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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我们逐渐发现：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群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穿着本民族的服饰，而改穿汉式服饰或西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说本民族的语言，而改说汉语；越来越多的人远离本民族的传统饮食方式，而叹羡各种新式快餐甚至于洋快餐。少数民族的其他文化———包括民间艺术、歌舞、戏曲、工艺制作、等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处于边缘状态。
以往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当中，还较多地保留着独特的文化。曾几何时，天真的人们甚至还在庆幸那里的传统民族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因为不断出现的外来文化以及这种外来文化强大的“渗透”，他们正在逐步地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我们并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对者，恰恰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切交流都是理所当然的、必要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只有交流才能发展———尤其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交流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但是，对于文化的引进必须注意其整体性，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发生类似“生物入侵”后的灾难性后果。因而，如何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而不致弱化自己，更不致被外来文化同化而迷失、缺失自己，这是当前摆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民族发展战略问题。
如果说“民族精神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那么“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淤。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丢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类社会本应是丰富多彩的，如同自然生态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生存的共同需要。
二
关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比如主要流布于西部、承载着相应民族创造智慧和文化积淀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视野中，它们一直被认为仅仅是一部史诗或者一类口头文学作品，但是，从这些史诗形成、发展、演变和传承的历史轨迹与文化手段来看，它们均是相应民族和相应传统文化及其形式。它们的直接创造者、发展者和传承者，就是借助口头说唱的表演方式承载传诵这些史诗的民间艺人。用以创造、完善和传承这些史诗的艺术形式，分别就是藏族艺术“岭仲”、蒙古族艺术“陶力”和柯尔克孜族艺术“柯尔克孜达斯坦”。这类史诗及其说唱表演即传承传诵的艺术形式本身，由于比较鲜明地保留了这些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演进的年轮，被誉为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艺术发生发展的“活化石”，可以说是非常恰当的。
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不仅是滋养西部各个少数民族民众的重要精神食粮，在传统的农业和渔牧业社会，客观上又是这里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知识传播和道德信仰教育的重要实施手段。在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普通民众那里，艺术表演形式历来是广大的少数民族同胞获取知识、提高自身的重要实现途径。少数民族艺术的这种功能价值，使得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被一再扩大，甚至成为宗教宣传的借用手段。这种情形普遍而且持久，无需举例细述。
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以自身特殊的审美创造方式，丰富着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充盈着中华艺术文化的博大宝库，而且还像汉民族的艺术形式一样，孕育催生出了众多的其他艺术形式，从而为这些少数民族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发展提供着可能，具有“本体艺术”、“母体艺术”和“母题艺术”的多重功能与价值。比如中外闻名、被称为“叙事长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这三个西部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被人认知，也有着同样的性质与经历。换言之，是这些民族的艺术形式孕育了这些民族的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体裁，并使这些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作品成为各自民族的文学经典。同时，这些民族的此类文学经典，又成为其他艺术形式据以创作的经典“母题”，成就着类似民族英雄史诗式的诸多文化形态，辉耀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星空。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本无“先进”与“落后”之分的问题，因为存在即是合理的，对于它那个民族而言，它的文化就是最适宜的文化。更没有因为某一个民族所谓“先进”文化而得到法定发展，因为某一个民族所谓“落后”文化而遭到法定淘汰。因为“文化相对论主张每一种文化的标准都在该文化内部而不在外部，因而没有一种文化是衡量其他文化的绝对尺度”。于我们绝对不能用一种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文化。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成长过程和不同的目标，包含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对生活的态度，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前进的方式和目标，因此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尽可能地深入其内部，用它们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例如在传承《格萨尔王传》中以“神授”、“掘藏”、“圆光”盂等等特殊的传承方式的存在，对我们科学认识其文化传承的特殊性和神秘性构成了挑战。其所折射出来的文化信息，是藏民族认识世界和感悟生命的特殊风格与途径。这些艺术传承的特殊方式与现象，看似迷信荒诞，却为许多艺人的经历和许多学者的考察所证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且需要进一步研究破解的文化谜题，不应当以迷信为由就无视或者刻意忽略其存在。
