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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台要做一套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及其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成绩的节目，刚刚去世不久的歌唱家帕瓦罗蒂于1986年的首次访华演出便成为了重点。我作为当初参加一些接待和交流活动者，当时正在中央歌剧院工作，专业也对口，当然义不容辞地要接受一些采访，提供一些当时的情况甚至“花絮”，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如果仅将目光集中在这一位歌唱家身上，将这次交流活动评价过高也是不恰当和不必要的。
这次活动是很轰动的，尤其是据说让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唱音乐会是经过了胡耀邦同志的“特批”，意义更是非比寻常。那么，当1952年冬为纪念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苏联政府派来了芭蕾大师乌兰诺瓦等一批世界一流的音乐家、舞蹈家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演出，代表中国文艺界致欢迎词的还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呢!后来，当苏联艺术家们在我国各重要城市巡回演出即将结束，在哈尔滨参加了庆祝中东铁路归还典礼并作了演出之际，适逢1952年的岁末，来参加典礼的周恩来总理便挽留苏联艺术家在当地过年，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联欢舞会，以免苏联艺术家们在西伯利亚铁路列车上守岁感到寂寞。可见，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关心文化交流是有很悠久的优良传统的，并非仅仅从胡耀邦同志开始。
由此，我就想到是否应该重视一下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甚至教训呢。重视，首先要从准确地记载开始，例如电视台出过一个知识测验题：“有哪几位外国歌唱家演唱过《在那遥远的地方》？”标准答案是“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和西班牙歌唱家卡雷拉斯。”可是出题者却忽视了：苏联阿塞拜疆歌唱家贝布托夫早在1952年来中国演出时就演唱了这首歌，那时，1946年出生的卡雷拉斯还是个6岁的儿童呢！贝布托夫当年不仅在苏联艺术家演出所到的十几个我国的重要城市如上海、广州……直至哈尔滨演唱，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录制了音像资料，怎么电视台有关的部门就如此“数典忘祖”呢？
也有人说，帕瓦罗蒂在世界音乐界的“影响大、地位高”是“明星”，因此应该更加重视。但我认为，如果从“粉丝“的眼光来看也许有点道理，可是，如果从世界艺术史以及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史来看，这个观点就值得商榷了。我曾于不久前写过一篇《三大男高音还是三位男高音？》，指出，多明戈、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诚然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乐坛上很优秀、很著名的三位歌唱家，但他们在国外举行音乐会的海报等宣传资料上都老老实实地写着：“Three Tenors”而非“Three Great Tenors”，因为他们自己明白；在世界乐坛和他们年龄、资历相近，歌艺不相上下或与他们相比各有优长的男高音歌唱家少说也有十来位，中国音乐界和新闻界大可不必“起哄架秧子”。
就已来华访问演出过、能纳入“国际一流”、在“身份、地位”上绝不次于老帕的音乐舞蹈名家就还有芭蕾大师乌兰诺瓦、列比辛斯卡娅和普列谢斯卡娅，小提琴家科岗、奥依斯特拉赫、斯特恩和梅纽因，指挥家则有奥曼迪(费城交响乐团)、阿巴多(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乐团)以及卡拉扬(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等等。至于来访的歌剧、舞剧演出团体，早在“文革“前的1954年冬天，就有莫斯科音乐剧院在天桥剧场安营扎寨，于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演出了六部俄罗斯、苏联的优秀歌剧和芭蕾舞剧，它们是歌剧《冲向暴风雨》《叶甫根尼·奥涅金》《多瑙河彼岸的扎波罗什人》，芭蕾舞剧《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和《阿依波利特医生》，尽管该剧院没有如帕瓦罗蒂这样的明星，但是其整体水平绝不输于甚至高于后来与老帕合作的热那亚歌剧院。后来，1959年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剧团的访华演出也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改革开放后与热那亚歌剧院前后脚来华演出的巴伐利亚歌剧院的整体水平，尤其是在指挥大师萨瓦利什指导下的乐队的演奏，也都高出热那亚歌剧院一筹。至于在此前后，一方面有一些“卖野人头”的江湖班子来糊弄观众，如所谓的“大都会歌剧艺术家代表团音乐会”，其专业水平还不如我国音乐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也有的虽然是著名的院、团，却没有派符合其声望的艺术家前来，例如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来演出的《费加罗的婚姻》等等。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局面下，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基洛夫歌剧院在杰吉列夫指挥下演出的《黑桃皇后》就显得格外可贵!因此，仅仅就接待来华访问演出的著名外国音乐家和音乐、歌剧以及芭蕾表演团体而言，就可以有远比接待帕瓦罗蒂一人或热那亚歌剧院一个剧院丰富的内容。
至于中国的表演艺术团体引进、介绍外国作品所涉及的文艺理论、政策问题也有很多值得研究、总结的问题；仅仅就歌剧领域我亲身接触者，就有1982年《卡门》上演后又被“冷藏”后方才“解冻”，《图兰朵》在华的演出“胎死腹中”到获得在太庙和国家大剧院演出殊荣……等等，这可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具有远比接待帕瓦罗蒂更深刻的内容。其间，还发生过由小泽征尔指挥演出《蝴蝶夫人》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让一出表现日本少女被美国军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来“体现”中、日友好的荒唐事。其实，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的代表作《夕鹤》早在1979年就以日、中文化交流的方式被介绍到了中国来，可说是歌剧方面改革开放的第一颗硕果。它的故事情节中对于金钱能腐蚀人类灵魂的描述相当深刻，对于今天有很强的警世意义，为什么不能用它来体现中日友好精神呢？希望宣传、文化领导部门放宽眼界、提高认识，更深入地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近日，电视台要做一套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及其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成绩的节目，刚刚去世不久的歌唱家帕瓦罗蒂于1986年的首次访华演出便成为了重点。我作为当初参加一些接待和交流活动者，当时正在中央歌剧院工作，专业也对口，当然义不容辞地要接受一些采访，提供一些当时的情况甚至“花絮”，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如果仅将目光集中在这一位歌唱家身上，将这次交流活动评价过高也是不恰当和不必要的。
