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邮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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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报的恐惧
  
  清朝末年,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电报不过是洋人搞的诸多奇技淫巧中的一种罢了。很多人认为,洋人专门吸食地气和死人魂魄,一根根电线杆儿戳在地上,地气和人的魂魄会顺着电线传到英吉利、法兰西。
  中国人对电报技术的态度很快就在一个外国人的身上得到了应验。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总邮政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
  1861年,赫德建言总理衙门在中国开办公共邮政。但是刚刚经历了战争失败的大清朝正沉浸在一片消极的气氛中。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即便是因受命“抚夷”而负责“抚局”的务实派也是终日抑郁,根本无心顾及此事。
  1863年,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赫德,从英国领事馆中最初的翻译一跃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十年历练,让这个堪称中国通的英国人对中国驿站的现状了如指掌。
  他在1863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长期以来转战于川陕边界的太平军大将石达开被骆秉章俘获,并砍了头,今天方得此讯。”石达开6月25日被杀,7月下旬消息才到达京师。重大军情的传递尚且如此缓慢,驿站的效率低下可见一斑。上任伊始,赫德就野心勃勃地希望将中国未来的邮政大权归海关所辖。
  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移设北京。赫德期盼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驻北京各国公使馆的邮件都是经天津海运上海,再交给上海的“客邮局”转往欧美。但冬令期间海河封冻,天津的紫竹林码头无法停靠,南方的轮船不再北上。于是便由总理衙门出面,通过驿站将邮件由陆路运到镇江,再水运上海。
  总税务司署移设北京后,赫德与各地海关之间的邮件冬天也交由总理衙门通过京镇驿路传递。1866年冬,赫德终于得到总理衙门允准由海关封发各国使馆邮件,并与海关邮件一起打包交总理衙门通过京镇驿路送到镇江,再由镇江海关安排轮船接运到上海。
  这一年,赫德上书总理衙门,极力建议清政府仿效西方,建立通信电报。在《局外旁观论》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矮人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前数十年中国与外国盖无来往。亦无所谓章程。且中国或不知外洋有如许国。
  与此同时,那些在华经商的外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一家专作海运的英国公司利富洋行,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用电报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港口的情况。但是,即便由英国总领事巴夏礼代为出面,安装电报的申请也依旧被清政府严辞拒绝。
  利富洋行驻上海代表雷诺认为中国人欺软怕硬,于是擅自架设了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的长达12英里的电报线路。但这却激起了民愤,苏松太道丁日昌密令上海县令动员乡民,夜间拔毁所有英商铺设的电线杆。次日,雷诺得知电线杆一夜之间踪影全无,勃然大怒。但因属私设,无从告官,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
  
