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泡沫破灭的最低谷年代，邝子平与他的团队因为每年在中国投资6—8个项目而两度获得“年度最佳投资人”。作为英特尔投资部中国区总监，这位业界的元老人物、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硕士至今沿袭着他从美国清贫留学、打工奋斗时保持下来的勤奋踏实的风格。
　　他这样解释当初为什么要回国的原因：“我和朋友走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栋很漂亮的大楼，我可以很自豪地跟朋友说，瞧，那是深圳招商银行的大楼，我们前两个月刚刚做了整个楼的网络。”
　　
　　1980年，我刚刚高中毕业，就自费去了旧金山留学。一边读书一边在餐馆打工、刷盘子、作服务生，走过了从语言学校到本科的5年。1986年加州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我又到斯坦福大学读计算机硕士。
　　毕业之后，我进入了硅谷的3Com公司做软件工程师，在3Com的三年多，大概了解了美国大公司的运作和管理。到1990年时，硅谷一家刚创立的专做网络交换设备的Kalpana公司给我打电话，邀我去做软件开发部门经理。加盟Kalpana一干就是4年，期间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一个MBA学位。
　　1994年，Kalpana公司被思科公司收购，我就成为思科的一员。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待了快15年，虽然事业发展还算顺风顺水，但总在考虑要不要回到中国发展。从大环境来讲，当时美国IT业发展缓慢下来，而中国IT业正在兴起，加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特别是电信、互联网行业，有很多美国没有的机会。
　　1994年初，正好思科计划在中国区大力拓展，我就被思科派回到香港工作，当时思科在整个亚洲才27名员工。一年后，我又到广州开设思科华南代表处。
　　刚开始我和一名工程师在华南跑了一个多月，做了9个城市的路演，主要的城市都跑遍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的大批IT企业，当时感受很深的是，如果我没有回国，也许我去做销售也会做得成功，但从一个工程师转行作销售，然后两年就成为思科华南区的总经理，这种事只能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
　　1998年，我到北京来负责思科对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在这个岗位上又做了两年，这段时期最难忘的事是我们帮助中国联通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VOIP（IP电话）网络，从一开始的探讨到后来的测试、安装、开通，当时那种在一件很大事情中的参与感给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思科一共工作了5年半时间。到1999年底，我突然觉得应该尝试更新一点的领域。正好英特尔投资部要扩大在亚洲的投资规模，当时还没有大批海归回到中国内地，有我这样从业经验的人也不多，所以一不小心就踏入了投资这一行，而且一做就是6年。
　　1999年，第一波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国内企业开始准备去纳斯达克上市，亚信、UT斯达康、新浪、搜狐成功之后，整个市场对这条路有了认可。但很快全球电信业和网络泡沫破灭，造成了2000—2002年的低谷。在那两年网络低谷期，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的机构和人非常少，但作为策略投资者，英特尔在低谷期也奉行平滑的投资战略，不管经济气候热冷，我们每年按照自己的进度投资6—8个项目，所以2001年、2002年我都被评为“年度最佳投资人”。
　　到现在为止，我是研发做了6年，销售做了6年，投资做了6年。我觉得海归的发展要跟本土的发展潮流结合起来，而且最好是真正到国外的大公司去把别人的做事方式学会，再回国创业，那样可能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