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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刚才胡锦涛主席同我们这个研讨会中美双方专家学者亲切会见并作重要讲话，是为中美之间多层次的战略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极重要的推动力。
应当说，我们这个研讨会的主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已经不是一个新题目了，那么我今天又有什么新话可谈呢?
这几年，我在研究中获得了一个既直观又理性的新认识，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实质内涵，应是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人类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今天和以后的中美关系，我认为实际上也将同这一点密切相关。
因此，我今天讲演的主题就是三句话：第一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第二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在21世纪上半叶的复兴；第三句，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同中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不同文明的交流和沟通分不开的。
一
让我首先从今天讲演主题的第一句话说起吧。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个命题的由来，我认为大体有两个起因。一个起因，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经验，从中体认到，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条道路，既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依靠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壮大自己的道路；也不同于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某些后兴大国通过发动世界大战或对外扩张来膨胀自己的道路。应当说，我们开创了一条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另一个起因，是因为这几年国际上围绕中国迅速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议论。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针对这种状况，就更加有必要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的和现实道路向世界作广泛的说明。
我已经多次论述过什么叫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里作一个简要的归纳。概括地说，这个命题包含着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一般地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泛指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走的道路。特殊地说，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则又是专指由上世纪70年代末所开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飞跃的，这样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乃是要解决十三亿到十五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而不是对外扩张，更不是谋求世界霸权。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基础，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
第五，中国这条发展道路的最深刻的实质内涵，就是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这第五点也就是我下面要讲到的，今天讲演主题的第二句话。
二
我们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本身的需要来看，所谓和平发展就是要以符合于现代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在创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多次说过，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三大挑战，这就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归根到底，有赖于最广大人民以文明的方式去正确应对三大挑战，有赖于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
第二，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来看，所谓和平发展，就是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百多年来，在旧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这两种不健康的心态，长期落后又使许多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进入21世纪，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条件下，尤其在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新进程中，某些历史遗留的不健康心态往往又经由种种不文明的行为而被放大了。这些问题不仅会在市场竞争中影响我们的国际声誉，在国际合作中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而且很容易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提供口实。所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在世界树立起“和平中国”的形象，而且要树立起“文明中国”的形象，这已经是一项很迫切很实际的任务了。
第三，从我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救亡图存和强国兴国之梦，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只是近代以来落伍了，并为此遭受了深重的屈辱和苦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做着这个救亡图存和强国兴国之梦，其间历尽艰辛和曲折。直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为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改革开放，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我认为，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将只能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当代世界各种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在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将是我们整个国民素质、民族素质的极大提高，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我愿在此提请朋友们注意，这决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中国人从现在就已认真做起来，并要经过若干代中国人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的历史性任务和根本性事业。
这就是我要着重说明的今天讲演主题的第二句话。
三
既然中华文明是对内谋求和谐、对外谋求和平的文明，那么它的复兴决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冲突。正如胡锦涛主席去年在出席APEC会议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各种文明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应该本着开放的思想，实现共赢”。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同中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和沟通分不开的。这就是我今天讲演要说的第三句话。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也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但是我们认为，这两种文明可以而且必须求同存异，在交流中沟通，决非在所有领域都是绝对对立的，更不应使这种不同成为重启冷战思维的根据。两国人民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大量生动事实，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两国人民共有的求实精神和尊重创造等特点，更是相互沟通的重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除了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之外，现在又冒出来一个说法：由于中国发展快，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这又构成了“威胁”，叫做“模式威胁论”。对此，我们同样是清醒的，我们决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历来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只适合中国国情，任何外国都不可能照搬。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邓小平本人就多次奉劝非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要搞也只能搞本国特色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只会有利于同世界人民一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丰富多彩的和谐世界，而决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威胁。
我欣慰地看到，我们所倡导和追求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受到了美国战略界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一定认同。我也注意到，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某些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有些曾对中国怀有很深疑虑的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也变得客观一些了，也多了几分理解。多方面事实说明，中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从首脑会晤到战略对话，从反恐合作到经贸交流，从共同防治艾滋病和禽流感到探讨能源、太空领域的合作，从军事交流的逐步恢复到社会文化交往的蓬勃发展，两国之间的机制性合作渠道正在全面开通并日益畅通。有这些机制作保障，有巨大的经贸、安全利益纽带作后盾，两国关系目前面临的各种难题应该也能够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控制。