这个现象也告诉我们，体现并且依附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当中的种种历史文化现象，对于我们认识这些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与学术探索意义。而对少数民族艺术的种种深入考察，会同时刷新我们对于一些文化经典的传统认识。
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的比较研究，方认识到其间的意义是十分巨大而且深远的。其他如宗教思想在青藏高原的流变，“从原始信仰到原始苯教，从苯教到佛教的传人，从佛苯二教的斗争、融合到藏传佛教（特别是宁玛派）的形成和发展，都可从《格萨尔》中找到其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轨迹”榆。这就说明，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和考察，可以为研究一个民族与地域的历史文化现象，包括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等等，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 总而言之，这些蕴涵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西部少数民族艺术，是我们于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视野之外，认识、了解和考察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历史传统的重要文化标本和丰厚学术资源，是我们在进行西部人文资源的发掘和整理时不能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珍视。
三
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便会丧失自己民族历史的根脉，其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的振兴也无从谈起。“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经济实力里，也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虞。”各个民族都要自悟、自尊、自强、自立，保持特有的民族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各个民族成员的自悟即“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
人类进化史证明，但凡一个有自信心、有自尊心、有自豪感的民族，也就是具有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民族，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相反，一个缺乏自信心、缺乏自尊心、缺乏自豪感的民族，也意味着它缺乏民族“文化自觉”的意识，就会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式微、民族传统的衰落或熟视无睹，或束手无策。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知识阶层在欣赏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对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愈来愈警觉，进而对文化多元化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表明，我国主流社会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意识正在日渐凸显。与此同时，西部少数民族知识阶层中的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表现了同样的“文化自觉”意识。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主流社会的知识阶层的观照点在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层面；而西部少数民族知识阶层的观照点，则较多地在于某个“具体民族”的认识层面。
我们应倡导全体少数民族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给予极大关注。而中国知识阶层也应对“少数民族”（甚至于某个“具体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给予同样的关注。
如在当代西北穆斯林民族聚居地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采取办报刊、办学校、办网站等多种形式，表达一种“救族”、“救教”的呼声，反映出穆斯林民族内部深层的“文化自觉”意识。
现在的问题是，主流社会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给予必要的理解与尊重，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的前提是理解。只有理解了，宽容了，才能有尊重。一个民族、一个族群，对于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族群文化的尊重，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先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宽容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到诚心诚意的尊重。这种理解、宽容与尊重，同样包括大民族对于少数民族某些在常人眼中是“奇风异俗”甚至于是“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趋同的文化，但同时也是宽容的文化。诸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化多元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非常适宜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情。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看重不同的文化。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同生存的后现代世界很有可能到来。”一个人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谐、姹紫嫣红的美景也将最终展示在人们面前。
注释：
淤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论》，载《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第5页。
于张海洋：《从自强不息到厚德载物》，载《人文社会学苑·SESA学术通讯》，2003年第3期
盂所谓“神授”，是说“岭仲”的节目《格萨尔王传》的传播是由神灵传给艺人的，（即艺人在少年时代于梦中得到有关格萨尔故事的情节与人物，醒来后即可说唱表演）；所谓“掘藏”，是说艺人通过特异功能或者藏密功能，将前人或埋藏在地下隐秘处或深藏于自身意念中的《格萨尔王传》故事发掘出来，通过写本的抄传或心灵的感应方式，转化为自己拥有的说唱节目及其脚本；所谓“圆光”，是说艺人借助咒语、铜镜、大拇指甲或者碗中之水，看到并且学会了说唱表演《<格萨尔>王传》的有关故事情节。参见：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62页；杨恩洪：《<格萨尔>艺人论析》，载《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65-66页。
榆王兴先：《格萨尔论要》，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57页。
