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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我国国情，在经济宏观调控中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关系：(1)正确处理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与充分就业的关系；(2)正确处理扩大内需与利用外部市场的关系；(3)正确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的关系；(4)正确处理体制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5)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 国情； 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07-0014-03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与繁荣。可以说，通过渐进式改革与渐进式开放的探索，我们不仅为世界转型经济体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而且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模式，令世人瞩目，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资源短缺，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这些基本国情还没有根本改变。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虽然我们参与高端分工能力增强，技术优势显著提升，但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主要的分工优势仍然在产业链低端，这一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变化。在体制上，我们仍然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完善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建立，一些旧的体制仍然在诸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转型期的基本特征也没有完全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正确认识国情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求真务实，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
一、正确处理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与充分就业的关系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限制和取消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而不是限制和取消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升级是在我国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条件相适应的情况下，实现产业向高级化的自然演进，是一个长期、逐步、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拔苗助长”。前一时期，由于我们片面强调结构升级，而忽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作用，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融资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盲目打压加工贸易，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就业压力，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们虽然是人口大国，但技术人力资本仅占少数，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从这一实际出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我们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比较优势，这类产业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尤其是在许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发展纺织、食品加工等产业，既解决了当地就业，又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又能避免产生环境污染和高能耗，是应该大力发展的产业。
就解决城市技术人力资本就业而言，国际服务外包应成为未来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重点产业。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将大量服务业离岸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新一轮的国际服务业转移浪潮，我国、印度都成为主要目的地。这对于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服务质量，提升技术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城市产业结构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因为具有知识密集、劳动密集、单位面积产出率高，无污染、低能耗等特点，尤其适合城市发展。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技术人力资本快速增长，网络通讯、交通等各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美化率不断上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短缺、技术人力资本就业压力日益成为主要矛盾，因此，积极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国际服务外包在我国一线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仅仅局限于一线城市还远远不够，应该逐步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推进。目前，许多二、三线城市认为国际服务外包是大城市的事情，中小城市缺乏人力资本和环境条件。因此，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宣传、促进和支持工作。要广泛认识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日益普及的条件下，国际化无处不在，尤其要加强对这些城市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提供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目前，商务部已经在全国设立了20个服务外包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应及时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发挥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
二、正确处理扩大内需与利用外部市场的关系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立足国内市场，更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海外投资都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从解决就业来看，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就业4000万人，整个外贸就业9000万人。据计算，我国平均每1亿美元出口可创造1.5万个就业岗位，2007年出口12180亿美元，可解决1.82亿人的就业。我国出口商品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在全国出口中占一半以上，其中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绝大部分是提供出口的。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在4000万人以上，成为我国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外贸外资对产业带动、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也十分明显。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列世界第3位，制造业列第3位，国际贸易列第3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列第6位，对外直接投资列第13位，外汇储备列第1位，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开放型经济大国。通过长期不懈地、从局部到全方位地开放，我们不仅获得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引进了诸多先进技术，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掌握了一批关键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纺织、家电、机械、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实现了技术升级，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计算机、集成电路、通讯设备、生物医药、铁路车辆、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软件、研发、设计、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业快速成长壮大，都是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这些产业正是通过利用国际市场形成了产业规模，通过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本土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此外，在同跨国公司的学习和博弈中，我们还涌现了一批国际化企业，2008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达到35家，企业海外投资能力、国际并购能力都大大增强。近年来，利用外资对于国有企业改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外资并购、合资等，实现了扭亏为盈，技术设备水平、管理能力得到提高，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刚刚兴起的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也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软件、设计等行业通过承接跨国公司外包，在扩大经济规模，积累技术人力资本，提高国际化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品牌效应等诸多方面都很获益。
此外，我国制造业巨大的产能必须通过国际市场消化。我国有17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其中彩电产量占全球1/3，洗衣机占1/4，电冰箱占1/6，照相机占1/2， 手机占1/2。这样庞大的产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是无法全部消化的。因此，在坚持扩大内需的同时仍然要积极地扩大外需。
三、正确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的关系
努力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发达地区帮助欠发达地区，城市带动农村共同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在产业转移、产业布局上要发挥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引领与带动作用。
首先，东部发达地区应加速边际产业转移。目前东部沿海城市土地资源约束加剧，技术人力资本丰富，各种创新要素集聚，产业结构需要向服务化、集约化、创新化、高端化发展，应着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一些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丰裕，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有较好的条件。