这次活动是很轰动的，尤其是据说让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唱音乐会是经过了胡耀邦同志的“特批”，意义更是非比寻常。那么，当1952年冬为纪念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苏联政府派来了芭蕾大师乌兰诺瓦等一批世界一流的音乐家、舞蹈家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演出，代表中国文艺界致欢迎词的还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呢!后来，当苏联艺术家们在我国各重要城市巡回演出即将结束，在哈尔滨参加了庆祝中东铁路归还典礼并作了演出之际，适逢1952年的岁末，来参加典礼的周恩来总理便挽留苏联艺术家在当地过年，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联欢舞会，以免苏联艺术家们在西伯利亚铁路列车上守岁感到寂寞。可见，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关心文化交流是有很悠久的优良传统的，并非仅仅从胡耀邦同志开始。
由此，我就想到是否应该重视一下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甚至教训呢。重视，首先要从准确地记载开始，例如电视台出过一个知识测验题：“有哪几位外国歌唱家演唱过《在那遥远的地方》？”标准答案是“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和西班牙歌唱家卡雷拉斯。”可是出题者却忽视了：苏联阿塞拜疆歌唱家贝布托夫早在1952年来中国演出时就演唱了这首歌，那时，1946年出生的卡雷拉斯还是个6岁的儿童呢！贝布托夫当年不仅在苏联艺术家演出所到的十几个我国的重要城市如上海、广州……直至哈尔滨演唱，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录制了音像资料，怎么电视台有关的部门就如此“数典忘祖”呢？
也有人说，帕瓦罗蒂在世界音乐界的“影响大、地位高”是“明星”，因此应该更加重视。但我认为，如果从“粉丝“的眼光来看也许有点道理，可是，如果从世界艺术史以及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史来看，这个观点就值得商榷了。我曾于不久前写过一篇《三大男高音还是三位男高音？》，指出，多明戈、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诚然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乐坛上很优秀、很著名的三位歌唱家，但他们在国外举行音乐会的海报等宣传资料上都老老实实地写着：“Three Tenors”而非“Three Great Tenors”，因为他们自己明白；在世界乐坛和他们年龄、资历相近，歌艺不相上下或与他们相比各有优长的男高音歌唱家少说也有十来位，中国音乐界和新闻界大可不必“起哄架秧子”。
就已来华访问演出过、能纳入“国际一流”、在“身份、地位”上绝不次于老帕的音乐舞蹈名家就还有芭蕾大师乌兰诺瓦、列比辛斯卡娅和普列谢斯卡娅，小提琴家科岗、奥依斯特拉赫、斯特恩和梅纽因，指挥家则有奥曼迪(费城交响乐团)、阿巴多(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小泽征尔(波士顿交响乐团)以及卡拉扬(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等等。至于来访的歌剧、舞剧演出团体，早在“文革“前的1954年冬天，就有莫斯科音乐剧院在天桥剧场安营扎寨，于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演出了六部俄罗斯、苏联的优秀歌剧和芭蕾舞剧，它们是歌剧《冲向暴风雨》《叶甫根尼·奥涅金》《多瑙河彼岸的扎波罗什人》，芭蕾舞剧《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和《阿依波利特医生》，尽管该剧院没有如帕瓦罗蒂这样的明星，但是其整体水平绝不输于甚至高于后来与老帕合作的热那亚歌剧院。后来，1959年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剧团的访华演出也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改革开放后与热那亚歌剧院前后脚来华演出的巴伐利亚歌剧院的整体水平，尤其是在指挥大师萨瓦利什指导下的乐队的演奏，也都高出热那亚歌剧院一筹。至于在此前后，一方面有一些“卖野人头”的江湖班子来糊弄观众，如所谓的“大都会歌剧艺术家代表团音乐会”，其专业水平还不如我国音乐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也有的虽然是著名的院、团，却没有派符合其声望的艺术家前来，例如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来演出的《费加罗的婚姻》等等。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局面下，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基洛夫歌剧院在杰吉列夫指挥下演出的《黑桃皇后》就显得格外可贵!因此，仅仅就接待来华访问演出的著名外国音乐家和音乐、歌剧以及芭蕾表演团体而言，就可以有远比接待帕瓦罗蒂一人或热那亚歌剧院一个剧院丰富的内容。
至于中国的表演艺术团体引进、介绍外国作品所涉及的文艺理论、政策问题也有很多值得研究、总结的问题；仅仅就歌剧领域我亲身接触者，就有1982年《卡门》上演后又被“冷藏”后方才“解冻”，《图兰朵》在华的演出“胎死腹中”到获得在太庙和国家大剧院演出殊荣……等等，这可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具有远比接待帕瓦罗蒂更深刻的内容。其间，还发生过由小泽征尔指挥演出《蝴蝶夫人》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让一出表现日本少女被美国军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来“体现”中、日友好的荒唐事。其实，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的代表作《夕鹤》早在1979年就以日、中文化交流的方式被介绍到了中国来，可说是歌剧方面改革开放的第一颗硕果。它的故事情节中对于金钱能腐蚀人类灵魂的描述相当深刻，对于今天有很强的警世意义，为什么不能用它来体现中日友好精神呢？希望宣传、文化领导部门放宽眼界、提高认识，更深入地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