虞冯骥才：《紧急呼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作者简介：冶英生，女，藏族。青海省文化馆调研部副主任，馆员。）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我们逐渐发现：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群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穿着本民族的服饰，而改穿汉式服饰或西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说本民族的语言，而改说汉语；越来越多的人远离本民族的传统饮食方式，而叹羡各种新式快餐甚至于洋快餐。少数民族的其他文化———包括民间艺术、歌舞、戏曲、工艺制作、等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处于边缘状态。
以往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当中，还较多地保留着独特的文化。曾几何时，天真的人们甚至还在庆幸那里的传统民族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因为不断出现的外来文化以及这种外来文化强大的“渗透”，他们正在逐步地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我们并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对者，恰恰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切交流都是理所当然的、必要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只有交流才能发展———尤其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交流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但是，对于文化的引进必须注意其整体性，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发生类似“生物入侵”后的灾难性后果。因而，如何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而不致弱化自己，更不致被外来文化同化而迷失、缺失自己，这是当前摆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民族发展战略问题。
如果说“民族精神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那么“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淤。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丢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类社会本应是丰富多彩的，如同自然生态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生存的共同需要。
二
关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比如主要流布于西部、承载着相应民族创造智慧和文化积淀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视野中，它们一直被认为仅仅是一部史诗或者一类口头文学作品，但是，从这些史诗形成、发展、演变和传承的历史轨迹与文化手段来看，它们均是相应民族和相应传统文化及其形式。它们的直接创造者、发展者和传承者，就是借助口头说唱的表演方式承载传诵这些史诗的民间艺人。用以创造、完善和传承这些史诗的艺术形式，分别就是藏族艺术“岭仲”、蒙古族艺术“陶力”和柯尔克孜族艺术“柯尔克孜达斯坦”。这类史诗及其说唱表演即传承传诵的艺术形式本身，由于比较鲜明地保留了这些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演进的年轮，被誉为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艺术发生发展的“活化石”，可以说是非常恰当的。
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不仅是滋养西部各个少数民族民众的重要精神食粮，在传统的农业和渔牧业社会，客观上又是这里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知识传播和道德信仰教育的重要实施手段。在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普通民众那里，艺术表演形式历来是广大的少数民族同胞获取知识、提高自身的重要实现途径。少数民族艺术的这种功能价值，使得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被一再扩大，甚至成为宗教宣传的借用手段。这种情形普遍而且持久，无需举例细述。
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以自身特殊的审美创造方式，丰富着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充盈着中华艺术文化的博大宝库，而且还像汉民族的艺术形式一样，孕育催生出了众多的其他艺术形式，从而为这些少数民族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发展提供着可能，具有“本体艺术”、“母体艺术”和“母题艺术”的多重功能与价值。比如中外闻名、被称为“叙事长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这三个西部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被人认知，也有着同样的性质与经历。换言之，是这些民族的艺术形式孕育了这些民族的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体裁，并使这些叙事长诗和英雄史诗作品成为各自民族的文学经典。同时，这些民族的此类文学经典，又成为其他艺术形式据以创作的经典“母题”，成就着类似民族英雄史诗式的诸多文化形态，辉耀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星空。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本无“先进”与“落后”之分的问题，因为存在即是合理的，对于它那个民族而言，它的文化就是最适宜的文化。更没有因为某一个民族所谓“先进”文化而得到法定发展，因为某一个民族所谓“落后”文化而遭到法定淘汰。因为“文化相对论主张每一种文化的标准都在该文化内部而不在外部，因而没有一种文化是衡量其他文化的绝对尺度”。于我们绝对不能用一种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文化。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成长过程和不同的目标，包含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对生活的态度，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前进的方式和目标，因此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尽可能地深入其内部，用它们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例如在传承《格萨尔王传》中以“神授”、“掘藏”、“圆光”盂等等特殊的传承方式的存在，对我们科学认识其文化传承的特殊性和神秘性构成了挑战。其所折射出来的文化信息，是藏民族认识世界和感悟生命的特殊风格与途径。这些艺术传承的特殊方式与现象，看似迷信荒诞，却为许多艺人的经历和许多学者的考察所证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且需要进一步研究破解的文化谜题，不应当以迷信为由就无视或者刻意忽略其存在。
这个现象也告诉我们，体现并且依附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当中的种种历史文化现象，对于我们认识这些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与学术探索意义。而对少数民族艺术的种种深入考察，会同时刷新我们对于一些文化经典的传统认识。
