工期间常书鸿所长夫妇去日本访问，当他一回到所里，马上就到工地察看，因为这是所里第一处加固工程，他一直非常关切。这一段工程完工之后的若干年中，研究所的干部们都非常爱护这一段木结构走廊，冬天每当下雪之后，干部们就扛上铁锨、扫把很快把雪清理掉，保持走廊木地板的干燥。爱护加固工程，实际是体现了大家对石窟文物的爱护。
50年代的石窟保护工作，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我们在缺少文物保护经验和知识的情况下，努力进行外部的维修工作，如除沙、修走廊栈道、安装窟门等，尽量做到减少自然破坏。同时引导组织好群众的参观，减少人为破坏。而将根本性的保护修缮，留待时机成熟的之后再说。
我上面回忆的只是比较大的显著的项目，一些零星的修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能永远也是这样。总的说来，50年代石窟保护主要是调查研究和探索试验的阶段，当时我们还是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我们进行的主要工作都是在文物局的领导下进行的。
1954年8月常书鸿从北京带回一封文化部给敦煌研究所全体同志的公开信，信中对我所的中心任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护、研究和发扬。现在事隔50年，目前敦煌研究院仍然按照上述方针进行工作，只是它的深度和广度大大不同而矣。信中深刻地论述了研究和临摹的关系，同时严肃地指出“保护工作，首先应明确认识，保护敦煌石窟艺术不使其受到任何损坏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与此同时，“敦煌莫高窟考察报告”对莫高窟的维修加固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保护工作进入有章可循的阶段。
三 60年代大力进行石窟保护
50年代后期，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之后，196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进一步开展石窟保护，曾经陆续上报了几个工作报告：第一是关于进行鸣沙山防风治沙的规划；第二是清理石窟中所存清代末期丑恶塑像的报告；第三是进行石窟加固工程的报告。
1962年8月，文化部以徐平羽副部长为首的莫高窟考察团来敦煌考察，成员都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其中有王朝闻(美术理论家)、刘开渠(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雕塑家)、宿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陈明达(建筑研究院研究员、建筑史家)、李鸣岗(沙漠研究所研究员、治沙专家)、赵松乔(教授、地理学家)、余晓尧(文物出版社总编)、李槐之(省文化局局长)以及文物局派去波兰学习文物保护的留学生胡继高(大概是刚刚回国，行色匆匆，还是一身西服，当时看来非常显眼)。好像还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导等十余人。在莫高窟考察期间基本同意清除丑恶塑像60多身，开始还把这些塑像暂存在北区的洞窟中，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消毁了，这是后话。
1．关于治理流沙的问题
专家在考察了鸣沙山之后，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李鸣冈、赵松乔二位专家对莫高窟的治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各自有所依据的理论，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先生认为：为了防止流沙对石窟的危害，可以在莫高窟与鸣沙山之间近1000米的平戈壁上建立防沙障，在鸣沙山下的小沙丘之间设立草方格沙障阻挡流沙，否则长期的流沙可能把莫高窟淹没。赵教授则认为：在戈壁上设立各种人工障碍，风速降低后沙尘反而就沉降下来，年复一年戈壁上将形成新的沙丘，说得严重一点鸣沙山将近一步迫近莫高窟，到那时就更为严重了；现在莫高窟上的戈壁，是一种天然平台，是有利的自然地形，不在戈壁上设置沙障，在地理学上叫“不堆积”理论；至于现在流到石窟前面的沙，我估计数量有限，经常清理花费有限，洞窟也不会被埋掉。徐副部长说一时定不下来，就继续观察，首先加固洞窟。石窟加固了，也就减少了风沙的危害。后来大概在1982年赵教授已是近80高龄的人，重访莫高窟时把我找到，问我石窟有没有被流沙埋掉，我告诉他说洞窟保护的很好，没有被沙埋掉，他很高兴，证明他原来的理论是正确的。