  官信局的曲折
  
  中国人对待电报的消极立场,使赫德的精力都放在了怎么建立公共邮政的事情上。当他掌控海关大权后,立即在上海、镇江、天津等地海关设立了邮务办事处,并批准天津外侨可以将一袋邮件随公使邮件驿运镇江。随后,向北京和天津的外侨发布了邮政资费标准和封发时刻表。虽然它的服务对象被严格限定为外国使领馆人员和外侨,但中国政府部门中按西方模式经营的邮政机构的萌生,预示着中国邮政史上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19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江河日下,洋务派努力寻求借助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巩固统治的良方。
  1866年,斌椿受总理衙门委派,带着“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的任务,随赫德出访欧洲各国。在游历欧洲之后,年过六旬的斌椿写下了著名的《乘槎笔记》,书中对欧洲各国作了精彩的记述。其中就谈到他在欧洲参观电报局并亲自试用电报的经历。
  138年前,丹麦一家名为大北电报公司的电报水线在中国上岸,并在上海投入营业,电报的快捷和便利再次使洋务派官僚们大开眼界。
  当时,洋务派的天字号人物李鸿章驻守天津,名义上是办理通商事宜,实则统筹全局,负责一切洋务、海防事务。每日紧急文报较从前多至十数倍,而且悉关防务重要,可他却不得不面对京师官马大道没有一条途经天津的窘迫状况。可以说,李鸿章对电报的期盼是难以言喻的。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倡导新式邮政的创办。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番民杀害日侨”,出兵进攻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桢奉命前往台湾巡视后,奏请同治皇帝:“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或许是看到了电报立竿见影的效果,清政府竟立即颁布上谕,命令沈葆桢迅速办理。与电报大受重视的情况相比,邮政的创办之路就显得异常曲折。
  1875年,英国翻译马嘉里及随员在云南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中被杀。赫德受清政府委托与咄咄逼人的英国代表进行外交斡旋。
  借此机会,赫德将各国邮政规章进行编译,再次游说总理衙门由海关总税务司开办公共邮政和铸银官局。与此同时,赫德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名为《改善商务条陈》的文件,大谈中国开办公共邮政于英国商贸之益,很快便得到英国政府首肯,并将开办官信局作为谈判条件写入谈判清单。
  无路可走的清政府别无选择,总理衙门只能答应下来,并将进一步磋商的事情推给了李鸿章。
  铸银官局直接牵涉到中国的经济命脉,当然不可轻易决定。但是,受够了驿站延误之苦的李鸿章早就希望有一种高效的传递方式改变处处慢于对手的窘迫局面。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更亟需一种传递信息的机构。他支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中国开办邮政。
  但是,他也并非不知,守旧派强烈反对向西方学习,要想推广一项新事物,其阻力异常巨大。大学士倭仁曾攻击总理衙门“奉夷为师”,北京城里甚至一度风传总理衙门意图谋反。此后,不但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奕訢、曾国藩及李鸿章横遭指责,就连下面办事的人也没能幸免。
  丁日昌丢掉了福建巡抚之职,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唐廷枢则被冠以卖国贼的恶名。在这种局面下,无论总理衙门还是李鸿章都不免要有所规避。
  将开办信局写入丧权辱国的条约,签约之人无疑会背上千古骂名。还有,让一个洋人主持开办中国的国家邮政,日后势必会有“尾大不掉”的麻烦。
  赫德想在中国开办邮政,就是为了英国的在华利益。邮政创办后形成的是国家邮政,如果他掌控了海关、邮政,一手抓海关,一手抓邮政,英国的在华利益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以清政府的实力,根本没有和洋人讨价还价的余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已是在所难免。既然中国亟需改善驿站效率低下的旧格局,却一直苦于无路可循,在李鸿章看来,条约或许能够抵挡外部的攻击。
  因此,李鸿章回函总理衙门:“第六条送信官局,据称毋庸禁止民间信局,无甚流弊,即允定由该总税司筹办。”同意赫德开办官信局的要求。
  赫德想在烟台谈判的条约中写进这一条款,允许他在中国开办国家级的邮政。但是,英国驻中国大使威妥玛不同意,他认为赫德在抢他的利益。
  烟台谈判的结果是赫德等人未曾料到的,此前为开办邮政所做的一切似乎已不复存在。中国近代邮政的脚步还未曾迈出第一步,就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虽然赫德的如意算盘在烟台落空,但李鸿章还是劝勉他加紧准备,先在通商口岸及附近地方试行设立送信官局,等日后成效显著,再由他出面向朝廷建议改为国家邮政。
  1878年,李鸿章复函总理衙门称,拟开京城、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西方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也就是将只为外国人服务的海关邮政开放给普通中国人。
  恰在此时,赫德受清政府委派前往法国出席巴黎世博会,途经天津时,他将试办官信局的大权暂时授予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
  开办官信局的计划招致朝中保守派的强烈抵制。驿站向来是官员们争权夺利和中饱私囊的重要途径之一,海关官信局的出现,势必削弱他们长期倚赖的驿站。面对强烈的反对声浪,李鸿章十分清楚,不剔除这些阻力,中国的新式邮政就没有发展的可能。
  在西方国家,邮政大都是由国家设立专职部门管理,所得收入全部收归国库。明知如此,李鸿章却大肆鼓吹邮政能赚钱,并极力承诺日后公共邮政将归地方州县办理。他知道只有这样说,才有可能争取更多官员来支持公共邮政在中国推进。这一做法暂时堵住了反对派的攻击,海关办邮政终于得以实施。但是,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论调却在日后为海关邮政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邮政第一步
  
  驿站和民信局,在中国虽然都有落后的一面,但毕竟已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了。
  长久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驿站传官书,民局递私信的状况。
  如何让中国人改变以往的习惯,走进洋人的海关,按他们的方式寄送自己的信件呢?亲历过“烟台议邮”并经过李鸿章的点拨后,德璀琳意识到,要一下子改变中国人长久以来对洋人的敌视,走进海关寄信,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要让中国人放弃使用民信局转投海关邮政,甚至还会触怒为数众多的民信局,或许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对抗海关邮政,如果再加入朝中反对派的攻击,这些力量就会像潮水一样迅速吞没羽翼未丰的海关邮政。
  面对邮政创办后,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接受洋人开办的邮政,德璀琳想,为了和民信局竞争,邮政业务应该由中国人来代办。
  一份光绪四年的文件存稿,记录了德璀琳向李鸿章汇报如何开办海关邮政的情况。德璀琳认为,要想办成海关邮政,必须联合中国人,把海关邮政伪装成普通中国百姓眼中的民信局,并且给予现有民信局一定的利益,才有可能在中国人中获得认可。
  1878年,经过缜密物色,天津一家名为大昌商行的机构被德璀琳选中,在海关授权下筹建华洋书信馆。
  华洋书信馆是德璀琳为获得中国人的认可而抛出的一家中间机构,这里从门脸儿设计到里面的中国伙计,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元素。中国人看到书信馆这个名字就会认为是递送信件的信局,没有人会把它和洋人联系在一起。
  海关欲创办华洋书信馆的消息一经公开,作为中国新闻界重要传播机构的《申报》对此事给予了高度关注。1877年8月14日出版的《申报》在显要位置刊发表了名为“论中国宜设书信馆”的评论文章,极力阐述了开办书信馆对中国之利,并援引了许多事例。此后,又多次发表评论文章对创办华洋书信馆给予支持。
  从遗存的一张民信局的信票上可以看出,中国人通过民信局递送信件,寄信人无须预付或者只预付一半信资,剩余的由收信人支付。在中国人看来,只有信送到再付齐信资,送信伙计才会尽职尽责。
  但是,海关邮政不能再沿用民信局的老套路,华洋书信馆必须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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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邮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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