布什总统曾经期待美中关系成为坦诚的(candid)、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合作的(cooperative)关系，即所谓“3C”。我对此表示赞赏。不过我也必须指出，最近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做法，却使我想起了另外三个“C”，那就是Complex(复杂的)、Contradictory(自相矛盾的)、Confusion(令人困惑的)。
比如：一方面，美国部分认同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展望和已经走过的历程，但另一方面，却对中国能否持续坚持走这条道路仍然无端猜疑，抱有根本怀疑的态度。这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显然极其不利。
又比如：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政府最近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的克制、容忍、灵活、开放的政策姿态表示赞赏，但另一方面，却在同陈水扁打交道时态度反复、不讲原则。
这些表现，难道不是让人感到困惑、自相矛盾吗?我以为，中美关系要拥有健康稳定的未来，必须克服上述认知障碍，以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胸襟彼此坦诚相待，共创未来。
为此，我愿借这个圆桌会议，提出另外四个“C”，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以交流(communication)、互补(complementary)、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的精神，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塑造两国关系的未来：
一是在战略互信问题上，加强交流沟通，以增信释疑，减少误判。佐利克先生和戴秉国先生开启的中美战略对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这样的沟通机会真是多多益善。在21世纪上半叶的新形势下，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后兴大国，美国和中国建立起战略互信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在经贸和能源问题上，进一步挖掘两国间的互补优势，多取长补短，少恶意拆台。要想真正克服两国经贸摩擦，首先必须坚持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尊重彼此国情和发展阶段，双方共同努力而不是单方面努力。能源合作攸关两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先进的能源技术与中国巨大的能源技术需求正好互补，美国国家能源发展政策的好的经验也可为中国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能源战略提供借鉴。
三是在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避免冲突，实现双赢。美国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规划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亚太”。这种猜疑如果任其蔓延，结果只能是陷入所谓“安全困境”不能自拔，导致零和结局。化解这种疑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彼此协调，事先打招呼、事后搞通报、平时多联系。中美在亚太地区如能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对中美两国是福，对亚太地区更是福。
四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深化合作，拓展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实践充分证明，中美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最为成功，也最少障碍。因此，中美没有理由不在这些领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大的战略投入加强合作。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化解传统安全领域的猜忌和防范，而且将给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创建更宽厚的平台。
五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放宽眼界，求同存异，促进不同文明的沟通。
总之，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能对两国人民有利。我以为，在既往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冷战思维，扩展战略合作、能源合作、区域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和文明沟通，从而增强和确立战略互信，就一定能够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缔造更广阔也更光明的空间。
朋友们，胡锦涛主席的访美之行将为中美在21世纪的长期建设性合作关系奠定更深厚的基础。让我们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共创中美关系的未来!
谢谢大家。
郑必坚，四川富顺人。1932年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职务。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等。本文系作者于4月19日在西雅图中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未来”圆桌会议上的主旨讲演稿。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刚才胡锦涛主席同我们这个研讨会中美双方专家学者亲切会见并作重要讲话，是为中美之间多层次的战略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极重要的推动力。
应当说，我们这个研讨会的主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已经不是一个新题目了，那么我今天又有什么新话可谈呢?
这几年，我在研究中获得了一个既直观又理性的新认识，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实质内涵，应是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人类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今天和以后的中美关系，我认为实际上也将同这一点密切相关。
因此，我今天讲演的主题就是三句话：第一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第二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在21世纪上半叶的复兴；第三句，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同中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不同文明的交流和沟通分不开的。
一
让我首先从今天讲演主题的第一句话说起吧。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个命题的由来，我认为大体有两个起因。一个起因，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经验，从中体认到，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条道路，既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依靠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壮大自己的道路；也不同于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某些后兴大国通过发动世界大战或对外扩张来膨胀自己的道路。应当说，我们开创了一条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另一个起因，是因为这几年国际上围绕中国迅速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议论。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针对这种状况，就更加有必要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的和现实道路向世界作广泛的说明。
我已经多次论述过什么叫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里作一个简要的归纳。概括地说，这个命题包含着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一般地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泛指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走的道路。特殊地说，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则又是专指由上世纪70年代末所开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飞跃的，这样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乃是要解决十三亿到十五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而不是对外扩张，更不是谋求世界霸权。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基础，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
第五，中国这条发展道路的最深刻的实质内涵，就是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这第五点也就是我下面要讲到的，今天讲演主题的第二句话。
二
我们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本身的需要来看，所谓和平发展就是要以符合于现代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在创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多次说过，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三大挑战，这就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归根到底，有赖于最广大人民以文明的方式去正确应对三大挑战，有赖于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
第二，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来看，所谓和平发展，就是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百多年来，在旧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这两种不健康的心态，长期落后又使许多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进入21世纪，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条件下，尤其在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新进程中，某些历史遗留的不健康心态往往又经由种种不文明的行为而被放大了。这些问题不仅会在市场竞争中影响我们的国际声誉，在国际合作中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而且很容易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提供口实。所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在世界树立起“和平中国”的形象，而且要树立起“文明中国”的形象，这已经是一项很迫切很实际的任务了。