2．关于石窟全面加固工程的决策
专家在考察石窟的保护情况之后，认为石窟崖壁的裂隙严重威胁着石窟的安全，虽不一定会马上坍塌，但如果有个万一，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应该立即把石窟加固提到日程上来考虑。徐副部长当即给甘肃省委汪锋书记挂电话，要求省委派工程师来莫高窟勘察石窟的安全情况，并商谈加固问题。几天之后省上请来了铁道部西北勘测设计院地质处张总工程师及桥隧处谢英工程师。两位工程师都是富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专家，除了在石窟内外仔细勘测病害之外，为了摸清石窟的地质病害和崖壁上部的悬崖危石，张总不顾年高和危险，亲自从第1窟上部崖边边沿一直向南走了好几百米，看到一些在下面看不见的悬崖危石等地质病害，张总不怕艰险，我当然也就只得紧紧跟上，既可互相照顾，又可以向张总学习，但是下临深渊，也得小心翼翼。
经过几天的考察，两位工程师在会上汇报他们的看法，认为石窟应该加固，徐副部长在会议上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可能一时拿不出很多钱来，但是我想选择两三处重点工程，造个15万的预算，上报国务院大概可以批准。
徐平羽副部长对石窟加固的决策，很快就推动了石窟加固工作的进程，他回到北京以后，随即将莫高窟加固问题上报国务院，得到陈毅副总理 的关注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此后徐副部长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联系，得到吕部长的全力支持，命令铁道部西北勘测设计院承担勘测设计任务。同年11月，设计院100多人的勘测队伍进入莫高窟。在寒冷的季节开展地质调查、地质钻探、地形和洞窟测绘等浩繁的前期工程，为石窟全面加固工程拉开了序幕。
附带说一下，在地质钻探过程中，当在第332窟前钻孔时，发现距地表20余米有地下水，我当即向常书鸿所长作了汇报，大家都非常兴奋和高兴，觉得将来可以打井吃到好水了，可惜后来经过分析和化验，钻孔里的水和莫高窟的地表水基本一样，水量也不大。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在现在保卫处的南面打了一口约30多米的浅井，基本用上了较为清洁的井水，不再直接从大泉河里打水饮用了。大泉河水在夏天的洪水季节及洪水过后还有一段时间里，全部是浑浊的泥浆水，不能直接饮用，往往在打上来后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有了井水后，尽管水质仍然不好，但生活上多少有了一些改进。在莫高窟的饮水问题上，几十年来国家文物局一直很关心，多次提供经费帮助解决这里的用水饮水困难，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
3．石窟加固工程方案的确定
1963年第一、二季度，铁道部兰州第一设计院桥隧处和地质处，加紧进行莫高窟第一期加固工程的初步设计(第一、二期加固工程，经商定为两阶段设计，即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初步设计经论证和批准之后再进行施工设计，这样可以保证文物与保护之间的协调和工程本身的设计质量)。四月份甘肃省文化局在兰州召开第一期加固工程初步设计论证会，常书鸿所长及文物局派来的余鸣谦工程师出席会议，我事前为会议画了一张第六工点的透视图(效果图)，会后知道会议同意加固工程的大原则：即用支顶结构支撑危岩，用重力档墙防止岩体坍塌，刷除突出悬崖危石。在此期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也在多方征求意见，特别是征求了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意见，梁先生曾以《关于敦煌维护工程方案的意见》一信答复了文物局，原信全文抄录如下：
关于敦煌维护工程方案的意见
一、同意方案从外面砌墙加固的总原则
推测从符秦到元朝约一千年间，数以百计的洞窟陆续开凿。一面新窟陆续出现，一面旧窟陆续残破坍塌。可以想象，在敦煌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恐怕没有过全部完整修洁的日子。即使有，也只能维持极短的几年。因此，“破破烂烂”就是千年来敦煌的正常外貌——少数完整的窟廊或殿阁，其余就是满崖残破的窟窿眼。这就是敦煌给人的基本印象。今天我以砌墙为主，基本上保持这一面貌，我们也只能做到这样。所以我同意这一总原则。
