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徐昌东怀揣40美元出国。2000年，他带着巨大财富回国，创建中国第一家作为具有国际旅游度假概念的北京中安达旅游度假服务有限公司，并成为分时度假在中国的先行者。
　　
　　我是带着40美元出国的，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41美元，我也赢了。
　　1983年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当时我在上海有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教师。但我父亲在整风运动中戴过右派帽子，最后含冤离去，这种很不公正的遭遇一直让我心有余悸，而当时的美国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就这样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揣着40美元离开上海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留学。
　　在美国4年的留学期间，我经常周末去餐厅端盘子。记得有一次，我在新泽西州一个非常高档的餐馆里打工，碰到了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刘廷芳老先生，很快我们就建立了忘年之交。他为人处事的豁达，以及对社会宏观面的认识给了我巨大的影响。他很有地位，国内的一些政要来美国都会去拜访他，因此我也就和国内的政界有了一些接触。而我太太的堂兄蒋彦士当时也是国民党的要员，曾担任蒋经国和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就这样，我和大陆、台湾的政要都有了密切的接触，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很少有的经历。这种经历让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盼望，现在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又开始合作，我感到非常欣慰。
　　1987年，我获得了计算机和化学硕士学位，进入美国VCC公司做副总裁。我始终记得我是带着40美元来美国的，作为一个彻底的无产者，无私者无畏。因此一年后，我注册了美国达西集团，开始做投资、贸易和化工业务，公司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在美国闲暇之余，我很喜欢去旅游，花了一万多美元买了一张分时度假卡，可以不停地跟别人交换旅游的地方，给旅游带来很大方便。从那时起，我就有把分时度假引入中国的想法。
　　2000年，中国首推“五一旅游黄金周”，我认为时机到来，就决定把分时度假带到中国, 回国不久，我就与中国旅行社总社等在当年11月正式成立北京中安达旅游度假服务有限公司。
　　目前中安达采用国际通行做法，每个客户只需一次性付款3万元，就可拥有一栋国内流动别墅使用权，40年内每年可到不同城市度假一周，并可将这一权益进行转让、馈赠或继承。这个价格对于有旅游需求的中国新富阶层来说是很划算的，一栋设备齐全的别墅测算下来，是很便宜的，而且面积相当大。此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在中国推广分时度假上。
　　去年，我与美国前参议员曼弗里德·沃沦斯汀先生共同发起在美注册成立了美中投资中心，也有机会为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做些事情，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并购，也可以把美国的银行及地方企业带到中国来，并协调解决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争端。
　　在美国生活的17年里，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包括政治上也越来越开明。当然我也发现中国的不足之处。但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政策很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可能一步就走到西方那样的民主。就像一个极度虚弱的人，动大手术会有危险的，我们必须用中药先慢慢去调理。
　　中国政府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我认为非常好。建立“和谐社会”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当然开放的社会没有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但能否把这个差距缩小就是很关键的；第二，我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建立一个诚信机制。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还比较短，要花大力气来建设信用的体系和观念，这比建一些硬件基础设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