其次，中西部地区在产业布局上要有所作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吸取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在产业规划上要有前瞻性，不重蹈覆辙。承接产业转移不能“拣到篮子里都是菜”。一些工业化程度低，开发晚的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却得到了保护，发展旅游、文化创意、商贸服务业都是很有条件的。但这些地区苦于工业发展慢，“宁可呛死，也不愿意饿死”，仍然接受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一头搞食品加工，另一头又要大上重化工项目，其结果是面临新的环境治理问题。
再次，城市要提升辐射带动能力。要做到城市带动农村，就必须提高城市能级和辐射力，提高城市吸纳就业能力。这就要求城市在产业结构上继续优化，不断向高级化发展，把重点放在发展那些辐射带动能力强，广泛吸纳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上。政府不仅要大力发展商贸、旅游、文化创意等丰富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服务业，还要下大力气发展各种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其经济规模和集聚效应，提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要加强各类产业园区的研发、设计、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条件。
最后，制定宏观调控政策要避免“一刀切”。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体现在东中西部地区、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省际之间，而且体现在一二三线城市之间、沿海地区之间、省内地区之间等等。如就城市发展水平而言，一线城市基本进入了服务经济发展时期，而大部分二、三线城市仍然处于“工业立市”时期，一些偏远城市甚至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因此，政策不仅要有大原则，而且要根据区情实际进行细化，制定针对性较强的财政、税收等政策。
四、正确处理体制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
实践证明，体制改革与创新使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成为我国经济实现30年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改革不仅加快了经济发展，而且也是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证。但是，也有一种思想认为，稳定就是维持现状，过分触及体制问题就会乱，因此对于不合理的旧体制不敢碰，听之任之，这是及其有害的。
其实，目前正是由于一些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仍然存在，影响到社会公平与稳定。如，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在一些领域仍占主导，民营、外资经济仍然难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仍过分主导干预，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官本位的思想仍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活，权力滋生的腐败、寻租现象时有发生，打造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任务还很艰巨；分配中大锅饭的体制仍然存在，制约了人们创造性、积极性的发挥；人才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多元化发展的机制还比较欠缺，制约了人们发展的空间和潜能的释放；法制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国家有大政策，单位有小政策，小政策管大政策”的现象，影响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较好贯彻，等等。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公平正义、法制化的轨道前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五、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实践证明，政府宏观调控是我们取得市场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经验。但宏观调控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如果政府过分主导就可能形成政府和企业的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造成调控与反调控的相持局面，结果适得其反。长期以来，“结构调整、产能过剩”这些词汇在红头文件中几乎年年讲，月月讲。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产能是不是过剩?企业是最清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最能发挥作用。无视这些就可能出现盲目调控，给企业带来灾难。目前，房地产市场成为宏观调控的热点和难点。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是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利益的民生产业。房价过高，远远超出了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稳定房市不等于稳定房价，宏观调控应该使房价按照价值规律理性回归，与建房成本、收入水平相协调，才可能放大市场交易量，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要做到科学决策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广开言路。建立自下而上通畅的信息传导渠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偏差往往是中央、地方、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来自最基层、一线企业的声音往往“人微言轻”，或难以传递到中央，或存在信息滞后、信息扭曲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使中央能够及时听到来自一线企业的声音。这其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咨询机构、信访机构、网络及新闻媒体、科研咨询机构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辑 于朝霞
[关键词]经济发展； 国情； 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07-0014-03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与繁荣。可以说，通过渐进式改革与渐进式开放的探索，我们不仅为世界转型经济体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而且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模式，令世人瞩目，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资源短缺，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这些基本国情还没有根本改变。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虽然我们参与高端分工能力增强，技术优势显著提升，但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主要的分工优势仍然在产业链低端，这一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变化。在体制上，我们仍然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完善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建立，一些旧的体制仍然在诸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转型期的基本特征也没有完全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正确认识国情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求真务实，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
一、正确处理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与充分就业的关系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限制和取消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而不是限制和取消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升级是在我国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条件相适应的情况下，实现产业向高级化的自然演进，是一个长期、逐步、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拔苗助长”。前一时期，由于我们片面强调结构升级，而忽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作用，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融资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盲目打压加工贸易，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就业压力，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们虽然是人口大国，但技术人力资本仅占少数，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从这一实际出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我们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比较优势，这类产业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尤其是在许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发展纺织、食品加工等产业，既解决了当地就业，又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又能避免产生环境污染和高能耗，是应该大力发展的产业。
就解决城市技术人力资本就业而言，国际服务外包应成为未来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重点产业。进入本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将大量服务业离岸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新一轮的国际服务业转移浪潮，我国、印度都成为主要目的地。这对于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服务质量，提升技术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城市产业结构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因为具有知识密集、劳动密集、单位面积产出率高，无污染、低能耗等特点，尤其适合城市发展。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技术人力资本快速增长，网络通讯、交通等各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美化率不断上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短缺、技术人力资本就业压力日益成为主要矛盾，因此，积极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国际服务外包在我国一线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仅仅局限于一线城市还远远不够，应该逐步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推进。目前，许多二、三线城市认为国际服务外包是大城市的事情，中小城市缺乏人力资本和环境条件。因此，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宣传、促进和支持工作。要广泛认识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日益普及的条件下，国际化无处不在，尤其要加强对这些城市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提供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目前，商务部已经在全国设立了20个服务外包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应及时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发挥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
