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编译了一本《生日故事集》。他在序言中已经交代，一共十三篇，十二篇出自美国当代作家之手，由孔亚雷君据英文原文译为中文。最后一篇《生日女孩》是村上本人的作品。据上海“九久读书人”的编辑介绍，作为中文版，村上事务所希望由我根据日文而非英文版译为中文，包括中文版用为序言的日文版后记和对前十二篇的日文点评。
　　说实话，自二〇〇五年翻译村上短篇小说集《东京奇谭集》以来，我差不多有九年没译村上的小说作品了——非小说作品倒是译过若干，如《地下》、《在约定的场所》和《村上广播》、《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因此，我欣然接受了这桩译事。说来也怪，还是唯有翻译村上才能让我清晰听得中文日文相互咬合并开始像齿轮一样转动的惬意声响，才能让我切实觉出两种语言在自己笔下转换生成的实实在在的质感和愉悦感。一如一个老木匠拿起久违的斧头凿子对准散发原木芳香的木板。同时也让我再次感到一个译者遇上合适的作者是怎样的幸事，用莫言的话说，真可能是“天作之合”。可惜篇幅太短了，加起来才两万字左右，委实意犹未尽。
　　也是因为意犹未尽，译毕，我就这篇《生日女孩》对比看了直接译自日文的拙译和间接译自英文的亚雷君译稿（亚雷君起始不知道村上事务所有那样的希望）。内容当然相同。一个在饭店打工的女孩过二十岁生日那天仍在打工。由于平时为老板——往在六楼却从不下楼在店堂露面的老板—送晚饭的领班经理忽然病了，临时由她把晚饭送到六〇四老板房间。第一次见到女孩的老板得知这天是她的生日，便提出要送她一样生日礼物，女孩婉言谢绝。下文是接下去的一段。先看我依据日文原文翻译的：
　　老人手心朝前举起双手。“不不，不应放在心上的应该是你。虽说是礼物，但并不是有形有样的东西，也不值钱。就是说，”他双手置于桌面，再次缓缓吐了口气。“就是说，作为我想满足你一个心愿。可爱的精灵小姐，想满足你希望实现的事，什么都可以，什么心愿都没关系。当然我是说如果你有心愿的话。”
　　“心愿？”她用干涩的声音问。
　　“心愿，但愿如此的心愿。小姐，也就是你希望实现的事。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愿，我会满足一个。最好仔细想想。那就是我能够给你的生日礼物。可是只有一个，要仔细想清楚才好。”老人竖起一支手指。“仅仅一个，过后反悔是不成的。”
　　她无言以对。心愿？再看亚雷君依据英译本转译的：
　　那个老人抬起两只手，手心朝向她。“不，小姐，是你别多想了。我所说的‘礼物’并非什么有形的东西，并非什么有价格标签的东西。简单地说，”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长长地、缓慢地呼吸一口，“对于你这样一个年轻可爱的仙女，我想做的是让你许个愿，而后让你的愿望成真。任何愿望。你想要实现的任何一个愿望——假如你确实有那样一个愿望。”
　　“一个愿望？”她问道，她的嗓子有点发干。
　　“某件你希望会发生的事情，小姐。如果你有某个愿望——某一个愿望，我会让你愿望成真。那就是我要给你的生日礼物。但你最好非常仔细地想想，因为我只能满足你一个愿望。”他竖起一根手指。“只有一个。之后你不能反悔也不能收回。”
　　她不知该说什么好。一个愿望？
　　两相比较，作为文体，不认为几乎成了两种文体或两种语言风格？也就是说，前面的老人是一个讲话略带英文翻译腔因而多少给人以新鲜感的循循善诱而又不失风趣的东方老人，后面的老人则是满口英文腔因而感觉上字斟句酌甚至有些饶舌的西方绅士。说痛快些，差不多是两个老人，两种表情，两副腔调。这不禁让我想起《挪威的森林》和《奇鸟行状录》英文版译者、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的看法。他认为村上那种英文翻译腔式文体是一把双刃剑：“村上那种接近英语的风格对于一位想将其译‘回’英文的译者来说其本身就是个难题——使他的风格在日语中显得新鲜、愉快的重要特征正是将在翻译中损失的东西。”我猜想——純属猜想——大约出于同一认识，村上事务所才要求中文版依据日文原文译出，以尽量减少“损失”。是的，作为中文译者，在这点上我很幸运。而且，也许日文使用汉字和同属东方文化的关系，相比之下，中文可能更容易传达日文原作的体温、表情和脉搏的律动。
　　那么若用中文转译，情形又将如何呢？我想请有兴趣的读者和我一起比较一下亚雷君直接译自英文的和我转译（即依据村上由英文译为日文的日译本翻译）的文体差异。
　　故事集第一篇故事是拉塞尔·班克斯的《摩尔人》。主人公“我”在酒吧里遇见一位庆祝八十岁生日的老太太。稍后得知，“我”在三十年前即“我”二十一岁时，曾短时间作为老太太的情人同她有过肌肤之亲。两人交谈当中出现了这样的对话。首先看看亚雷君直接译自英文的：
　　她撅起嘴唇啜了一口雪利酒，就像只鸟。“那好，”她说，“华伦，当时你是处男吗，遇见我的时候？”
　　“哦，老天。我说，这可真是个好问题，不是吗？”我笑起来。“难道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知道的问题？你是不是我的第一个女人？哇哦。这简直……嘿，盖尔，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直到今天，在这儿，三十年后。”我朝她微笑，但笑意很快就变得僵硬。