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的比较研究，方认识到其间的意义是十分巨大而且深远的。其他如宗教思想在青藏高原的流变，“从原始信仰到原始苯教，从苯教到佛教的传人，从佛苯二教的斗争、融合到藏传佛教（特别是宁玛派）的形成和发展，都可从《格萨尔》中找到其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轨迹”榆。这就说明，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和考察，可以为研究一个民族与地域的历史文化现象，包括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等等，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 总而言之，这些蕴涵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西部少数民族艺术，是我们于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视野之外，认识、了解和考察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历史传统的重要文化标本和丰厚学术资源，是我们在进行西部人文资源的发掘和整理时不能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珍视。
三
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便会丧失自己民族历史的根脉，其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的振兴也无从谈起。“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经济实力里，也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虞。”各个民族都要自悟、自尊、自强、自立，保持特有的民族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各个民族成员的自悟即“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
人类进化史证明，但凡一个有自信心、有自尊心、有自豪感的民族，也就是具有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民族，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相反，一个缺乏自信心、缺乏自尊心、缺乏自豪感的民族，也意味着它缺乏民族“文化自觉”的意识，就会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式微、民族传统的衰落或熟视无睹，或束手无策。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知识阶层在欣赏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对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愈来愈警觉，进而对文化多元化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这表明，我国主流社会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意识正在日渐凸显。与此同时，西部少数民族知识阶层中的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表现了同样的“文化自觉”意识。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主流社会的知识阶层的观照点在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层面；而西部少数民族知识阶层的观照点，则较多地在于某个“具体民族”的认识层面。
我们应倡导全体少数民族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给予极大关注。而中国知识阶层也应对“少数民族”（甚至于某个“具体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给予同样的关注。
如在当代西北穆斯林民族聚居地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采取办报刊、办学校、办网站等多种形式，表达一种“救族”、“救教”的呼声，反映出穆斯林民族内部深层的“文化自觉”意识。
现在的问题是，主流社会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给予必要的理解与尊重，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的前提是理解。只有理解了，宽容了，才能有尊重。一个民族、一个族群，对于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族群文化的尊重，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先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宽容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到诚心诚意的尊重。这种理解、宽容与尊重，同样包括大民族对于少数民族某些在常人眼中是“奇风异俗”甚至于是“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趋同的文化，但同时也是宽容的文化。诸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化多元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非常适宜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情。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看重不同的文化。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同生存的后现代世界很有可能到来。”一个人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谐、姹紫嫣红的美景也将最终展示在人们面前。
注释：
淤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论》，载《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第5页。
于张海洋：《从自强不息到厚德载物》，载《人文社会学苑·SESA学术通讯》，2003年第3期
盂所谓“神授”，是说“岭仲”的节目《格萨尔王传》的传播是由神灵传给艺人的，（即艺人在少年时代于梦中得到有关格萨尔故事的情节与人物，醒来后即可说唱表演）；所谓“掘藏”，是说艺人通过特异功能或者藏密功能，将前人或埋藏在地下隐秘处或深藏于自身意念中的《格萨尔王传》故事发掘出来，通过写本的抄传或心灵的感应方式，转化为自己拥有的说唱节目及其脚本；所谓“圆光”，是说艺人借助咒语、铜镜、大拇指甲或者碗中之水，看到并且学会了说唱表演《<格萨尔>王传》的有关故事情节。参见：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62页；杨恩洪：《<格萨尔>艺人论析》，载《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65-66页。
榆王兴先：《格萨尔论要》，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57页。
虞冯骥才：《紧急呼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作者简介：冶英生，女，藏族。青海省文化馆调研部副主任，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