二、正确处理扩大内需与利用外部市场的关系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立足国内市场，更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海外投资都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从解决就业来看，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就业4000万人，整个外贸就业9000万人。据计算，我国平均每1亿美元出口可创造1.5万个就业岗位，2007年出口12180亿美元，可解决1.82亿人的就业。我国出口商品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在全国出口中占一半以上，其中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绝大部分是提供出口的。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在4000万人以上，成为我国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外贸外资对产业带动、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也十分明显。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列世界第3位，制造业列第3位，国际贸易列第3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列第6位，对外直接投资列第13位，外汇储备列第1位，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开放型经济大国。通过长期不懈地、从局部到全方位地开放，我们不仅获得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引进了诸多先进技术，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掌握了一批关键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纺织、家电、机械、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实现了技术升级，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计算机、集成电路、通讯设备、生物医药、铁路车辆、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软件、研发、设计、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业快速成长壮大，都是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这些产业正是通过利用国际市场形成了产业规模，通过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本土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此外，在同跨国公司的学习和博弈中，我们还涌现了一批国际化企业，2008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达到35家，企业海外投资能力、国际并购能力都大大增强。近年来，利用外资对于国有企业改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外资并购、合资等，实现了扭亏为盈，技术设备水平、管理能力得到提高，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改善。刚刚兴起的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也产生了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软件、设计等行业通过承接跨国公司外包，在扩大经济规模，积累技术人力资本，提高国际化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品牌效应等诸多方面都很获益。
此外，我国制造业巨大的产能必须通过国际市场消化。我国有17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其中彩电产量占全球1/3，洗衣机占1/4，电冰箱占1/6，照相机占1/2， 手机占1/2。这样庞大的产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是无法全部消化的。因此，在坚持扩大内需的同时仍然要积极地扩大外需。
三、正确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的关系
努力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发达地区帮助欠发达地区，城市带动农村共同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在产业转移、产业布局上要发挥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引领与带动作用。
首先，东部发达地区应加速边际产业转移。目前东部沿海城市土地资源约束加剧，技术人力资本丰富，各种创新要素集聚，产业结构需要向服务化、集约化、创新化、高端化发展，应着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一些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丰裕，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有较好的条件。
其次，中西部地区在产业布局上要有所作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吸取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在产业规划上要有前瞻性，不重蹈覆辙。承接产业转移不能“拣到篮子里都是菜”。一些工业化程度低，开发晚的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却得到了保护，发展旅游、文化创意、商贸服务业都是很有条件的。但这些地区苦于工业发展慢，“宁可呛死，也不愿意饿死”，仍然接受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一头搞食品加工，另一头又要大上重化工项目，其结果是面临新的环境治理问题。
再次，城市要提升辐射带动能力。要做到城市带动农村，就必须提高城市能级和辐射力，提高城市吸纳就业能力。这就要求城市在产业结构上继续优化，不断向高级化发展，把重点放在发展那些辐射带动能力强，广泛吸纳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上。政府不仅要大力发展商贸、旅游、文化创意等丰富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服务业，还要下大力气发展各种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其经济规模和集聚效应，提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要加强各类产业园区的研发、设计、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供条件。
最后，制定宏观调控政策要避免“一刀切”。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体现在东中西部地区、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省际之间，而且体现在一二三线城市之间、沿海地区之间、省内地区之间等等。如就城市发展水平而言，一线城市基本进入了服务经济发展时期，而大部分二、三线城市仍然处于“工业立市”时期，一些偏远城市甚至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因此，政策不仅要有大原则，而且要根据区情实际进行细化，制定针对性较强的财政、税收等政策。
四、正确处理体制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
实践证明，体制改革与创新使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成为我国经济实现30年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改革不仅加快了经济发展，而且也是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证。但是，也有一种思想认为，稳定就是维持现状，过分触及体制问题就会乱，因此对于不合理的旧体制不敢碰，听之任之，这是及其有害的。
其实，目前正是由于一些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仍然存在，影响到社会公平与稳定。如，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在一些领域仍占主导，民营、外资经济仍然难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仍过分主导干预，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官本位的思想仍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活，权力滋生的腐败、寻租现象时有发生，打造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任务还很艰巨；分配中大锅饭的体制仍然存在，制约了人们创造性、积极性的发挥；人才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多元化发展的机制还比较欠缺，制约了人们发展的空间和潜能的释放；法制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国家有大政策，单位有小政策，小政策管大政策”的现象，影响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较好贯彻，等等。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公平正义、法制化的轨道前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五、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实践证明，政府宏观调控是我们取得市场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经验。但宏观调控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如果政府过分主导就可能形成政府和企业的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造成调控与反调控的相持局面，结果适得其反。长期以来，“结构调整、产能过剩”这些词汇在红头文件中几乎年年讲，月月讲。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产能是不是过剩?企业是最清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最能发挥作用。无视这些就可能出现盲目调控，给企业带来灾难。目前，房地产市场成为宏观调控的热点和难点。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是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利益的民生产业。房价过高，远远超出了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稳定房市不等于稳定房价，宏观调控应该使房价按照价值规律理性回归，与建房成本、收入水平相协调，才可能放大市场交易量，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要做到科学决策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广开言路。建立自下而上通畅的信息传导渠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偏差往往是中央、地方、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来自最基层、一线企业的声音往往“人微言轻”，或难以传递到中央，或存在信息滞后、信息扭曲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使中央能够及时听到来自一线企业的声音。这其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咨询机构、信访机构、网络及新闻媒体、科研咨询机构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辑 于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