　　“我就是想知道，亲爱的。不管怎么样，你从来都没说过。我们共同守着一个大秘密，但我们从没真正谈论过我们自己的秘密。我们谈论戏剧，我们谈了次小小的恋爱，然后你就走了，而我则留在弗兰克身边慢慢变老。越来越老。”
　　其次请看我依据村上由英文译成的日文转译的：
　　她像鸟似的撅起嘴唇喝一口雪利。“好，”她说，“华伦。对了，遇到我的时候，你可是处男？”
　　“啊，瞧你，问这么厉害的问题！”我笑道，“那么多年你一直在想这个？想你是不是我睡的第一个女人？得得得，这个嘛……我说，盖尔。被人问起这个还是头一遭，何况是在时隔三十年重逢的时候！”我朝她微微一笑，但气力从我身上一下子跑掉了。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亲爱的。你对这个绝口不提。虽说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绝大的秘密，但对各自的秘密却没正经谈过。我们谈戏剧，发生了一点点关系。之后你走远了，我仍和弗兰克继续生活。就那样老了下去，老了又老。” 　　如何，文体还是有差异的吧？如果我的转译还算忠实于村上所译的日文，那么想必可以觉出其中多多少少带有村上味儿或村上腔。其实，村上本人也对此直言不讳。他说：“我的小说有一种类似翻译文体的蜕变（“脱耩篥”）或偷梁换柱的地方，翻译中也会出现。”还说他翻译雷蒙德·卡佛时——这本《生日故事集》就有卡佛一篇——“尽管千方百计使之成为标准翻译，但我的卡佛在结果上还是带有我的倾向性（bias）。”换个说法，百分之百的标准翻译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哪怕再千方百计再抓耳挠腮，也还是要在结果上一一当然不是主观有意——或多或少带有译者的倾向性以至偏见。翻译只能是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相互妥协、接近和融合的产物。这既是文学翻译命中注定的无奈，又是其充满丰富的可能性和无穷乐趣的神奇空间。
　　對了，村上二〇〇六年以《翻译与被翻译》为题在日本外务省《远近》杂志八九月合刊号上撰文，文中特别强调了刚才提及的偏见：“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能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一一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至爱。”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爱都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否则爱就无以成立。就文学翻译而言，其载体亦其表现结果即是文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我，作为译者的我，文体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至爱”。文学翻译，始于文体，终于文体，如此而已。
　　既是谈《生日故事集》，那么最后还是想回到生日主题上来——始于生日，终于生日——村上在针对自己创作的《生日女孩》所写的点评中，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二十岁生日：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那个冷飕飕的半阴不晴的冬日，他在酒吧里打工，当侍应生。因为找不到打替班的人，想休息也休息不成。结果那天直到最后的最后都一件开心事也没有，并且觉得“那似乎在暗示我日后整个人生的走向”。显而易见，《生日女孩》中迎来二十岁生日的主人公女孩几乎就是村上本人当时处境和心情的写照。不同的是，村上日后整个人生的走向绝对不坏——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就差还没捞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于是不是开心，这个别人不好判断。
　　至于我，我几乎从不过生日，二十岁生日也罢，五十岁生日也罢。我是母亲的第一胎。生我那年，母亲自己刚满二十岁，刚刚过完二十岁生日。如今二十岁的女孩正欢天喜地上大二，而母亲却在东北平原一间四面泥巴墙的农合里生下了我——在土灶前的柴草上手拿剪刀蘸一下大铁锅里的开水，而后自己剪断婴儿和自己身体之间的脐带。那是怎样的场景、怎样的动作、怎样的眼神和心境啊！你说，我如何忍心吹蜡烛吃蛋糕庆祝自己的生日？尤其在母亲永远离开这个人世、离开我之后，我更没了那份心绪。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于窥海斋，时青岛万木葱茏海风送爽
　　《生日故事集》中文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