二、需要注意上部的维护
崖壁是从上面边缘逐渐风化崩塌的。方案主要从崖脚上加固，似应相应地，或者更重要的是防止从上面崩塌的问题。
三、注意新砌的墙基下陷的问题
新墙和崖壁不是一个整体。墙砌好后可能沉降，方案中有沉降缝，是已注意到这一点了。但望在基础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特别注意这一点。
四、新墙上不要加任何雕饰
新墙最好完全朴素无饰。要注意的是洞窟的比例，各段墙上上下左右凹凸的比例、阴影、墙的颜色等等的艺术效果。绝不可喧宾夺主。
我没有到过敦煌，对于这样的工程结构更是外行，只觉得敦煌的一切主要都在洞内，除了少数窟廊外，外部只是留下大自然破坏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在保护洞内的东西——从外面加固去保护它，因此这一目的必须明确。
此外为了保护绝大多数洞窟，如工程上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时，我想破坏少数次要的洞窟也是可以的。当然，若能“先破后立”例如先揭下壁画，移开塑像将洞拆改、加固，再将壁画贴回洞内壁上，恢复原状，那就更好了。
几点不成熟意见，仅提供参考。
梁思成1963年8月9日
梁先生的信，我和同事肖默当时都没有看到，凭着我们对文物保护和石窟建筑艺术的理解，在每一工点的设计进行论证时都提出对石窟有利的修改意见，例如要根据石窟本身的大小来设计挡墙上的开口，使加固工程的外观不要过于整齐，结合原来石窟崖体的变化，新砌挡墙也要使其高低起伏。对于几座唐宋木结构窟檐要保持它悬挑凌飞的姿态，把挡墙适当的收缩一点。但铁道设计院是一个大单位，我和肖默经过多次争辩也说不服人家，只好听之任之了。待工程完工过了20多年后，我又遇见当时的工程项目负责人，谈起当时的情况，他反省说：我们当时太年轻，不懂得艺术更不懂得文物，事已至此，反正石窟不会垮就行了。
在加固工程进行时，国家文物局提出：这一工程要成为可逆的，到必要时可以部分拆除或全部拆除。所以挡墙用浆砌片石，其它多采用预制混凝土过梁和其他构件，在设计和施工中严格遵照办理。事后证明，由于施工质量较好，浆砌片石粘接得异常牢固，要拆除一部分是相当困难的。
4．关于加固工程的施工
1963年铁道部西北铁路工程局接受莫高窟加固工程的施工任务，铁道部在下达任务时，要求铁路局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组织一个优秀的施工队伍。同年5月哈密工程处组织了120人左右的综合施工队，安排有队长、政委、工程师、施工员等的施工队伍进驻莫高窟施工现场。
为了接待这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临时在上寺的东面修了20间土坯房，上寺的南面原有的临时工住房作厨房和库房，中寺的正殿作他们的队部办公兼住房。还在上寺东南老榆树林中搭了许多帐篷，供他们有家属的人居住。莫高窟长期以来就只有我们单位几十人居住，突然增加上百号的人，一下感到热闹起来了。
为了配合工程队的施工，省文化厅成立工程办公室，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王毅任加固工程办公室主任，并调来苏发春任会计，我任甲方代表，国家文物局调文物研究所的余鸣谦任监理工程师(余不在敦煌期间由我代理这一工作)。
根据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协议，施工单位除开采片石之外，其余工程材料都由建设单位供应。加固工程所需工程材料种类不多，但数量较大，很多材料都要从兰州调拨和运输。所以由兰州调拨和运输材料的事由省文化厅文物处负责，文物处当时大概只有三四个人，吴怡如处长和彭岚峰两位同志可以说是全力以赴。而在莫高窟现场，人少事多，我当时也没有调离保护组，既要管工程，还要兼顾保护组的工作。工程队是休大礼拜(两星期休息一天)，我们也得跟着上班。三年多的加固工程期间，莫高窟就是两三个人跟着施工队忙碌。
施工期间，为了开采片石购进了成吨的炸药和上万的雷管，炸药交给工程队保存在山沟里，由他们看管，按规定炸药和雷管不能在一起存放，我和苏发春把雷管放在一个安全地点，当取雷管时，总是趁中午大家开饭的时候我们才单独活动，以免被人发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了安全，我们把剩余的炸药、雷管、导火索全部处理给有关单位。
1963年6月，第一期加固工程第六工点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