第三，从我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救亡图存和强国兴国之梦，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只是近代以来落伍了，并为此遭受了深重的屈辱和苦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做着这个救亡图存和强国兴国之梦，其间历尽艰辛和曲折。直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为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改革开放，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我认为，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将只能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当代世界各种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在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将是我们整个国民素质、民族素质的极大提高，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我愿在此提请朋友们注意，这决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中国人从现在就已认真做起来，并要经过若干代中国人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的历史性任务和根本性事业。
这就是我要着重说明的今天讲演主题的第二句话。
三
既然中华文明是对内谋求和谐、对外谋求和平的文明，那么它的复兴决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冲突。正如胡锦涛主席去年在出席APEC会议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各种文明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应该本着开放的思想，实现共赢”。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也是同中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和沟通分不开的。这就是我今天讲演要说的第三句话。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也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但是我们认为，这两种文明可以而且必须求同存异，在交流中沟通，决非在所有领域都是绝对对立的，更不应使这种不同成为重启冷战思维的根据。两国人民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大量生动事实，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两国人民共有的求实精神和尊重创造等特点，更是相互沟通的重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除了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之外，现在又冒出来一个说法：由于中国发展快，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这又构成了“威胁”，叫做“模式威胁论”。对此，我们同样是清醒的，我们决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历来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只适合中国国情，任何外国都不可能照搬。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邓小平本人就多次奉劝非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要搞也只能搞本国特色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只会有利于同世界人民一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丰富多彩的和谐世界，而决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威胁。
我欣慰地看到，我们所倡导和追求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受到了美国战略界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一定认同。我也注意到，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某些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有些曾对中国怀有很深疑虑的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也变得客观一些了，也多了几分理解。多方面事实说明，中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从首脑会晤到战略对话，从反恐合作到经贸交流，从共同防治艾滋病和禽流感到探讨能源、太空领域的合作，从军事交流的逐步恢复到社会文化交往的蓬勃发展，两国之间的机制性合作渠道正在全面开通并日益畅通。有这些机制作保障，有巨大的经贸、安全利益纽带作后盾，两国关系目前面临的各种难题应该也能够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控制。
布什总统曾经期待美中关系成为坦诚的(candid)、建设性的(constructive)、合作的(cooperative)关系，即所谓“3C”。我对此表示赞赏。不过我也必须指出，最近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做法，却使我想起了另外三个“C”，那就是Complex(复杂的)、Contradictory(自相矛盾的)、Confusion(令人困惑的)。
比如：一方面，美国部分认同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展望和已经走过的历程，但另一方面，却对中国能否持续坚持走这条道路仍然无端猜疑，抱有根本怀疑的态度。这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显然极其不利。
又比如：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政府最近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的克制、容忍、灵活、开放的政策姿态表示赞赏，但另一方面，却在同陈水扁打交道时态度反复、不讲原则。
这些表现，难道不是让人感到困惑、自相矛盾吗?我以为，中美关系要拥有健康稳定的未来，必须克服上述认知障碍，以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胸襟彼此坦诚相待，共创未来。
为此，我愿借这个圆桌会议，提出另外四个“C”，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以交流(communication)、互补(complementary)、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的精神，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塑造两国关系的未来：
一是在战略互信问题上，加强交流沟通，以增信释疑，减少误判。佐利克先生和戴秉国先生开启的中美战略对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这样的沟通机会真是多多益善。在21世纪上半叶的新形势下，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后兴大国，美国和中国建立起战略互信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在经贸和能源问题上，进一步挖掘两国间的互补优势，多取长补短，少恶意拆台。要想真正克服两国经贸摩擦，首先必须坚持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尊重彼此国情和发展阶段，双方共同努力而不是单方面努力。能源合作攸关两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先进的能源技术与中国巨大的能源技术需求正好互补，美国国家能源发展政策的好的经验也可为中国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能源战略提供借鉴。
三是在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避免冲突，实现双赢。美国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规划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亚太”。这种猜疑如果任其蔓延，结果只能是陷入所谓“安全困境”不能自拔，导致零和结局。化解这种疑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彼此协调，事先打招呼、事后搞通报、平时多联系。中美在亚太地区如能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对中美两国是福，对亚太地区更是福。
四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深化合作，拓展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实践充分证明，中美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最为成功，也最少障碍。因此，中美没有理由不在这些领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大的战略投入加强合作。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化解传统安全领域的猜忌和防范，而且将给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创建更宽厚的平台。
五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放宽眼界，求同存异，促进不同文明的沟通。
总之，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能对两国人民有利。我以为，在既往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经贸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冷战思维，扩展战略合作、能源合作、区域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和文明沟通，从而增强和确立战略互信，就一定能够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缔造更广阔也更光明的空间。
朋友们，胡锦涛主席的访美之行将为中美在21世纪的长期建设性合作关系奠定更深厚的基础。让我们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共创中美关系的未来!
谢谢大家。
郑必坚，四川富顺人。1932年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职务。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等。本文系作者于4月19日在西雅图中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未来”圆桌会议上的主旨讲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